第15章 自蒋介石入主黄埔,他就开始了爬上权力顶峰最重要的势力积累阶段。而这一 阶段中,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蒋为自己努力培养出一支战斗力强、纪律性强的面目 一新的“蒋家军”。这其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蒋在历经生死战场,日久天长积累的 军事常识和对传统历史人物治军思想的钻研反思,最终形成的一套治军思想。蒋之 治军思想,是传统的治军思想、苏俄红军治军原则与军事斗争实践的结合。 一是改革军队的军事编制。蒋介石行伍出身,深知合理科学的军队编制体制是 有效治军的前提,1924年11月29日蒋在军校演说中指出:军队中如果乱七八糟没有 一个编制,步兵有几多,工兵有几多,都不晓得,没有一个统计,那么,一打起仗 来,就不能分配,亦就不能指挥,这样是没有不失败的。又说:军队有组织,一个 动员令下来,就万众一心。十天后,即12月8 日,蒋对军校官长学生训话时更明确 地提出:“我们要希望军队好,有三件不费本钱而又是顶要紧的,第一是编制,… …第二是精神……,第三就是纪律。” 为使革命军能按合理科学的编制进行组编,蒋介石令“革命军事研究会”对革 命军的编制问题作专题研究。次年1 月17日,蒋介石手定《革命军编制草案》,并 将此草案令参谋处列号分送各团,转发所属各营连遵照办理。7 月1 日,蒋介石在 向军事委员会上《军政意见书》中,详细规划了革命军的编制,以适应即将到来的 北伐战争的需要。 之前孙中山也提出一个编制方案。一个师计兵34992 人,官1162人。蒋认为这 种“编制规模太大”,应有所调整。在军队编制体制方面,当时蒋介石从治军要求 出发,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主张。 第一,主张军需独立,以保障军队供给。1924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军校所作的 报告中指出,军队打仗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军需独立。军需不能独立,练兵就无 论如何练不好,现在中国军队不好,大半是军需不能独立的缘故。……到了军需独 立之后,带兵官就只管带兵的事,那么,专心致志来练兵,军队一定训练得好的。 “ 次年12月15日,蒋在上军事委员会《改革军政意见书》中更尖锐地提出:军需 独立应即实行。军需关系全军命脉,旧时军队积弊从生之地,设备偶尔未能周密, 就导致贻误戎机,军需负责人倘有侵吞,更足败坏军纪。因此蒋介石拟请规定一最 近时期,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 稽核的责任,各部不得于驻地自行筹款、被服、粮秣等事项,亦应由军需局实行支 配发给,不得各自为政。 第二,主张和平时期撤废军长职衔,以防“军权割据”。他说:“平时军制, 应以师为单位,而军与军长,不是平时设置之制,仅于战时临时增设,以便指挥作 战。其理由是国民革命军作战之任务已告一段落,如果军长之职不废,积久或有尾 大不掉之弊,即使事实不至于此,而形式亦难免会有军权割据之嫌”,如果北伐实 行,则那时自可再行增设军长,此时裁撤,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不过,当时蒋提出 这一主张,包括蒋本人亦呈请辞去军长之职,目的还在于抑制他人成为“军权割据” 者,以减少日后独揽军权的障碍。 二是“勤以训练”,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蒋介石认为, 军队打仗要做到孙中山所说的“隐藏瞄准”四个字,就得训练。“没有训练过的士 兵,打仗的时候往往手忙脚乱,耳聋眼花,平时所学的射击方法尽都忘了,甚至子 弹倒头装,枪口向后放,种种说不出的现象,在打仗的时候全会发现出来的,”因 此,“要维持军队精神到冒危犯难,赴汤蹈火的一个地步,就少不了一番严重的训 练。”蒋特别强调:“练兵以勤为主,耳提面命,始终不息,”“练一兵得一兵之 用”。 为使处于战争环境下的革命军切实做到“勤以训练”,蒋介石于1924年8 月6 日以“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长”的身分上书军事委员会,提出军事训练计划:训 练分为各军军队训练和各军事学校之训练。各军校训练,实为着手训练计划之第一 步,各校校长或各校派一高级官长为训练委员与校党代表一起,以便军事与政治二 方训练互相联络,并可一致进行。蒋并主张军事训练委员会之职权,“与各国之训 练总监部相同。”在实施军事训练过程中,蒋介石首先强调按照操典进行严格的基 本训练。他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你若是不依典范令做,官长就要依着那些原则 来责罚你,官长如不依着典范令来教导学生,就要被学生兵士看不起。” 1924年12月30日,蒋第一次检阅教导第一团时现场讲评,指出训练“有许多细 部的地方不照原则做,这不能怪士兵,要怪官长口令喝得不得法,不照操典上按部 就班地去做,所以今天有许多口令不明了弄得参差不齐。”蒋还按实战需要指出操 练中的问题,他说:“跃进有许多走便步,不知道弯着身子,隐蔽身体。立射是要 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或者目标不见,或是有胸墙利用,才可以,此外能卧射当卧射。 今天卧射太少,很不对的,要同士兵们说不这样做就被敌人打死了。”讲评最后强 调:“以后随时有检阅,随时有考试,士兵们升上等兵或下士、中士、上士,都在 这里面断定,尤其要注意射击瞄准。” 蒋除重视基本训练外,更重视军队的野外实战模拟对抗训练和军校毕业学生的 试验演习。例如,1925年12月15日,蒋介石统领第一师在湖羊山一带进行野外对抗 训练。训练结束时,蒋介石根据实战需要出发,作了讲评。讲证中分别指出训练各 阶段上的问题,要求“将来实地作战的时候,总希望大家对于前后左右的纵横联络, 更要确实,报告与通报要多,散兵前进,切不可密集,尤其是战略要立在自动的地 位,不要受制于敌才好。”对于军校毕业生的试验演习,蒋亦从严要求。 三是“厚以教养”,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重要内容。“教养”,亦即对军 人的“精神教育”。蒋对军人“厚以教养”的原因,主要是受清末湘军首领曾国藩 治军方式的启迪。蒋对《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 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深有研究,他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平太平军,其重要 原因在于有一支兵全为他所控制的有战斗力,有凝聚力的军队。 蒋在他所辑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的序言中写道:“夫满清之所以中兴,太 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降替之征也。彼洪、杨、石、 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 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也 积极效仿那一套封建统治术,将“治心”作为“治兵之本”,以曾国藩为楷模,身 体力行。 “教养”措施有编纂、制定和颁布《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新兵精神教育问 答》、《本校日课问答》等一系列书籍,作为精神教育教科书。他在亲自编写的《 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言中明确指出:所辑增补的曾胡语录,“虽非治兵之语,而 治心即为治兵之本”。 1925年9 月9 日,蒋对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明确强调:“军人最要紧的是精神, 现在你们将要出去教人,最要紧的几种书籍。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本校日课问 答,革命军刑事条例,新兵精神教育问答等书,都时时要看”,“不能离手”。 在战争频繁、新兵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基层官佐对新兵精神教育时有放松,对 此,蒋及时发出通令,要求切实纠正。 此外,蒋介石还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在这方面,蒋介石比曾国 藩高出一筹。在革命军中,除最早颁布的《国民革命歌》广为传唱外,蒋还亲自编 写了《立志歌》、《放枪歌》、《军士爱民歌》等歌曲,以激士气。他还令政治部 制作各种感化图,使军人受直观形象教育。在行军作战过程中,蒋还亲自编写“军 人精神教育标语”,进行散发张贴,以激励斗志。 “教养”的内容是广泛的,其主要的有二:第一、“亲爱精诚”。这既是黄埔 军校的校训,又是蒋介石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整个黄埔训练时期,蒋在军校、 军队中的演讲、在精神教育的书籍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如,1924年9 月18日, 蒋在军校演说中说:“本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四个字,就是说:凡是同志同 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精益求精的来团结我们精神的意思。” 1925年12月5 日,蒋为“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告成作序,序文中详尽阐述“亲 爱精诚”四个字,序曰:“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 爱与相亲。传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 道也。……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 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实行,其有豸乎。夫同志之共死生、同患难, 其关系之密切,有甚于父子兄弟之亲也,而团体之存亡成败,乃有重于其家庭间骨 肉手足之生命也。“ 第二、“杀身成仁”。这是蒋介石在军人中一贯灌输的军人人生观。1924年5 月8 日,蒋介石就任军校校长后第一次在军校演讲中强调:“有一句要紧话,请各 位听着:就是我们军人的职分,是只有一个生死的‘死’字,我们军人的目的,亦 只有一个死字,除了死字之外,反面说,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单是不 能做军人,而且是没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古人说:”与其背义而生,则生不如 死。‘这一句话,是为一般人说的,一般人尚应如此,何况我们军人呢?“ 此后,蒋介石在许多演讲中,一再要求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杀身成仁” 的精神,如,1924年5 月24日蒋在军校演说中说:军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或是 被敌人拿去做俘虏,受侮辱的时候,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与其投降敌人,让敌人来 侮辱我革命军人高尚洁白的身体,毋宁我先来自杀。……与其为我个人来污辱神圣 不可侵犯的主义,那不如我杀身成仁,以保我革命军人的人格。所以我们革命军人 头可断,骨可折,而主义是不可为人来侮辱的。” 四是“严以军纪”,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蒋介石在就任军 校校长后与全校师生第一次见面时所作演讲中就指出:“这个学校是军官学校,而 且是本党办的,我们本党同志,对党既要严守纪律,对我们本校是要严守军纪,所 以我们比普通党员多守一重军队的纪律,凡是纪律是非严肃不能维持的。”此后, 蒋无论对军校师生演说,还是对军队官兵的训话,屡屡强调“严以军纪”的主张。 蒋介石指出:“军纪的根源是三民主义,军纪即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军纪为 什么要“从严”?蒋介石说:“在军队里,不是用军纪来维持,这军队就不成其为 军队,”若军队“军纪废弛,士气颓丧,不变为旧式腐败军队不止,则革命军精神 扫地殆尽,其将何以对我之上下同志,而实行我总理救国救民之三民主义呢?” 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为使军纪切实从严实施,除一再发表有关“严以军纪”的 演讲外,还手订、颁发了一系列军律,发布各种饬令、训令、通令等,并督促切实 执行。粗略统计一下,蒋在1924年至1925年两年间先后手订、颁发的有关军纪方面 的法令、条例、训令近20项。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军连坐法》。蒋第一次公开提出在军队实施“连坐法” 主张,在1924年12月25日对教导团士兵的演讲。他说:“军队里面是要讲阶级的, 阶级的意思就是和上楼的扶梯一样,一层一层数上去的,要这样才有上下之分,才 有系统,如果没有上下之分,谁应听谁的命令呢?所以阶级是军队里面最当遵守的 ……比方打仗的时候,上官没有命令,一班人同退,就枪毙班长,一排人同退,就 枪毙排长,一连人同退,就枪毙连长,一直至于一营一团退下来,就枪毙营长团长, ……以后打仗的时候,有了这条连坐的军法,只要看见团长、营长不走,就大家都 不敢走,打死就打死,何况官长是有学问的,大家跟着官长去打,是一定不会打败 仗的。” 次年1 月6 日,正式制定《革命军连坐法》。这个连坐法一行,就使全军之中, 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根,一节一节,互相瞻顾,连坐牵拉,谁也不能 脱身。连坐法在革命军实施后,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淡水之役,有连长自行退却, 立刑于军前,此后无敢退者。棉湖之战,教导第一团全团几覆,士兵无一人后却, 虽是官兵之耐战,而连坐法之实行,也是有制约作用的。 综观这一时期蒋介石“严以军纪”的有关内容,最主要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服从官长命令”,官长与士兵同样绳之于军纪。“服从官长命令”是 军人的天职,蒋介石要求下属与士兵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战场上,“前进后退, 须听命令,切不可违反上官意向,要知退后者不死于敌弹,必死于军法。”蒋介石 要求官长对部下一定要“严厉”,“部下做错了事,决不能让他挨过,不但是要当 面责备,并且要照纪律严办。”与此同时,蒋介石要求“官长为士兵表率,须有勇 敢精诚之气,方能鼓励士兵,否则反为士兵窃笑背骂。”如上官犯军纪一定要受军 纪裁判,所以官长士兵都是一样的。 蒋介石“严以军纪”不但有言,更有行。如,1925年5 月20日,蒋介石对于在 东征中违犯军纪的官兵一律从严执法,将在战场上潜逃的排长郭渠川,副排长董国 柱,班长杲长胜,士兵黄玉琳、张荣兴等一起处决。 第二,强调军人必须“爱护百姓”,不许军人侵犯百姓利益。蒋在军校开学后 的一周,给军校师生作题为《仁民爱物为军人之要道》的演讲。他说:“军人第一 要爱护百姓,第二要爱惜物资。”“古人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 就是爱百姓,爱物就是爱物资。要知这二件事,是军队的命脉,如果不能仁民爱物, 就是以致我们军队的死命。以后你们对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亲爱小心,不 可稍有轻侮的举动。对于物资,无论一草一木,都要珍惜,不可稍有暴弃的行为。 “ 蒋认为,军饷来源于百姓,吃百姓军饷的就应保护百姓利益,满足百姓要求。 蒋说:“人民因为要挽救他们的生命和权利,才来给我们的饷;我们要争回人民的 生命和权利,才有这种资格去吃他们的饷,不然,他们又何苦把血汗来养我们呢? 如此看来,我们应该要如何保护人民呢?……现在军阀的军队,不但不是去保护人 民,报效国家,而且反要到人民家里去奸淫掳掠,抢劫残杀,像他们这种样子的行 为,真是违背天理,全无心肝了,还可以算是人类吗?” 蒋还认为,实现革命军的“救国救民”宗旨,军人必须“爱护百姓”。蒋说: “我党革命之目的,在救国救民,其成败亦在于得民心与否为断。”“革命军之功 效,不仅在结聚革命群众而成军,并且能散军于俄顷之间,使复返于有训练之革命 群众。……我革命军人本以解放人民痛苦为职志,为解除人民之倒悬,虽牺牲生命 犹所不惜,个人权位更何足计。若抗命盘踞,以害人民,又与反革命军有何差异。” 基于这种认识,蒋在黄埔训练时期,一再严令官兵“不要像土匪式的军队一样,抢 劫财物,扰乱人民,”宁可挨饿,不要到民间去取东西吃,宁可自己挑担,不要拉 挑夫,“如有骚扰人民,违犯军纪者,上自校长,下至士兵,人人都可以杀他。” 在军队行军作战中,蒋一再严厉申令“保护百姓”。如1925年6 月革命军回广 州,8 日,蒋发出《申明军纪令》,令曰:“本军回到省城,第一要保护人民,维 持治安,竭尽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救民救本党的责任,不任长官士兵,如敢动民间一 草一木,必照军法从事,并治其直属长官约束不严、违犯纪律之罪。特此申明,望 饬各将士凛遵毋违!切切!此令。” 由于蒋介石严厉贯彻“保护百姓”的“严以军纪”的主张,革命军在二次东征 作战中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925年11月10日,蒋介石对第一师第二、三 团战后训话中满意地指出:“这次作战,第一师各团无论官长士兵,通通能够坚耐 劳苦,有时因为行军迅速,后方粮食不能接济,被服不能如期补充,各位弟兄都能 忍受下去,宁可自己受尽饥寒的痛苦,而不骚扰百姓一草一木,因此军队无论到什 么地方,一般人民都热烈的来欢迎。我们军队能做到这一点,比较等什么胜利都好 得多,本军长对于第一师各团的官长弟兄们,是非常满足,而且表示十分的敬爱。” 五是“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 是蒋治军思想区别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的根本点。所谓“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 即以三民主义及其观念作为军队的指导思想。 这一治军思想的产生,首先在于国共合作后形成的政治氛围所制约,也就是说, 蒋介石当时治军若不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那蒋就难于在军校校长、党军司令官职位 上呆下去。蒋的这一治军思想是顺应国共合作后所形成的政治大势的必然举措。 其次,蒋介石之所以主张指导军队以三民主义及其政治观念,在于蒋认真吸取 了中外治军的经验教训。第一,蒋介石目睹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部队以及西南旧军 阀因无主义作为指导而带来的严重后果。1924年6 月,蒋在一个演说中说道:“十 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 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如此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就变成今日这个亡国的 现象。”对于当时的西南军队,蒋认为,这种军队“名为革命军,实则内容腐败, 甚于旧式”,军人“心目中几曾有革命意义?一切权利,咸为个人,军队为个人而 设,事功为个人而图。” 第二,苏俄红军的政治治军的成功经验,是蒋在革命军中以主义为指导的主要 原因。1923年8 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军事、党务。 这次考察,蒋对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是推崇备至的,认为:“他们红军有许多地方 用不着打仗,而使得敌人心悦诚服来投降,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 都以精诚来团结。”因此,作为自称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自然会效法苏俄 红军的政治治军方式,对革命军以政治观念和某种团队精神教育在先。 蒋介石在军校和军队中的训话里,在书告中,屡屡强调军队应以三民主义为中 心。1924年6 月24日在军校演讲中说:“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 纪律为职责”;7 月30日在军校训话中的“革命”调子更高,他说:“以后我们党 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 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次年 7 月7 日,蒋在向军事委员会写的“六大计划”书中提出:“施以严格的政治的军 事的教育与训练,使成为有主义之军队,为人民痛甘而奋斗,为人民利益而努力。” 蒋介石为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一生都高唱三民主义。然不管哪个时期, 蒋的那一套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为贯彻这一治军思想,蒋介石效法苏俄红军在军校和军队中普遍设置政治部和 建立党代表制度。蒋介石指出:政治部的任务是负责“主义上的训育和智育”;党 代表实施政治训练,“使一般官长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 以期凝集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为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蒋介石曾表 示坚决实施党代表制度,他说:“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次施行,本校长对此 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 正因为如此,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呈请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 担任各级政治部主任和各级党代表。各级政治部与党代表的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 了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胜利。 从上可以看出,黄埔训练时期的蒋介石,其治军思想是系统而又丰富的,其治 军活动是勤奋的,这为他个人政治、军事上的“发迹”打下了基础。蒋介石这一时 期的治军思想,在不久的北伐战争中进一步得到实施,但到了1927年4 月12日政变 后,蒋介石逐渐抛弃先进、科学的治军原则,掺入了法西斯式的治军思想,把国民 党军队培植成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工具。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蒋介石的政治思想表现比较中立。主要是因为对孙中山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既不可能公开反对,又不可能真正实行。围绕着三大 政策,国民党内部不可避免地发生新的分化和新的组合。党内许多人都在赞成或反 对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蒋介石也梦想着以一个激进追随者的面目获得最大的政 治利润。 黄埔初期,苏俄的物质援助和派来的专家、顾问,为黄埔军校增添了活力;国 共合作后共产党人从内部振作、改造了国民党,初次显示出国共合作的巨大作用。 而那时,蒋介石的地位,在党内远不如胡汉民、汪精卫,在军内比不上谭延、许 崇智和程潜。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与右派分子有所不同的姿态,去处理各 种政治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联俄方面。蒋介石在军校创办后相当一段时期,是能够以较友好的态 度同苏俄顾问相处的。他多次请鲍罗廷到军校演讲,公开宣扬孙中山对他的手谕: “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政治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 象听我的主张一样。”孙中山逝世后,蒋公开宣称“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 们,总理精神不死!”在军校,他对苏俄顾问的建议,“几乎无条件地采纳”, “不加反对地赞同”。特别是对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加伦),更是处处表示 信任和尊重。 两次东征中一些主要战役、战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都同加伦等顾问商议过。 加伦等指出他的命令有错、指挥失误,他也能加以纠正。蒋介石还针对右派分子所 谓国民党受鲍罗廷“指挥”的论调驳斥说:“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 若不具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共同奋斗,那末革命成功的路径,恰似南辕北辙。”又说:“……革命先进国 的苏俄,诚心诚意来帮助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亦 不是什么耻辱。”这些表明蒋介石当时对联俄政策的公开姿态是很高的。 第二,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对中共选送到军校工作、学习的大 批党、团员,总的来说能够予以合作,有的还委以重任,提到重要的岗位上;对共 产党人的负责精神和工作成绩,也往往给予好评。军校政治部的工作,成为军校工 作最出色的一个部门。蒋介石对政治部总的说是支持的,能够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 第一次东征到达东莞时,蒋对当地群众说:“兴利除弊,乃政治部之责任”;政治 部“专管与人民有关之事”。当众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与群众有关的各种问题。 蒋介石很重视党代表制度,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制度”: “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此外,蒋介 石还允许共产党人主持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的工作。第一届五名执监委中有 三名是中共党员。蒋说:“当选的各位都是确实能办事的,结果算是很好,本校长 也非常欣慰。”第二届八人为委员,除蒋本人外全部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不仅任用了共产党人,而且还同某些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关系。 他把蒋先云、李之龙等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看做“最得意的学生”和“我的好 学生”。他对共产党人的诚恳作风和工作成绩也给予过好评。第一次东征时,共产 党员李劳工、卢德铭等在海丰开办农军训练所,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出一支精壮的 农民自卫军。蒋介石颇为赞赏,提升了李劳工等人的职务。 在平定杨刘叛乱中,政治部增设了武装宣传队和特别宣传队,为取得战斗胜利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蒋认为政治部的功劳确乎不可磨灭。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蒋对 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政治宣传工作,给予赞扬,说东征的胜利, 同党代表、政治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在对工农运动方面。蒋介石当时对工农运动,特别是工农群众大力支援 东征、南征曾予以较高的评价,并在某些方面给予过一些支持。 蒋介石允许由共产党彭湃主持的农讲所的第一期学生“来黄埔受军事教育三个 星期”,以后各届也由军校负责训练。1924年冬,广宁农民被民团地主围攻残杀, “廖党代表与蒋校长派学生十二名,各给驳壳枪一支,星夜驰往救援”。两次东征 中,政治部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枪械武装农会、农军,这都 得到蒋的应允。 第二次东征时,他还同意周恩来从抄得的逆产十万元中,拿出两万元作为开展 工农运动的活动经费。在第二次东征中,1925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平山群众大会 上说:“陈(炯明)杨(坤如)残民以逞,惨无人道。革命军为人民除害,得力于 人民相助。”10月27日,蒋在五华县华阳地区轻敌冒进,被敌军打败。当夜,五华 农民为他作向导,帮助他脱离险境,安全转移。他当时颇为感慨,说:“凡至忧患 之时,见有与情喁响,聊堪自慰。廿七之夕,如无土人前导,其有幸耶?”蒋介石 口中的“土人”正是共产党员古大存领导下的革命农民。东征军占领汕头后,蒋介 石于11月7 日在汕头市群众大会上说:“这次克复潮梅,完全是潮梅民众的力量”。 第四,蒋介石对右派分子的活动,也作过一些压制。黄埔军校的右派组织“孙 文主义学会”经常制造事端,攻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 1925年1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共示威游行。蒋介石在 汕头得知消息后,“连夜严电阻止”从汕头回到广州后,“即召集他们部下连长以 上长〖JP3 〗官开会,在会场中乱骂孙文主义学会一顿……此时,一般孙文主义学 会的人,便一声不敢说。”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垂头丧气”叹息“老蒋不帮助我们, 我们没办法了”。〖JP〗蒋介石还斥张继、谢持、戴季陶等为“反革命”,说他们 是“总理的不肖之徒”。 当然,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并不是真心实意实行三大政策的,他为了军校的训练 和取得苏俄的军援,给苏俄顾问以礼待;但他内心对苏俄是有戒心和不信任的。他 既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但又害怕共产党和工农的 力量过份壮大得,因而采取了提防和限制的措施。他对军校师生支援工农运动是有 顾忌的,对“孙文主义学会上实际上还是偏袒的。蒋介石这一时期同共产党的合作 是有限度和不真诚的。 其实,蒋介石在出任初期的积极表现,不仅实现了取得苏联、中共以及其他派 别势力的信任的愿望,同时正是这种一心进取,满腔热血的精神风貌和实际行动, 加深了蒋介石在学生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赢得了很多学生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仰, 最终在学生中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应。 再加上蒋介石自己刻意的、主动的接近和笼络,很快,黄埔军校就成了蒋介石 的个人财产,“家”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