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黄埔军校内部派别斗争是因为政治立场和革命态度的差异和对立造成的,军校 内部无论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血花剧社”同“白花剧社” 团体之间的矛盾,还是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同周恩来、廖仲恺、邓演达等个人 之间的矛盾,事实上都是围绕主义、“信仰”等问题展开的。 1924年5 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 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因戴与蒋政见不合,另谋高就去了,由邵元冲取而代之,邵也 感到蒋不易相处,拂袖而去。政治部主任之职,急需有人填补。 为了办好黄埔军校,孙中山希望共产党派遣得力的军事人才到军校工作。周恩 来就是顺应这种需要而来创黄埔军校的。 1923年,在中共旅欧支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命令参加了国民党 旅欧支部工作。周恩来精明能干,人缘甚好,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错。在廖仲恺的 特别赏识和积极推荐下,1924年7 月下旬周恩来从法国启程回国。9 月初,周恩来 到达广州,10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他回广州不久(l924年11月),就被邀请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任职后,恪尽职责,与廖仲恺立场和态度始终保持一致,积极支持军校 的政治工作。 譬如在商团事件中,由于廖仲恺主张快刀斩乱麻,平定商团,因而受右派包围, 被迫辞去广东省长职,周恩来发表文章大力支持廖仲恺。商团事件后,周又以伍豪 笔名发表文章,称孙中山“重廖远胡,胡更不快意。”廖仲恺对周恩来也很器重, 称他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在周刚到黄埔军校后,与蒋介石在很多事情 上也是心有默契,容易达成共识。 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廖仲恺被刺等事件上,周恩 来和蒋介石的观点比较一致,彼此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广州商团事件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和长洲要塞司令,当广州商团偷运枪 械进入广州时,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军舰将运载枪械的船只押回黄埔,停泊于校门 外。 当时黄埔军校枪械奇缺,学生有要求动用扣留商团枪械的呼声。1924年8 月19 日,蒋介石对全校训话:“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 党里说我们保管,我们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的模范给人家看,这是我对于 扣械案的主张。”在处理事变过程中,孙中山曾一度打算妥协,将所扣枪械大部还 给商团,但蒋周都不赞成妥协的策略。 在蒋介石负责保管商因枪械期间,奉孙中山命令将部分枪支分发给支持革命政 府的部队,但蒋介石拒绝把枪支发给同情商团的滇军将领范石生。蒋对军校学员的 演说中,反映出商团问题背后有英国人撑腰,说明我们今日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先 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在事变期间,孙中山反复与蒋讨论处理办法。 周恩来对商团事件的态度十分明朗和坚定。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在广 州举行纪念双十节“集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讨商团的演讲,大会决定将双十节 取名警告节。会后,各界群众游行,遭商团袭击,当场死20余人。接着中共广东区 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商团,力劝孙中山与商团决一死战。事态恶化后,孙中 山在共产党人的一再催促下,终于决心剿灭商团,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参加了战斗, 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积极帮助下,迅速击溃商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 为安。所以说,在平定商团事件过程中,周恩来和蒋介石都担当了重要角色。 在对待依附于孙中山旗帜下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问题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也 是比较一致的。 滇桂军由于1923年帮助孙中山打下广州,乘机扩充实力、霸占财源、争夺地盘, 根本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1925年3 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群龙无 首,杨希闵、刘震寰要推挂名的副帅唐继尧继任大元帅。但在梅县东征前线的蒋介 石坚决反对,他发表谈话,指出杨希闵已通敌。共产党人一直主张消灭杨、刘军阀 部队,1925年6 月,滇、桂军勾结北洋军阀形迹暴露,举行叛乱,革命政府下令讨 伐。蒋介石、周恩来率东征军回师广州,成为平定叛乱的主力,他们都在平叛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刘、杨叛乱平定,蒋介石继杨希闵任广州卫戍司令,黄埔军成为仅次于许崇智 粤军的广东境内实力最雄厚的部队。 从1925年6 月中旬起。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强硬手段实行财政统一,蒋介石派 黄埔军进入广州城,准备对付粤军中的不良部队,此举得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 恩来及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 廖仲恺被刺杀时,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在广州实行戒严。周恩来、陈赓 等共产党人连续几夜率黄埔学生军搜捕廖案疑犯以及广东不良军阀林树巍等。国民 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崇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 周恩来则担任廖案检察委员会委员。 廖案的发生涉及与胡汉民、许崇智有关的人员,胡、许离开广州出走,蒋介石 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与蒋介石也是合作的。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 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当东征军攻打惠州城时,由于敌人凭借惠州天险死守,几天连 攻不下。此时,周恩来和蒋介石亲临炮兵阵地上指挥作战,何应钦在惠州城门外督 战。最后城墙被火炮打开了一丈多长之缺口,黄埔军即开始爬城,在爬城战斗中。 共产党员刘尧震等英勇牺牲,敌军终于战败,惠州天险被攻破。 接着东征军继续前进,当军队进至紫金时,东征军指挥部被敌军包围。共产党 员陈赓奋不顾身,把蒋介石从危险中抢救出来。 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很重视周恩来的政治工作。于12月上旬,致信周恩来, 责成整顿各部党务,蒋介石在信中说,“恩来吾兄鉴:本军各团党部。实在是有名 无实。”蒋介石要求“在此作战期间,赶紧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周恩 来接信后的第二天,就在第一师各团党部开展整顿工作。 以上说明,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是能够合作并 肩奋战的。 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虽然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进行过紧密的合作, 但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 在黄埔军校内部,共产党人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大大超过了蒋介石的亲信们 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由黄埔学生军扩建而成的第一军中,三个师的党代表,共产 党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了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 共产党的组织。第一军及其他各军成立了政治部。 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壮大引起蒋介石的畏惧和疾恨,他与周恩来的矛盾和 斗争因此而加剧起来。周恩来曾说: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 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 而蒋介石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更加动摇了,企图加以限制。” 蒋介石对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发展共产党员的活动加以提防和限制,黄埔军校内 的学生队队长都是他的亲信。有一次周恩来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蒋介石就大 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俾其互相牵制。例如,第一师师长 是何应钦,蒋介石就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 成为当时的左派,周恩来推荐鲁易为党代表,蒋就不干。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 蒋就用鲁易为党代表。 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蒋 介石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周恩来把所有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 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也都告诉他。周恩 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需请示中共中央为由,予以拒绝。后来蒋同周恩来个别谈话中 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 军校与国民党,周恩来因为是蒋之下属,也只得服从。 1926年1 月国民党二大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 对策,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队撤走,另组国共合作的 军队。周恩来带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 出。当时周恩来还兼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驻汕头。同时,周恩来担任党代表 的第一师也驻扎在潮汕一带,可惜当时周恩来的意见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1926年3 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 共产党员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了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 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中山舰事件引起共 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不满,甚至当时各军军长,如谭延阁、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 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但苏联顾问团被蒋 包围,中共中央远在上海,无法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和做出正确的判断。 刚从东江回到广州的周恩来,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赶到广东造币厂当面质 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给蒋介石以当面羞辱。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和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的有 250 多人,其中有很多是被蒋介石赏识和器重的学生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的大 量退出,第一军的元气大伤,战斗力一落千丈。为此,蒋介石后来还顿生悔意。 黄埔军校的经历,对于周恩来、蒋介石都是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以后,随着 蒋介石反共越来越坚决,蒋周二人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事实上,在黄埔军校,蒋不仅与共产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国民党内部, 蒋还存在着不少强硬的对立面,邓演达就是其中的一个。 筹备黄埔军校是邓演达、蒋介石合作的开始。起初,邓还兼任第一师第三团团 长、第一师创办的西江讲武堂教官。2 月中旬,邓曾陪同蒋介石参观石井兵工厂和 西江讲武堂,并请蒋对讲武堂学员演讲,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尊敬。 黄埔军校筹备成立开始,就遇到许多困难,滇、桂军这时把持广东税收、财政, 抗拒孙中山命令,在军校经费拨款上进行刁难,蒋介石遂以环境艰难为由,提出辞 呈,并不待孙中山表态,即径自于2 月21日离粤返浙。孙中山随即派邓演达于25日 乘船赴奉化劝蒋回粤。3 月初,邓到奉化,蒋向邓诉说了苦衷,表示坚决不返粤, 邓演达对此表示了一定的理解。 邓演达的奉化之行给蒋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打下了蒋对之信任的基础。蒋介石 被任命为校长后,因为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未到职,就长期由邓演达代理(9 月3 日 正式委派邓代理教练部主任)。邓同时还兼任学生队总队长,平日戎装马靴,注重 军容风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学生严而不苛,威而不猛,态度诚挚,深得学 生信任,这一切自然使蒋对他另眼看待。 10月间,邓因军校内矛盾丛集,一些人“垂涎做官”,而自己不愿充当别人争 权夺利的对手,决定“拔脚去矣”,赴德国留学去了。邓演达1924年底去国,1925 年底归国。其间,孙中山去世,西山会议派出现,杨、刘叛乱,廖仲恺被刺,胡汉 民、许崇智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元气大伤,人才缺乏。 蒋介石因兼职大多,军校无可以信赖的合适人选负实际责任,故而写信要邓演 达尽快回国。邓归国不久,即由蒋于1926年1 月8 日呈请军委会,任命为军校教育 长。在1 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当选候补委员。 蒋介石是被当作国民党中派军事领袖而被选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时他与当 时左派领袖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邓演达则是作为左派当选的, 但他并没有介入到蒋、汪之间的矛盾中去。对于黄埔军校内外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 军人联合会的斗争,邓演达倒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人的。1926年春,孙文主义学会 分子在广州散布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准备倒蒋的谣言,企图煽动蒋介石带头反共。蒋 当时怀疑邓也参与了这一“倒蒋阴谋”。直到3 月7 日,邓向蒋报告说,广州有人 散发油印品,作反蒋宣传时,蒋对邓才“心转释然”。 邓的左派立场遭到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嫉恨,在中山舰事件中,邓演达被牵 扯进去。在20日的军事戒严中,蒋甚至派兵到军校去逮捕邓演达。而邓是襟怀坦白 的,当20日上午得知蒋下令戒严后,立即亲自前往广州,面见蒋介石,劝他先了解 实情,查明真相,首先要停止军事行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做人质,留在蒋处。蒋 自觉理亏,才放了邓演达。 4 月2 日,邓演达和张治中去见蒋介石,邓直言“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 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蒋狡辩说:“革命党应事事以革命行动出 之”,“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 取之态度”。蒋并对邓、张二人表示,“事情已经解决了……一切都过去了……大 家好好地做吧!”邓对蒋的指责,显然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意思。 蒋此后对邓怎样呢?在邓指责蒋之后不久,蒋调邓任中央军政学校潮州分校教 育长,但是邓演达在潮州仅工作了两个月,蒋介石就开始怀疑邓演达有什么不轨行 为,随即调其回广州,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属的总政治部主任。将邓演达置 于自己眼皮底下,便于监视和控制。邓演达或许是不知蒋之用意何在,一如既往地 支持、服从、效命于蒋介石。与其是在北伐过程中,更是尽心尽职,不遗余力。 直至蒋介石准备清党反共前夕,蒋介石已经不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放在眼 里,但他对邓演达仍极力拉拢。希望邓能站到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而邓演达却 明确地表示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态度。 4 月2 日,蒋在上海召开反共“清党”会议。蒋介石及与会者将邓演达列为两 类分子,即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10日,蒋宣布解 散总政治部,布告称总政治部煽动暴乱,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 量,并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公处,成立了吴稚晖为首的新政治部。18日,南京 国民政府发布谷字第一号令,通缉知名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192 人,邓演达名列 其中。 当上海“清党”会议召开之时,武汉也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邓演达与吴玉章、 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力主派兵东下,控制沪宁地区,相机解除蒋介 石的武装,但遭到否决。15日,武汉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邓演达建议邀请唐生智 列席,意在促成武力讨蒋。 1 日,邓演达与在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 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 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这一时期中,邓演达通过1927年1 月与蒋介石的三次晤谈(即3 日的南昌会议、 中旬蒋到武汉、26日庐山会议)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故而改变了对 蒋的一贯忠诚,进而决心武力讨伐蒋背叛革命的行为。而蒋虽然深知邓的左倾激进, 但仍欣赏邓的责任心、工作能力和在黄埔学生中的威望,因此直到四一二政变前, 还抱着一线希望,冀图邓能与他继续合作。但由于两人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 策的迥然不同的态度,邓、蒋最终的分手乃是必然的。 1927年4 月以后,邓演达主要致力于北伐,这时武汉政府日益右转,他力图挽 回而无,终于7 月上旬辞职出走。11月1 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了 反蒋斗争。 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时间,1930年5 月归国,并于8 月9 日在上海正式 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人称第三党)。该党发布的《第一号通告》明 确提出反对“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底利益”的蒋介石政权。 邓演达和第三党为反蒋做了大量工作,发展组织,开展宣传,联络军人,尤其 是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吸收团结黄埔学生达5000人左右,并利用1931年春 的宁粤对立,鼓励孙科参与反蒋,并准备借此机会发动反蒋武装起义。邓演达的活 动引起蒋介石的惊恐。蒋派王柏龄到上海,协同上海警备司令部、租界当局,悬赏 缉拿邓演达。 8 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蒋介石立即要求将邓引渡出租界,并押送南京。 在关押和押送过程中,邓演达两次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一是他要为一道被捕的同志 承担责任,二是他始终认为蒋介石“决不至于杀我,但三五年内决没有出来的希望”。 蒋介石的确先后派人前往诱降,均遭拒绝。九一八事变后,蒋曾亲自找他谈话,问 他对日本侵略有何感想。邓回答:“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除 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这是邓、蒋二人最后一次见面,结局是不 欢而散。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于11月29日下令杀害了邓演达。 1924年1 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广东革命政府着手实施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大政策。1924年7 月,广州工人组成了工团军,领导和组织广州工人进行 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广州革命政府。广州也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 养农民运动骨干,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 广东革命政府的这些活动,首先遭到了商团的严重挑战,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 因为蓬勃发展的革命活动而大受损失。 广州商团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夕,是商人的武装自卫组织,其宗旨是“防御内匪, 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后来逐渐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广州商会会长、商团 团长陈廉伯就是美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少数商团则由地主豪绅挂名领头, 如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这些人以及其所在的商业集体与帝国主义和地方势力建立 起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东革命政府与广东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起源于1922年孙中山率讨贼军清除沈 鸿英叛逆军过程中发生的“关余”事件。事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关 余”事件的失败,妄图煽动广州商团与陈炯明叛军势力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为此, 他们加紧勾结,大肆购置军火。 1924年8 月初,孙中山获悉广州商团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协同陈 恭受等人向香港德商购得大批军械——长枪九千余支,由一丹麦货轮秘密运往广州, 立即指示廖仲恺、蒋介石进行查处。 1924年8 月9 日夜晚,蒋介石在接到孙中山饬其侦缉广州商团偷运枪械的命令 后,即派遣永丰、江固两舰出巡盘查。 翌日清晨,在白鹅潭附近,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鬼鬼祟祟地驶 来。蒋介石立即下令江固舰截获哈佛号,扣下船上所运枪支。 陈廉伯闻讯大怒,于8 月12日指示全市商店总罢市,要挟蒋介石立即释放哈佛 号,并发还军械。14日,陈廉伯出动两千多名团丁围攻孙中山大元帅府,蓄意扩大 事态。 后经查明,哈佛号只是被租来的商船,因此从船上扣押的物品,陈武器之外, 其余货品,如洋钉、香料等非违禁品,革命政府按国际法于18日发还,并将哈佛号 释放。 但陈廉伯并不就此善罢甘休,跟着又策划了商人罢市。8 月18日,银行业罢市。 19日,孙中山派代表携亲笔信到商团总部,揭发陈廉伯企图利用商团“颠覆政府” 的阴谋,劝告商团不要附和叛逆,听信谣言,以免铸成大错。但商团成员中毒太深, 不听劝告,一意孤行。20日,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以达杀鸡儆猴的目的。 陈廉伯立即向英帝国主义寻求庇护。28日,英国派出九艘军舰,集中广州白鹅 潭水域,公开进行恫吓。孙中山于是向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事态暂时 得以缓和。 在此时,江浙战争正在进行,第二次奉直战争也即将爆发。早在1920年,孙中 山就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结成了反直三角大同盟。孙中山迫 于广州处境的困难,准备乘此机会将大本营由广州移往韶关,决心“宁弃广州为破 釜沉舟之北伐”,把商团事件交给胡汉民、汪精卫处理。9 月16日,第二次直奉战 争爆发,孙中山即于18日发表宣言,宣布第二次北伐。10月9 日,孙中山考虑到黄 埔军校和蒋介石的安全,特于韶关前线密电蒋介石:“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 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送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 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要蒋弃黄埔于不顾。 可是,蒋介石虽身处逆境,对形势的估计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 过早北伐,广州是革命根据地,筚路蓝缕,辛辛苦苦才得以建立,不应轻易放弃, 建议孙中山回师广州,坚决镇压叛乱。因此复函说:“埔校危在旦夕,中正(蒋介 石)必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 之地……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之成败最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