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在第一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广州的商界代表举行联欢会,蒋介石发表演讲说: “有人说国民政府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这是谣言。俄国人 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才可能打倒 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致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 放起来。”他还强调:我们现在的党军完全是学习俄国的军队那样编制的,这是因 为“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作的,和 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的 仗呀!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 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 训练我们的党军。” 在广州时,蒋介石还对新兵做了一番训话,重申要仿效苏联共产党。他说: “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针对国民党内有人 责难鲍罗廷,蒋介石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 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 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苏俄 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 1925年11月7 日,正适苏联十月革命节,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苏 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他充分肯定了国共合 作时提出的联俄政策的效果,批判了当时“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的指挥”的种种攻 击苏俄政策的谬论。 这一阶段,蒋介石积极参加了统一广东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平定 商团运动中初露头角,后在两次东征和平叛刘、杨叛乱过程中,一直担任总指挥, 领导革命军取得步步胜利。客观上,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英雄的新形象,赢得了 广东民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毫无疑问,蒋介石成为一个革命派 的典型。 然而,蒋介石在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的积极表现和美好形象, 与刻意追求苏联和共产党的信任有多大关系还很难判断,尤其是把这一政治企图与 蒋为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答案更加模糊。但以下几点是可以肯定 的。 第一,反对广东叛乱势力和消灭地方实力派是与蒋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陈廉 伯发动商团叛乱之时,叛军与奸商联成一气,其势嚣张,黄埔军校危在旦夕。从孙 中山发给蒋介石的密电,命蒋弃黄埔孤岛速来韶关可以看出形势之危急。蒋介石为 保存军校,回电表示作为国民党立足点的广州不应放弃,孙很快批复“严行查办”。 商团缴械后,蒋利用缴过来的武器,成立了一个教导团。当时杨希闵、刘震寰把持 了广东财政,处处刁难黄埔军校,对蒋介石和黄埔军校从不放在眼里。尤其是对黄 埔学校经费的控制,引起蒋的极端不满。另外,刘、杨的存在也严重影响蒋介石实 力的发展及其军队中地位之提高,因此,铲除刘扬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陈炯明自叛 变后,为正义伦理所不容,不得人心,消灭陈炯明既解决了两人的宿怨,也为孙中 山出口恶气,同时更关键的是,借此,提升自己的威望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第二,拥护国共合作,高唱革命口号,是蒋介石扩充自己的势力,抬高自己地 位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广东等地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呈现出了有利于左派 而不利于右派的革命形势。蒋介石顺应革命大局,用极其激进的外表来掩遮其内心 的对苏联的警惕和反动。从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由于苏俄无条件资助二百万元现 款,作为开办费各种军械也是由苏俄无代价地从海参崴陆续送来”,到东征过程中, 苏联顾问随军出征,为革命献计献策,可以说广东革命军面貌的改变,战斗力的提 高以及成功的获取都与苏联援助脱不了关系。而这一切又都与作为革命军领袖的蒋 介石的备受信任和青睐,并决定大力扶植蒋及其黄埔校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实,一直到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为止,苏联都是蒋介石完全意义上的后台,而 蒋介石也刻意塑造出极“左”形象,骗取丰厚的政治和军事援助,逐步地攀登权力 顶峰。然而廖案后的政局既是蒋、汪合作的局面,也在苏联和汪蒋之间制造了新的 权力角逐的客观背景。 1926年2 月底,原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在一次宴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广 东的统一有三位元勋,第一汪精卫,第二蒋介石,第三李济深。这对于蒋介石来说, 既是荣誉,又是羞辱,在外人看来,前者居多;在蒋本人看来,应该是后者为主。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导的确立,是以自然资历为起点,以苏联和中国共 产党的全力支持为基本条件的。在与国民党右派保守势力作政治斗争和对全局的支 配权以及对广东反动势力进行讨伐的过程中,蒋介石、苏联顾问以及中国共产党是 利益相关的,三者之间关系是妥协的,然而一旦这样的共同敌人消失或不再是主要 矛盾时,国民党各种势力就会重新分化整合。这客观上就需要在蒋、汪之间重新分 配苏联的在华权力资源。这意味着在蒋、苏之间必然发生突破原来权力均衡,打乱 原有制约秩序的事件,“中山舰”事件可算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关于与中共合作,蒋介石也是经历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蒋介石说:总理认为 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 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 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 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 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这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 都是一样的。因此,蒋介石继续说说:“本党所尚需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 之原则,而仅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 政策。如离开共产党,国民党亦不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系增加革命力量,两党 合作携手,中国革命前途,庶可希望成功。” 在联共方面,张国焘曾指出,蒋主持黄埔军校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由具有 中共党籍的学生们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他的支持。 在扶助农工方面,他派黄埔军校的学员任省港大罢工纠察队教官,派兵保护受 到敌人袭击的工人纠察队。在东征中,他允许政治部派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 拨出一部分枪械武装农会与农军,他同意在抄得的逆款十万元中拿出二万元作开展 党务工作和工农活动的经费。 在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他称戴季陶是“以尊重总理适以侮总理”,“是总理 的不肖之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对西山会议派攻击共产党的行为,他非常 “愤怒”,谴责为“诬总理,诬本党”,说国共合作“自改组迄今,成绩俱在”, 并以东征军总指挥的名义警告他们,要他们反省。1925年2 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 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革命示威游行,蒋在汕头得知后“连夜严电阻止”,回到广州 即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得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垂头丧气”,叹息道,“老 蒋不帮助我们,我们没办法了。”蒋的上述态度亦使国民党右派看出:在国民党中 忠心耿耿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要人物是廖仲恺,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蒋介 石和汪精卫,因而在愤慨之余,把蒋列入暗杀的黑名单。 1925年8 月,蒋的革命言行正好获取与汪精卫、许崇智一道被授权处理廖仲恺 遇刺案的政治、军事和警察权。利用此机会,他驱逐与廖案有嫌的许崇智,吞并粤 军,一跃而成为广东最大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对蒋介石“左”派行为的最大政治 回报体现在其二大上,国民党二大开幕后,蒋以“东征英雄”的身份从前线回广州 出席大会。1926年1 月6 日下午,蒋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据《国民周报 》记载:蒋“述组织党军,击破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 诸逆军及协同其他革命军讨伐诸逆,戡定内乱的经过。”“报告毕,全场欢呼。某 同志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大会上,蒋以248 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效票249 票)。1 月22 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又推举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2 月1 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终于进入国民党核心机构, 这就替他排除异己,夺取国民党的更大权力铺平了道路。此情此景,酷似箭在弦上, 势必发生。 蒋介石的这些行为同样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然而,蒋介石绝不是一味地 慷慨激情,虚怀若谷。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底限的,即一切以不能损害蒋之宏伟大志 和根本利益为标准,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点头同 意、允许才可。不经同意,而妄自行动,或行动过火,蒋介石都是要有所表示的。 国共合作伊始,蒋介石视共产党为“寄生”,“不怀好意”,且对国民党一大 中不少党员的行为“甚感愤慨”和“忧心忡忡”。认为共产党挟俄之旗帜,自重身 价,本党人员盲从共产主义,心理迷惘,如此下去,恐怕不能完成国父所托。1924 年3 月2 日,蒋写信给孙中山,诬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趋炎附势,依阿谄 谀之徒”。接着又在给孙的另一封信中指出:“吾党自去年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 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煞旧系统,何况新势力尚 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系统于不顾乎!”这表明蒋对国民党 改组持相当激烈之反对态度。 1924年6 月,国民党老右派邓泽如等人以中央监委名义向孙提出对共产党的弹 劾案,事前是经蒋同意的。1925年6 月,沙基惨案发生,周恩来从军队中抽出两个 营,军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声援活动。蒋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认为不应当去参 加游行示威。周后来指出,从中我们已看到蒋的动摇和对帝国主义的畏惧。10月, 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在蒋的东征军到来之前占领县城并选举了自己的县长,蒋去后成 为客人,这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因而内心种下了敌视农运的种子。 国民党二大以前,蒋虽然不敢公开反共,可对共产党的限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 首先是禁止共产党在军队中担任干部职务。军队编组时,蒋对其人员进行了精心的 挑选。他虽然知道在革命的现阶段中颇有获得苏俄与中共援助的必要,但决不允许 这些人在国民党内扮演控制角色。他查悉陈赓是共产党员,便在学生花名册里在陈 的名字下作“此人是C ·P ,不能带兵”的记号。 其次是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反共行为。据苏俄军事顾问回忆:孙文主义学 会分子猖狂地反对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关系,一团二营党代表李之龙挺身而出与之 斗争,蒋立刻将李调离战斗部队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示惩罚。蒋采取种种防范共 产党的措施后,收效甚微。黄埔军校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超过了孙文主义学 会。在蒋所辖的第一军中,由军至连均有党代表,党代表中十分之八系共产党员, 十分之二系接近共产党的左派。这使他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太快了。 东征军抵潮汕时,蒋的羽翼渐丰,因而把对共产党的监视由暗中转为公开。先 是诱使共产党交出名单,接着又以“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为名,要共产党退出国 民党。此两计行不通,他又提出所谓“调和党争办法”,规定共产党的活动须公开 化,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必须经过校党部批准。但此路仍不通,他只得另辟新径。 国民党二大后,蒋的政治态度朝右的方向急转,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1925 年和1926年初,广东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各种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 参加省港大罢工的二十几万工人中包括三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全省以海陆丰 为中心有六十多万农会会员,农民自卫军有三万余人,毛泽东主办的第六期农民运 动讲习所里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训练有素的进步青年。国民革命军一、二、 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二大选出的中央执委、监委 中,共产党占7 人,左派占7 人,右派占15人。国民党中常委、各部部长、各部秘 书长中均有共产党员任职。上述事实无法为国民党右派所容忍,他们称:“现在的 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所以,他们纷纷出 动,或亲自上阵,或从外界对蒋施加影响与压力,或通过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 会这两个右派组织的造谣中伤活动,与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国民党二大给蒋带来的显赫声誉并未使他感到高兴,相反,在左派和共产党人 以及苏联顾问对广东局势十分乐观时,蒋却整日闷闷不乐,经常痛斥部下,连1 月 20日国民党二大闭幕式也借口“心闷足痛”而避不出席。1 月26日,“足痛”的蒋 突然登上白云山巅骋怀回眺,亦不能稍解郁闷,感叹如何可才能弛责释负,达隐居 之目的。与张人杰说到本党现象与个人处境时,不禁感慨系之。显然,蒋苦闷和伤 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感到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二大被共产党的空气笼罩以 及国民党二大后的党务、政治、军事等陷于被动。蒋思考再三,最后决定“积极进 行,冲破难关”,“负起责任”,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奋斗到底”。 于是,他要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树立起思想和组织上的绝对权威。大肆宣传 “诚”的哲学,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诚”于三民主义。要求军校和第 一军中的全体成员都要服从他的主张,如同他以孙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以孙的意 志为自己的意志那样。同时,他把第一军中所有掌权的队长一律换上自己的亲信。 2 月2 日,他对黄埔军校中两个学生团体的对立状态表示无法容忍的态度,要求双 方都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他下令:“有未经许可秘密加入各种团体者,即以植党 营私论,在所必惩。” 2 月8 日,他以与俄军事代表团团长季山嘉有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要挟, 意在驱季,未果,又向汪精卫进言,称季专横,如不免除,不仅对党国有害,且必 牵动中俄邦交。如不准蒋辞职,就应令季回俄。3 月8 日,蒋又访汪,进一步提出 “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须有一定限度,不可丧失自主 地位。”可汪毫不理会。蒋见此招不灵,只得另寻机会和目标了。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离开广州,共产党的两广区委书记 赴沪,总书记陈独秀生病休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影响暂时 削弱,因此,广东各种反动因素开始强化,三·一八惨案期间北方革命形势低落, 广东政局立即发生新的变化,蒋脱离革命轨道的倾向日益明显。孙文主义学会经伍 朝枢等介绍,与西山会议派相结合,他们利用蒋的多疑性格,在香港、广州、上海 等地多次散布谣言,为蒋的反共提供口实。 在3 月20日前,他们扬言广州不久将有大变发生。3 月17日,孙文主义学会又 谣传“共产党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接着又假借名义调动中山舰 为突破口,大肆鼓吹“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蒋借题发挥,趁机宣 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此乃 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蒋在事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假惺惺地向 人们做解放,一方面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分子混淆视听,使“中山舰事件” 的起因蒙上一层层面纱,成为一桩“悬案”。 但我们只要把它纳入事变主要当事人双重政治态度演变的因果链条中,就会清 晰地看到:蒋在革命方面的表现,获得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上的巨额报酬,为实现蒋 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愿望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存在的反革命政治态度亦在变化 发展,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质变,注定他要扫除阻碍自己目的实现的各种 势力上述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无前者就无资本和条件去实现“抱负”,无后者就 不会加速实现其“抱负”,这使得他在反共反苏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至于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却具有偶然性。假如没有中山舰的调动, 他迟早会通过其他方面来达到类似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在这一时期内,通过党内地 位的不断提升,和蒋军界威望的顶尖化,极其充分地体现了蒋介石政治的成熟和权 谋的精深和思想的复杂。但不管怎样,蒋介石的所有政治行为都可以归属于两种截 然相反的态度链条中去,即革命的与反革命的,先进发展方向和落后发展方向的。 蒋介石表面的热爱革命和献身革命是以自身的利益获取和名誉崛起为基础和底 限的。如果蒋能确定了他将从苏联和中共方面抢夺足够的政治资本、群众基础和社 会威望,他会尽力、违心而为之的,在国共合作初期,对蒋真实意图的违背的事实 是极其微弱的。也只是随着蒋地位的提升,迫切需要下一次的权利分配,与汪精卫 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面前争宠时,那种革命姿态的必须坚持, 才加剧了蒋介石的内心痛苦和理智之下对自身根本意愿的违背,同时,也正是伴随 着蒋介石现实中的权力欲望的逐步膨胀,和进取目标的更高化,使得蒋介石在后来 的自我意志压抑中表现得无比痛苦,几近于理性的崩溃和权术的暴露。 但蒋介石毕竟是一位日益成熟的政客,即使在苏联方面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力 支持,使之一次次击败前一轮的政治对手,将之送往新的权力高度的时候,他也要 对苏联和中共的防范警而惕之,毫无放松;即使是苏联顾问已经成为他前进的障碍 和中国共产党的迅猛发展已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以及因为两者精神信仰的一致表现 得“血浓于水”的根深蒂固的“亲戚”关系,使得蒋对自身的权力很不自信,甚至 感觉得一名政治家应有的生存危机时,他也能够最终在思想情感上战胜自我,以理 性和策略来应付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蒋在掩盖事实意图,运用权谋“制造矛盾, 利用矛盾,控制矛盾”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常的隐蔽性,使得局外人无法分辨其踪 迹,捕捉到他的真实用意和别有用心。 毛泽东曾指出,蒋上台是靠那时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的结果。 还有,尽管蒋在国民党二大前早就进行排挤共产党的活动,可中共党内的彭述之在 四大上还侈谈“天然领导权”的观点。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说到“从建 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张国焘在回忆 录中谈到至于蒋介石“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正因为如 此,共产国际,苏联顾问称汪蒋合作之局面为“革命的专政”。1926年2 月召开的 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正是如此,周恩来说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 我们毫无准备。” 这说明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另一面几乎没有被人识破和发觉,从而引起足够的 重视和警惕,这也不能不承认蒋玩弄权术,掩盖真相的高超本领。当然也不可排除 蒋介石此时此刻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憎恨已达到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程度,也 就是说蒋介石对于坚持革命的力量虽然是越发不能容忍,但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 党可以给蒋提供权力资源的条件下,蒋还是不具备与他们彻底决裂的必要性。所以 蒋介石在偶尔地暴露他对苏联与中共,尤其是对中共的不满时,是特别注重伪装和 掩盖的。 当然,从蒋介石的行为轨迹中,得出蒋介石的每一个政治举动,都是纯粹的理 性抉择,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很多时候,据当时人的回忆,蒋介石在大事临头,需 要做出果断抉择时,往往表现得犹豫不决,心无主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蒋 的思想理念中对所有的政治行为是有着最为原始的是非判断标准和好恶界限的,换 言之,他坚持着一种政治游戏的最高规则:利益至上。 无论是蒋介石在最初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深埋下对苏俄和中共的直接反感;还 是二次东征时期对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工农农运动的物质支持和精神鼓舞,抑或是 随着蒋之力量加深,崛起之黄埔军力的迅速扩张,而展开的一场党内角逐,逼走胡 汉民、排挤许崇智,同时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束缚和控制,再者,对两面派反 对国共合作行径的打压结合,对戴季陶主义的明抑暗扬,都遵循了一个根本的利益 原则:以自我为中心,以厉害对比值为动机,运用两面手法,该张的,大张旗鼓, 冠冕堂皇,该隐的,韬光养晦,人鬼不知。在明暗两极中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处处主动,即使是有时候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所闪失,但因为蒋牢牢地抓住这样一 根“救命草”,所以也能在政坛上立于不败,扶摇直上。 如果说,蒋介石在思想上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利用和限制并存,并且随着政治 局面变动和蒋本人客观地位的升迁,利用和限制两种思想成分的对比有相互消长, 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话,中山舰事件将是这若干个阶段中的分界点。或许在此之前, 蒋还能够维持一种表面上团结,在反苏反共方面还极力地掩饰自我的话,那么自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就敢于公开采取武力行为和其他高压政策打击苏联顾问和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势头了。也正是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