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于3 月23日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 为理由,自请从严处分,并于4 月2 日拘留了在事件中起了恶劣作用的欧阳格。这 些使苏联代表认为蒋介石似又略向左派演进,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 军阀之上”,又认为蒋“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 用蒋介石”,其策略是:对蒋灌注一小部分革命主义,并以左派勇敢势力包围之, 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满足蒋的喜尊荣的欲望,协助其取得“比较现实 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 布勃诺夫的妥协、退让还只涉及苏联顾问,而斯切潘诺夫等人的妥协、退让则 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后来陈独秀提出,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办而不 包,退而不出”,显然受到斯切潘诺夫等人意见的影响。 至于“处处迎合其意”,协助蒋取得“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等做法,乃是 一种愚蠢的权术。4 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上,蒋介石被选 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即采取行动反对右派:17日,与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谈话,要 求取消学会。23日,与张静江、谭延、李济深、宋子文及斯切潘诺夫等密议,决 定免去吴铁城的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 次日,命左派李章达带兵就任公安局长。蒋介石的这些做法使苏联顾问们感到, 他们“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都缺乏正确的了解和分析。中 山舰事件前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将蒋介石选为主席团的名誉委员,中山舰 事件之后,联共(布)中央决定对蒋介石作“有条件的妥协”,一直到四一二政变 前夕,斯大林还主张对蒋介石“利用到底”。显然,布勃诺夫、斯切潘诺夫及其后 的鲍罗廷都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 事情发生后,很多中共党员都义愤填膺,表示要对蒋介石大加惩罚,予以还击。 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部分领导人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力主讨伐,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该示弱,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态度激烈 并富有见地地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情,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 试探,如我们示弱,他就耍得步戟;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并提出,动员所 有广东革命力量和可利用军队,联合起来,共同通电讨蒋、削其兵权。中共广东区 委也两次发表公开信,严厉驳斥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恶语中伤,造谣诬 蔑,要求全党同志团结起来,联合工农群众揭穿敌人阴谋,还我清白,并给始作俑 者以沉痛打击,维持国共合作的乐观局面。 在上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敢妄下论断和轻举 妄动,他们在静候着来自苏联方面的指示。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 月 末,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 4 月3 日,陈独秀谨遵“圣命”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 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 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 的表态,它实际上给中共应该做出的反应定了格。随后,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 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 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 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 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 策略。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 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 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 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 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 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 会,彭述之为书记。4 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彭述 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 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存在和活动的,几乎没有决策自由。无奈之下,只得按旨办事。 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 重大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 任者。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箭三雕,玩了个“帽子戏法”。既打击了共产党, 抑制了苏联顾问,又逼走了汪精卫,但令人奇怪的是,蒋介石在得手之后,却偃旗 息鼓,究其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广州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硬”立场 和坚决斗争。事件发生后,3 月20日早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张太雷、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到苏联顾问住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和立场。同日, 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人还立即召集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说明事件的 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 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此外,3 月21日和30日,中共广东区委就中山舰事件 两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严厉驳斥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 种种造谣诬蔑,揭露他们反共、破坏联合战线的阴谋,号召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团 结起来共同奋斗。 由此可见,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采取了“强硬”的立 场,有的甚至主张直接与蒋介石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从国共合作之日起,国民党左派人士 就同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和孙中山 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反对西山会议派 的斗争以及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中共同战斗。这时,面对着蒋介 石新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疯狂进攻,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不畏 强暴,纷纷挺身而出,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的行径。这些对蒋介石也产生了一 定的压力。使蒋不得不掂量下一次的冒险举动。 三是蒋介石考虑到他的力量尚不够强大,且惧于各军的不满。当时就广东、广 西整个局面而言,蒋的兵力居劣势,在国民革命的六个军中,他只掌握第一军,第 一军中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而且蒋的行为引起各军的不满,这 使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四是蒋介石为攫取全国政权还需要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还需要苏联 财力和物力的帮助。这种“利用”心理,也使他不愿马上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造成 矛盾激化,从而在事变后不久就偃旗息鼓、改弦更张了。 同时,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施展两面派手腕,掩盖事实真相,洗 清自身罪名。 其一,自请处分。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苏 联顾问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不仅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 众的强烈愤慨,也引起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的普遍不满。为寻找退路,3 月23日, 蒋介石上书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方面竭力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则虚假地承 认“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并要求“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这 些举动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其二,缩小事态。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尽量缩小打击面。在许多场合中声 称中山舰异动“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 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身上。”宣布“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没 有关系的”,主要责任只在李之龙,即使对李之龙亦不想探究,因他毕竟是自己的 学生;即使共产党也只在黄埔军校的第一军内,目的在于“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 与其他各军无涉,恳求汪精卫和其他各军的谅解与支持;对于苏联顾问则谎称“对 人不对俄”,仅仅要求撤换季山嘉等三人,而欢迎鲍罗延、加伦速回广州,继续合 作。一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武装暴乱,就这样被蒋介石用花言巧语“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了。 其三,为掩饰自己的阴谋和使自己免于陷入被动,蒋介石又演出了一幕周瑜打 黄盖的丑剧。宣布事件本身是个“误会”,并把“误会”的一切罪责推到“帝国主 义走狗及奸人身上”,处分了制造事件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免去王柏龄二十师师 长、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责令他们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新编十七师师长 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职务,送虎门要塞监禁;其他如欧阳格、陈策、徐桴等也都受了 处分。这样,蒋介石就以领导者的超然身份,“公正”地处理了中山舰事件的肇事 者,取得了主动权。 其四,打击右派。蒋介石通电全国,严词斥责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分子等为 “帝国主义之工具,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 堪痛心”。宣布西山会议派的二大会议为“非法行为”,“我们为党国计,大家都 要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要当他们是在党的罪人,是我们全体党员的仇敌。” 此外,不仅以破坏省港大罢工为名逼走了伍朝枢(伍当时任广州市长,是广州右派 分子的头面人物),还故意冷落胡汉民(胡是老右派,蒋介石拒绝了胡向蒋提出的 反共建议,迫使其灰溜溜地再度出走香港)。蒋介石这种不肯与右派同流合污的假 象,不要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他弄糊涂了,就连邹鲁这样老奸巨猾的政客也感 到迷惑不解。实际上,这只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 表示革命”的鬼把戏。 就中山舰事件发生的特殊时间、地点和起因来说,有其偶然性,但是,若从国 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看,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 月召开的国民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28 人,右派仅占45人。会议通过 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了“一大”的革命精 神。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 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 立的国民党各机构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 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 人担任。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是共 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也大为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 伍约十余万,农会会员约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二千余人,农民自卫军三万 余人。 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军事指挥者实际上担 当总参谋长,他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幕后指挥者。 汪精卫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左倾,他一切事务与鲍罗廷商谈。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有 读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在会议召开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 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同生死,共存亡。在选举中央委员以前,他预拟了一 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1926年2 月1 日,他在 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 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5 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于孙文主 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3 月初旬,他又召集两会 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 的激进和对革命的热情。 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 他虽然因依靠苏俄供应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 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而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一切,一切都说明了 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 石迟早也会亲自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达成所愿的。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既打 击了对手,又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巩固了自己在国民革命军、政府和国民党中的地 位,可谓一举多得。 1926年2 日,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由向广州国民政府请假,去中国北方。 同月15日,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等汇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在鲍返粤之前,留在广州的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等,基于蒋已经“承担责任”、 “请求处分”、逮捕欧阳格、驳斥上海“二大”,初步确定了“联蒋”的方针。其 基本思路为:其一,在“联蒋”的同时,准备与之斗争;其二,迎合蒋所表示的愿 望,调回军队中全体共产党员,将名单交给各高级长官;其三,满足蒋想在将来当 总司令的欲望,协助他得到比现时更大的权力与实力;其四,争取在蒋提议召开的 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前后,缔结一种条约,共谋国民革命之实现;其五,国共两党 之间的各种问题,应召集两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来解决;其六,“吾辈政 策计在利用蒋介石”。 4 月8 日,在共产国际一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东政府与中国革命运 动》的文章,谓蒋介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动一次政变”,“广州人民政府看 来从没有今天这样受到拥护”,为蒋开脱责任,这是苏联顾问对华工作方针上的一 个重大转折。 鲍罗廷探得要领后,也一改原来回国计划,4 月29日,回到广州。事实上,鲍 此次回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恢复苏联与蒋介石的关系,特别是在经历中山 舰事件后,如何不让苏联在中国革命的投入不付之东流和前功尽弃,而当鲍再次回 到广州时,眼前又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中山舰事件之后,右派最初认为蒋介石向右转了,企图靠近蒋。但是,在4 月 20日蒋解除了吴铁城的职务之后,右派改变了看法,蒋不可能投入自己的怀抱,因 此,开始接近李济深和其他广州其他军事领袖。并利用汪精卫不在的机会,没有通 知国民政府,计划为胡汉民的到来举行精心安排的庆祝典礼,向其致敬。他们甚至 准备为他建立一座凯旋门,并且举行示威以支持胡汉民成为政府首领。胡汉民秘密 地会见了伍朝枢、孙科、吴铁城、古应芬等和其他右派,并且使李济深、陈铭枢和 其他广州军事将领站到自己一边。他告诉蒋,鲍罗廷将开始解决三·二○事件,怂 恿蒋逮捕鲍罗廷,试图在左派内部制造分裂“,这对蒋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 同时,右派分子散布共产党即将“共产”的谣言,煽动银行家和商人罢市,结 果,很多人到银行提款、挤兑,极大地扰乱了政府的财政秩序。5 月7 日,青年军 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分别组织示威,孙文主义学会的潘佑强和杨引之被打 得半死。最后,黄埔军校的指挥官们要求蒋介石采取行动,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 成员。5 月16日,第一军第二师和黄埔学生举行了反共示威。这更加剧了蒋对共产 党采取阴险手段和卑劣行径的准备。 蒋介石对鲍的到来,颇为不安,担心在汪精卫问题上产生“纠葛”。4 月30日, 蒋介石开始与鲍罗廷“商议党争,交换意见”,发现鲍尚有猜忌。在最初的试探之 后,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不能退让,必须强硬对待。他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 在国民党内的职务。鲍罗廷由于感到一场右派政变迫在眉睫,决心以向蒋介石让步 为代价,换取他对右派的镇压。鲍罗廷认为,蒋介石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 国民党人中,没有人能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打 破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 鲍罗廷与蒋介石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制定整理党务办法。当鲍罗廷与蒋商 量这个办法时,对他的态度极为缓和。鲍、蒋会谈的结果很快明朗:其一,鲍对于 蒋在三四月间的所作所为,包括对他的限制、排斥共产党员,以及蒋制造出来的 “以蒋代汪”的局面,采取承认的态度;其二,鲍将此时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 悉数交给蒋介石,这些物资包括两万多支来复枪、数门野炮、数架飞机等;其三, 蒋允予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同意鲍提出的关于打击右派的意见。这就是鲍、 蒋之间的几点“君子协定”。5 月4 日,蒋如约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6 日下午, 援华军事物资由兵舰运到。这样一来,蒋的所作所为,一下子全成了为苏联所支持、 所认可的行为,怨蒋批蒋之口遂被封住,汪精卫的出路也完全堵死,同时为以后的 “反共清党”的变本加厉讨了个合法借口。不仅如此,至此,蒋对苏俄的态度了如 指掌,故能牢固掌握,尽为其用,尤其是助长了蒋对共产党的排挤和打击气焰。 鲍与蒋订立的“君子协定”,究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弃汪联蒋”,这对于国 民革命的现在和未来走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确认了“以蒋代汪”的格局,推 波助澜地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历史,推向了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时代。 与鲍罗廷一同联袂归来的胡汉民,此时收回了他在莫斯科公开的拥护苏联、拥 护第三国际的调子,以亲见亲闻的“资格”,游说拒俄、排共,以求东山再起。他 实在是打错了算盘,蒋介石意在一人独断,不可能搞蒋胡合作,再者胡的拒俄游说, 特别是他对蒋提出的“扣留鲍罗廷”的主意,更提得不是时候,如果真是那样做的 话,蒋介石自断筋脉,因此胡之此行注定是一无所成的。不出所料,1926年5 月9 日,在广州政坛败出的汪精卫、胡汉民,同时离粤。 “君子协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抑制中共。由于蒋介石对鲍罗廷的底牌掌握得 一清二楚,因此,从一开始,蒋就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这 便成为蒋公然向中共发动一次党务限制和清除运动。5 月12日,蒋介石即与鲍罗廷 商谈“党务整理办法”。 虽然鲍也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态度极为缓和,凡蒋介石所提主张,鲍在支支吾 吾中全部接受了。14日,蒋对鲍说:“对共产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许小党在 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余心实不愿提出亡党条件,但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 故余不愿违教分裂也。”表面上声称遵从孙中山遗教,而实行上认为孙中山的“穷 共”将导致国民党之“亡党”。对此,鲍罗廷“默然”无语,不作表态。 种种情况助长了蒋反共之野心,整理党务案即是在此维妙关系中出台和实施的。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十八次党务会议上,蒋介石认为中山舰事件后内外谣言四 起,众说纷纭,整个国内风言风语,一片混乱,为统一口径,蒋介石建议召开国民 党二届二中全会。至5 月中旬,预定会期已到。而此时,蒋已完全控制住了苏联顾 问,也解决了汪、胡的问题,能够从容操纵会议,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党”的意 志。 会议之前,蒋于13、14日分别与张静江、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等谈话,谈 整理“党事”及国共“妥协”条件,对共产党的活动提出了严厉限制的条例。 5 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共40多人,谭延、蒋 介石、谭平为主席团成员,蒋介石为主席。 蒋介石宣布开会理由,矛头直指共产党,指责“自从先总理逝世之后,本党内 部,日益纠纷,一般跨党党员,时有轨外行动”,“反客为主”,等等。随后,由 蒋介石、谭延、孙科等九人,提出《整理党事案》,核心内容为四项原则:一、 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二、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三、 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 此案并提出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席会议”,其目的为“总期跨党党员不再有违 背规约之行为”;而会议之议事范围,“为审查跨党分子违背纪律及两党之纠纷问 题”。 在《整理党事案》之外,蒋介石又单独提出国共“协定事件”八条提案:一、 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之三民主义,不 许加以怀疑或批评。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四、凡属于国民 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五、凡属 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六、中国共产党及 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以 后不得再入国民党。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 程度,加以惩罚。 以上四项原则和蒋的八条提案,是在改善和调整两党关系的表面文字之下,运 用国民党的组织机制,通过中央的名义,公开地和全面地限制、排斥共产党。是两 党仍有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公然对共产党的污蔑、歧视和压迫,最后共产党实行退 让。上述两个提案在文字上略作修订,并分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及《 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于5 月17日获得通过。 5 月18日,蒋介石等又在会上提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中央常委 是国民党二大新设机构,由九人组成,而没有中央常委主席之设置。当时大会秘书 长吴玉章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使“此后凡百事务,当必以多数人负责之故,而进行 敏捷”。蒋介石这个提案,含有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意义,其用意是进一步 从组织上排斥汪精卫。国民党人称整理党务四个决议案中,以这个议案为最关键和 最重要,关系到本党组织历史重心的重建。这个提案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三决议 案》,获得通过,并“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 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了使张当选,竟在其提案中规定可由“监委”委员任“执委” 主席,这也是因人设置的一个典型事例。20日,蒋介石又在会上重新登记党员的提 案(《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进一步控制共产党员的活动。 5 月20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按照《整理党务案》的要求,在25日召开 的第二十八次中央常务会议上,毛泽东(缺席)提出辞去宣传部代部长职务,林伯 渠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未提辞农民部长职),谭平山 (缺席)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职务(未提辞组织部长职)。28日,张静江主持 第二十九次中央常务会议,“照准”三人辞职。张静江提议:由蒋介石任组织部长, 顾孟余任代理宣传部长,甘乃光任农民部长。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云:“完成国民革命,尤 须革命势力的长期团结。为巩革命基础和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 时,一部分的利益亦当准备牺牲。” 6 月4 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书,说《整理党务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 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仅仅表明了一种消极的、委曲求全的态 度。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及其《整理党务案》,是对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全面否定。 会议以实际行动“合法”地实现了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弹劾共产党案”、 “戴季陶主义”以及西山会议种种“决议案”所提出的限制和排斥共产党的主张, 完成了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排胡、去汪,取而代之,由蒋亲掌大权的夙愿。国民党、 国民政府的权力体制,遂从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步步进攻,至此可谓赢得了全 盘胜利。鲍罗廷指望以让步换取蒋对右派的镇压,蒋介石在这方面给了鲍罗廷以某 种满足。 作为对蒋介石的回报,鲍罗廷又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在广州向全体顾问作报告时,鲍罗廷把蒋介石列为国民党中反对右派势力和资产阶 级的中派代表,应予团结和支持。实际上,时值今日,鲍罗廷在与蒋合作这条道路 已没有退路,他能够做的就是通过更多地赋予蒋介石以权力荣誉来博得蒋的信任, 用平和的方式赢得蒋介石的心。鲍罗廷无疑是在给自己赌博,他希望运气会战胜理 智。但事实表明,鲍错了,同时也意味着鲍输得很惨很惨。 在苏联的支配下,1926年6 月4 日,中共为时局及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书国 民党,公开接受整理党务案。但面对着铁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明智人士更了 解局势已发展到怎样的境地,即使在苏联的高压之下,他们也还是作了些理智的分 析和合理的反抗。 1926年7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内部 的分化,将其势力分为四种,首次正式指出蒋介石是新右派的代表人物,这表明中 共对蒋介石的认识开始转变。 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分析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 党务案的性质及发生的原因,认为这一切都是对共产党的一贯的进攻。 会议对国民党右派以及中派进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对问题的真正实质、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对以蒋介石为代表 的新右派没有任何反击的步骤与方法。 会议提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然而,由于会议明确提出新右派即是中派,因而 “反攻右派”的方针只是针对老右派的,所谓“应付中派”实际上是迁就中派并对 其妥协退让。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既达不到扩大左派的目的,又难以联合左派反对 右派的进攻,大会制定的“应付中派”这一含糊不清的政策,事实上成了中共在北 伐战争期间对蒋介石的基本方针,这是中共在对国民党策略上的失误。 就在中共制定了“应付中派”方针的前后,蒋介石加剧了向中共夺取中央和地 方党权的攻势,蒋介石于5 月28日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被蒋介石任命为该 部秘书(陈到任后,在四个月内,将原在组织部内工作的大部分中共党员清洗出去)。 原西山会议派的叶楚伧、邵元冲分别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和青年部长。 但是,蒋介石并未以此满足,他又超出整理党务案的范围,进一步要求共产党 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要求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5 月27日, 他对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宣称“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6 月7 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一国有两个革命党,这个革命也一定不能成 功”:“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 政和专制是不行的。”他并称:“如果一党中间,有另外的一个小党的党员在里面 活动,一班党员便起了猜忌怀疑之心,由这猜忌怀疑便发生一种恐慌,由这恐慌便 生出冲突,由这种冲突使自己的势力互相残杀,同归于尽。” 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做出“暂时牺牲”,以便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次日,他 向鲍罗廷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同年8 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 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 :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 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存在的。 7 月13日,蒋介石以即将前往前线,无暇兼理组织部长职务为由,举荐陈果夫 为组织部长。同时,他与陈果夫以及代理中央常委主席的张静江策划了一套夺取省 市党权的计划,篡夺地方党权,为“清党”铺路。 1926年10月,陈果夫决定改组广东省党部,并修改选举办法,在他的操纵下, 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只有三名共产党员当选为执行委员,改变了过去由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局面,这无疑为各地右派篡夺地方党权做出了示范。 从而为日后的全面“清党”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