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谈陈嘉庚、东方传统及科技
潘国驹
我觉得陈嘉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以身作则，很早就捐出巨款来办教育
事业。这不只在东南亚，甚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我自己
在1928年到1929年曾经跟随父母亲在厦门大学住过一段时期，那时我年纪很小，
我父亲在厦门大学当数学教授，当时知道厦大是陈嘉庚一手创立的。
上个月，杨振宁教授来新加坡主持陈嘉庚基金青少年发明奖颁奖礼。我们有
机会与杨先生在不少问题上做了深入地讨论。杨先生关心新加坡的前途，关心如
何好好配合东西方文化等。在这篇报道内，杨先生对不少问题都有精辟、独特的
见解，很值得我们深思。
陈嘉庚的教育事业与儒家思想
潘：杨先生这次特地来新加坡为陈嘉庚基金颁发青少年发明奖，我们都觉得
很荣幸。陈嘉庚的教育事业在东南亚、中国都有极深远的影响，我们希望你能谈
谈你对陈嘉庚先生的教育事业有什么印象？
杨：我觉得陈嘉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以身作则，很早就捐出巨款来办
教育事业。这不只在东南亚，甚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我
自己在1928年到1929年曾经跟随父母亲在厦门大学住过一段时期，那时我年纪很
小，我父亲在厦门大学当数学教授，当时知道厦大是陈嘉庚一手创立的。我从他
的自传中，知道他创立厦门大学期间，本来以为可以通过他的奔走、出力，影响
南洋其他富商合力把厦门大学办起来。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尽全力地把厦大办起
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想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性，而且对社会
有很大贡献的伟大人物。我对他的历史不完全清楚，不过我一直觉得应该把他的
历史详细地写成一部书，这对后辈会有许多好处。
潘：毫无疑问的，陈嘉庚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对社会、民族深具影响。从他
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可否谈谈是什么因素造成他献身教育事业的？
杨：我想陈嘉庚在当时中国的情况，加上他在东南亚殖民地社会时，深深地
了解到19世纪，中国受到西方和日本的侵略，中国人受到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欺凌
所造成的民族创伤，对他的思想引起很大的冲击。我想这造成他对教育事业的重
视，深深觉得应该从教育来挽救民族、国家的灾难。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
传统对教育的重视。他身处在当时的殖民地社会，希望中国能很快复苏。我觉得
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使然。所以，他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还有集美水
产和专科学校。
潘：你能否谈谈陈嘉庚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比如说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
系？
杨：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历史上捐这么多钱办学校的例子并不多见，而且像
现在我们所谓的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很短。在陈嘉庚先生办厦门大学的时候，中
国的大学还很少，清华大学还不存在，只有清华学堂，北京大学也只有几年的历
史，还没有完整的大学制度与设备。所以，陈嘉庚创办大学可说是一个创举，因
为当时还没有一间私人办的大学。我想办学校、注重教育，这种活动跟中国的传
统是有密切关系的。对于治国者来说，从中国的传统来看，需要一批具有修养的
学者来协助治国。
潘：目前新加坡的情况与陈嘉庚当时所处的情况不同。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独
立的国家，而当时陈嘉庚所处的社会是殖民地社会或半殖民地社会，你是否认为
他那种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与中国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
杨：是的。我想，中国传统中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观念在西方传统中
是很少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有责任，国家、社会很重要，
个人绝对不重要。而西方社会的基本精神则建立在个人的身上，社会是许多个体
的连结，每个个体对社会都有所贡献，如果问：“究竟个人、社会哪个比较重要？”
在中国传统下，当然社会是绝对重要，个人不重要，所以有先后之别。这是东方
传统与西方传统很明显的不同处。所以，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有“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观念。这跟西方是相当不一样的。西方传统是以个人为中心，从历史的观
点来看，西方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有个上帝，基督教对一个人的最后判断
是由他本人和他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每个人有自己的上帝，你去教堂忏悔，
是你跟你的上帝之间解决问题，而不是向社会交代。中国传统中所谓“君”，其
实是代表整个社会，在最后结算的时候，个人是不重要的。我想，这个传统也是
为什么西方民主不容易在中国发展的原因之一。以上所讲的，并不是好坏或是非
的问题，而是东西方传统在观念上不一样的问题。
潘：陈嘉庚先生是当时海外华人中唯一“倾家兴学”的伟人，他留下了无数
教育遗业。譬如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道南学校等，在中国的厦门大学、集美专
科学校等。为了建立教育的经济基础，更进一步在香港创立集友银行，股份方面，
集美学校占有80% 至90% ，在金融界独树一帜。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股
份占有率大幅度减少到28% ，原有着崇高使命的银行一降而为一般性的商业银行。
杨先生你可否谈谈我们应该如何保存及发展陈嘉庚先生这些宝贵的教育遗业？
杨：陈嘉庚先生确是华族大力捐助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他在东南亚、中国，
尤其在南洋的声誉和影响都非常巨大。我多次访问新马，发现华族社团对于继承
和发展陈先生所创建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极为关怀。我觉得这些事业前途的
发展要靠海外华族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华族社会方面，要加强及协助发展
与东方传统有关的教育事业；在中国方面，要加强对海外华族社团的了解。譬如
集友银行股份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过去遗留下来、没有澄清的问题。
东方的传统思想
潘：你能否简单谈谈，新加坡社会应该怎样结合东方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的思
想？
杨：我想中国的传统在发展得好的时候，社会是可以发展得很好。假如统治
中国社会的人，是个非常明智、非常有能力的人，我想这对整个的社会是有好处
的。而且，在刚才讲的先决条件下，比较容易把社会发展起来。西方的传统是不
一样的，个人任何时候都想发展个人的想法，任何时候都为自己的权力而奋斗，
这两方面各有各的好处，如何互相配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潘：新加坡在过去20几年，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建设，发展得很快，但由
于各种因素，例如外来的影响、教育等，年轻一代受西方影响比较大，一个自然
的结果是不少年轻人着重个人利益，不太关心国家或社会的利益。杨先生请你谈
谈这个问题。
杨：我听说李光耀总理对这事情很关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新加坡高速度
的经济成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年轻一代偏向西方的影响。问题的解决并不简单。
目前，新加坡政府希望将儒家思想、儒家的传统灌输给年轻人，这是一件有意义
的政策，因为儒家思想有几千年的历史，应用到社会上是有必要的。当然，是不
是足够就很难说，因为世界随时都在演变，今天的新加坡跟二三十年前的新加坡
就大不相同。因此，所发生的新现象，需要通过种种方面的努力、想方法来解决
问题，而没有一个简单的模式去解决的。
日本的经验
潘：记得在1981年，我们一起在日本访问了一个月。你觉得日本民族是一个
了不起的民族，我们应该深入了解日本的民族特性及其成功的经验。请你谈谈日
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有什么差异？
杨：大家都公认日本是曾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很大的影响，不过，日本也有
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发展，日本的民族性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是有所不同的。我刚
才说，若将中国人和西方人互相比较的话，中国人是社会重于个人，而西方人却
是个人重于社会。日本人有自己发展的方向，有些地方比中国社会注重个人，但
在另一些地方却更注重集体。可以说日本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武士道最初是
从中国传到日本，在我的印象中，是宋朝传去日本，可是他们却把武士道精神发
扬光大。武士道精神发展了以后跟中国的原有传统是不一样的，它今天深深扎根
到日本的民族的血液里，不是武士道者也吸收了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我觉
得是既个人又集体的观念，中国武士道精神却没有发展到像日本那样。在个人观
念方面，武士道非常重视个人的荣耀，比如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把公司弄垮
的话，他会觉得非常丢脸，很可能切腹自杀。在过去的封建中国，臣子对君王是
很忠心的，可以达到以死来表示忠诚，而日本人却觉得自己的荣耀受损了，所以
就把切腹自杀作为最后挽救自己荣誉的一个办法，这个我想是三岛由纪夫的思想，
我认为日本人的精神是照顾团体的利益，但同时又把个人的精神推到一个极端。
这跟传统的中国方向不一样，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一个臣子的主要动机是他对君
王的效忠，他最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对君王的“忠”。日本人
切腹自杀则为了自己的荣誉，所以日本人的发展方向，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西方
人，而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深入地讨论日本文化是很有意义的。
潘：日本在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成就很大，你是否觉得这与日本人的
民族性有关？
杨：我觉得日本经济的成功是有道理的，他们对每件事情都很认真。1981年，
我在日本访问时，我发觉日本人的审美观非常讲究。日本的乡下，那些农民都能
集中起来做一些非常合理的事情，譬如山上的树，他们并不是毫无目的地开伐，
而是很有系统地将它们砍下来，再种植下去，他们对自然界的保护，是中国人没
有做到的。在上海时，我碰见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教授，他的夫人是日本人，
结婚五六十年了。他是个日本通，我问他中国人与日本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
说日本人很认真，认真到每一个普通商品都包装得很精致，这跟中国传统是非常
不同的。我觉得日本人与美国传统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日本人制造出来的汽车，
结构比较好，日本工人每装一根螺丝钉都很谨慎。美国工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他
们的兴趣是每天工作八小时，有薪水拿就很高兴，日本人这种认真态度与武士道
精神也有关系——不是因为别人看到才把工作做好，就算是没有人看见我，我也
要做得好。他们认为做好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价值，这种精神，比中国人和美国
人来得彻底。
新加坡发展科技的方向
潘：新加坡目前在所谓高科技方面，比如电脑、生物工程有大量的投资，在
这方面我们面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竞争，不容易做出真正国际一流水平的结
果。杨先生你对这问题有何看法？比如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地
区人口又少，又没有庞大的资源，但我们在科技方面，却几乎把80% 至90% 的人
力、财力集中在高科技的研究上，你认为这样做是否健全或有待商榷？
杨：我想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讨论。大家知道新加坡最近两年的经济发展
情形并不是最好，我想目前的第一要点是要扭转这种局面；第二个问题是长远的
发展，长远的发展对于基础的学科当然比较注重。不过，我发觉新加坡从1960年
开始到现在，经济有高速度的发展，因为地方小、人口少，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
的投资，以便面对各方面的竞争，瑞士人口大约500 万，瑞典约800 万，而丹麦
是400 多万，这些国家发展得比较早，他们无论在应用研究还是基础研究方面都
有卓越的成就。不过，一个国家的财力有两方面，一个是它在当时的经济状况，
另一个是它过去所累积下来的财富，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因为如果累积下来的财
富是多的话，需要用在许多实际用途上的费用就比较少；如果过去所累积的财富
比较少，那就需要修造更多的地下铁、道路、海港、房子等，这些都要耗费很多
的钱。所以这两个因素都是很重要的。新加坡是一个新兴国家，刚步入已发展国
家的行列，时间还不够久，累积的财富还不够多，所以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才能
发展“昂贵”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对那些花很少钱的理论科学、文史、哲学、
数学和理论物理等是可以鼓励的，我觉得这方面新加坡做得不够，我想是由于整
个社会风气的关系。新加坡社会如果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史大师、哲学家、数学家，
对整个社会风气会有很大的好处，对新加坡年轻人一生的态度也会有很重要的影
响。过去高速度的经济成长使新加坡人把物质的生活看得较重要，这也是一个必
然的现象。
潘：如果新加坡有比较浓厚的研究气氛，对社会又有什么好处？
杨：我想会有好处的，因为真正做比较不花钱的研究工作对新加坡来讲负担
是不大的。它对有这方面才干的年轻人是会有价值的，我想新加坡200 多万人里
是会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人，在任何文化传统里头，把一些有意义的人类学术活动
弄到一个尖端去，这是应该鼓励的。
潘：非常谢谢杨先生为我们提供那么多宝贵的意见。
（文刊新加坡《联合早报》1987年2 月22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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