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菲薄遗产 帕尔梅遇害业已十年,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警方曾逮捕几个嫌疑犯,因证据不 足,均一一释放。其中一个叫彼得松的,由于帕尔梅夫人一口咬定,她那晚看见枪 杀她丈夫的正是此人,彼得松于是被判有罪。 彼得松劣迹昭著, 13 岁起开始偷盗,16 岁起吸毒,曾在大街上用匕首活活 将人捅死,但因是少年,只在精神病医院里关押了半年。释放后劣性不改,又杀其 生父,被判徒刑。然而这次他矢口否认与杀害帕尔梅有任何牵连,不服判决,上诉 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审理后,判定证据不足,将他无罪释放,并赔偿30 万克朗, 以弥补他在监禁期间的损失。警方后来怀疑杀害帕尔梅有国际背景,提出了一长串 有嫌疑的国际组织名单,其中有联邦德国“红色旅”、已被通缉的阿布·尼达尔及 其同伙的恐怖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智利皮诺切特当局,伊拉克情 报部门,伊朗政府,南非秘密警察BOSS。 然而侦察结果,因无证据而一一否定。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1996 年10 月), 报纸透露,警方认为很可能是南非秘密警察BOSS 所为。结果如何,谁也不能断言。 1987 年11 月20 日美国《先驱论坛报》刊登一则广告: 悬赏 5000 万克朗 (约合820 万美元或1130.5 万瑞士克朗) 瑞典政府奖励为破获1986 年2 月28 日枪杀 帕尔梅首相 而提供情况者 奖金可根据有关国家规定在瑞典或在国外领取 请与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帕尔梅专案组联系 地址: 12256 信箱 S-10226 斯德哥尔摩 瑞典 这份广告同时用法文和西班牙文刊载。 帕尔梅夫人看后不禁苦笑。她和她已故丈夫全部不动产加起来还不及这个悬赏 金额的百分之一,而如今能够提供杀害她丈夫凶手线索的人竟可以得到5000 万克 朗!价值标准是否完全颠倒了。但是她丈夫只值500O 万克朗吗? 对她来说,她丈夫是无价之宝,无论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对国家来说,损失 也太大了。凶杀像腐蚀性极强的酸剂,破坏了瑞典社会这块漂亮的刺绣。 过去国工、首相、大臣等要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公园里散步,或上餐 馆吃饭,或去剧院看戏,像所有平民百姓一样。今天准还敢呢?人人自危,要人外 出必须带警卫、保漂。路不抬遗、夜不闭户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帕尔梅夫人自言自 语他说:瑞典不只是失去一位首相,瑞典的灵魂也差不多随帕尔梅而去了。 瑞典许多人会附声同意帕尔梅夫人的。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仍怀念他。 一位瑞典名牌大学查尔摩斯科技大学研究生安妮卡说:瑞典再也找不到帕尔梅 这样精明的领导人了,我们有种失落感。不知瑞典将会怎样发展。至于帕尔梅的崇 拜者,他们仍将他视为偶像。他的心腹记者斯特朗德更是瑞典的沙文。帕尔梅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他的楷模。他说:“80 年代初,人们不乏崇拜的偶像。有 些瑞典偶像在国外也久负盛名。精力充沛的滑雪运动员英格玛·史但马克,或是阿 巴(ABBA)摇滚乐队,或是网球巨星鲍里斯·贝里(英国人释为“伯格”)。想想 他垄断世界网坛霸主地位多少年吧。以前凡有史但马克、贝里的比赛,瑞典人都会 回家看电视转播,街上空元一人。 白天转播白天看,夜里转播夜里看。他们是瑞典人的骄做。然而偶像就像时装 一样,是短暂的,是经常翻新的。过不了多久。又有一位新滑雪冠军从积满白雪的 山上猛冲下来,刷新世界记录,又有新的摇滚乐队使年轻人如醉如痴,忘我疯狂: 又有其他球垦得到网球迷的喝彩与崇拜。在我们这个变化无常的时代里,只有在人 民需要的时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才真正热爱人民,永远热爱人民。对瑞典人 来说,帕尔梅就是这种人。人民信任他有能力去稳定发展他们繁荣的经济,保护他 们不受全球灾难的威胁。”帕尔悔身边的工作人员滔滔不绝地叙述他如何热爱人民, 热爱和平。他的秘书英佳·丽娜·乌林说“……他年轻时去过印度,看到过印度的 赤贫,也目睹了美国的阶级矛盾和贫富悬殊,他看到富人的奢侈,穷人的潦倒,他 把这些深深印在脑子里,他积累了丰富经验,已是老练的政治家,但他仍很年轻, 政治生涯还是如日中天。”“孩子和老人为和平而担心。他们给奥洛夫写信。信很 多——一年约有2 万封,其中10~15%是孩子们写的,有的信开头直呼其名,很随 便,像朋友一样:‘你好,奥洛夫,我名叫安娜, 10 岁了,我要永远和平。’每 个写信的孩子都得到他的回信。现在我们每每想念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些。 我想起年轻人在斯德哥尔摩大街的邮筒上写的关于他被害的话,‘是谁杀了我 们的和平鸽?’今天我到墓地上去看他,看见人们拿着白瓷做的和平鸽,放在他墓 前。和平是个重要问题,他促使许多瑞典人也去关心和平。他用不同于其他瑞典政 客的方法将周边国家和世界政治介绍到瑞典来,奥洛夫使普通瑞典人与外交政策、 和平、裁军问题贴得更近。”但不是每个瑞典人都异口同声颂扬他的。痛恨帕尔梅 的也大有人在,他毕竟是个“有争议的首相”。有些人对他存有偏见,给他安上莫 须有的“罪名”,说他逃税;甚至编造许多男女关系丑闻,把他形容成“风流首相”, 说他在国外有一百多个情妇。英国作家露丝·弗里曼觉得这对帕尔梅太不公正。她 挥笔疾书,驳斥诽谤中伤帕尔梅的人。弗里曼女士肯定帕尔梅是个政治天才, 27 岁奉恩师之命修改宪法,充分显示出他娴熟的技巧,处置得很得体,既不与社会民 主党过去宣布过的打倒君主的口号相悖,又不得罪国王,政治上机智圆滑,又有法 律头脑,“如果世界上有天生领袖的话,这人就是奥洛夫·帕尔梅。1974 年帕尔 梅主持制订的新宪法在国会通过,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颠峰。”弗里曼女士并赞扬帕 尔梅为官数十载,最后两袖清风,家里的陈设非常简朴,没有奢侈品。沙发虽很舒 服,但已半旧,“他的敌人用几十倍放大镜查看,也找不出帕尔梅经济上有任何疏 漏之处,连最擅长造谣的英国记者也无法编造出帕尔梅贪污受贿的故事。”弗里曼 女士进一步写道: “唯恐天下不乱的报纸、电视台,电台竭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一再重复那些捕 风捉影的谎言,寻找帕尔梅生活中不光彩的一面。英国记者编造出帕尔梅与他英国 情妇的故事,似乎要人相信帕尔梅遇害是桩桃色纠纷。任何对帕尔梅稍有了解的人 都知道,他生前有个情妇,但不在英国,而是在瑞典。谁都知道他是个十分勤政的 首相,对他来说工作比女人更重要,更有吸引力,花的时间和精力也多得多。任何 女人不会容忍帕尔梅对她的冷淡,而甘当他的挂名情妇的。美国管帕尔梅这样的人 叫什么来着?‘工作狂’,不是吗?”“世界上有几个(如果真有的话),像帕尔 梅这样身居高位又两袖清风的人呢?他和丽斯贝特住的那间房子是一位好心朋友为 照顾他上下班方便硬借给他的。他们夫妇在郊区确有一幢住房,但那是“一百万套” 突击造房计划时的产品,比简易楼好不了多少,除低工资工人外. 大部分工薪人员 都买得起。”“帕尔梅也有缺点,甚至错误。他不追求个人财富,或舒适生活,他 追求的是权。如果有谁妨碍他,或企图要他做他不愿做的事,他会残酷无情。 然而他有勇气,有原则,就像越南战争中他敢公然反抗美国那样。试问瑞典有 谁有这样正义感,这样勇气和这样领袖品质呢?”财政部官员、帕尔梅以前的私人 秘书扬·卡尔松则把帕尔梅说成是十全十美的完人,生活简朴,“乡间的休闲小屋 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视,这在瑞典是很不多见的”;说他对人体贴入微,“他对 家里人非常关心——不只是关心他的妻子、孩子、还有他的亲威。此外,他挤出时 间来跟朋友聊天,很多情况下,都是在电话上聊,他通过这种方式了解许多情况。 大约一年前,我离开首相办公室到财政部任职。每到星期六上午,我们一般要在电 话上聊半个小时,无话不谈。帕尔梅尽管很忙,还能做到面面俱到。在他生命的最 后一天,还抽出时间跟社会党国际主席威廉·勃兰特打个电话,给几位上了年龄的 人和身体不好的朋友打个电话,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给他的球友打个电话,商量 下一次网球赛何时举行,当然这场网球赛永远取消了。晚上他和我妻子在电话上聊 了一阵,谈他老城的寓所里取暖问题(这房子里确实很冷),又跟我谈了一个政治 问题。”“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他能为世界和平作出真正的贡献,因为他在世界上 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他在‘帕尔梅委员会’里作的一切工作(跟阿尔巴托夫以及其 他人一起所作的工作),为安全问题找到了一个全新的途径——开始对东西方对话 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一切表明奥洛夫·帕尔梅为国际上的和平发展,特别是反对核 武器,真是呕心沥血……”“我像其他所有具有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人一样,认为个 人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只起次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说,特定个人在某些情况 下能起巨大的作用。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人。在今后十至十五年里帕尔梅会对 制止军备竞赛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的。以前瑞典人身处瑞典,对此并无察觉。 帕尔梅全心全意投入这场斗争,每星期与政治领导人、和平运动的斗士以及世 界许多国家政府进行接触,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自己亲属、部属的 评价难免有失偏颇。帕尔梅没有给妻儿留下多少财产,这是他为官清廉的见证。但 他也没有为社民党、为自己国人留下更多的遗产。 他是社民党第四代领导人。他的前任每人都为党和国家留下一笔可观财富,也 为他们自己树立一块历史丰碑。唯帕尔梅政绩平平。帕尔梅中断了社民党连续执政 近半个世纪的辉煌纪录,将政权拱手让给“非社会主义集团”;也结束了瑞典经济 持续高速发展的历史。在他执政期间,瑞典经济染上了“瑞典病”。帕尔梅留给他 后人思考的不是他孜孜以求的国际问题,不是世界和平、裁军,而是国内经济,是 “瑞典模式”今后何去何从,继续发展?半途而废? 与他三位前任相比,帕尔梅似乎是有罪之人了? 瑞典社民党官方宣传它的第一代领导人是H ·布兰亭。其实瑞典社民党的创始 人是奥古斯特·帕尔姆。 帕尔姆是个裁缝,早年去德意志,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工人运动,被德 意志当局驱逐出境,来到丹麦;因“劣性不改”,继续宣扬革命,又被驱逐,最终 回到瑞典。1886 年11 月6 日,帕尔姆在南方港口城市马尔默发表他第一次演说, 此后从马尔默北上,到全国去动员工人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益斗争。是年12 月 27 日他抵达斯德哥尔摩。那天正下着鹅毛大雪,风很大,天很冷,有钱人家仍在 欢度圣诞节,帕尔姆却不顾鞍马之劳,在露天向六百位听众做了一个被当地一家报 纸称之为“可怕的长篇演说”。他向听众分析工人为什么穷,如何从资本家剥削、 压迫下解放出来,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成立工会和社会民主组织。斯德哥尔摩工 人反应不很热烈。他们循规蹈矩,甚至逆来顺受。帕尔姆认识到需要对工人弟兄进 行教育,于是第二年(1887 年)回到马尔默,创建了《社会民主报》;后又在斯 德哥尔摩创办《社会民主报》自任总编辑,撰文猛烈抨击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 在宣传、启发工人觉悟的过程中,帕尔姆几度被捕。一次当局又以污蔑议会罪将他 逮捕,判六个半月徒刑。就是这次在狱中六个半月时间里,他策划了1889 年瑞典 第一次“社会民主大会”(Social DemocraticCongress ),这次大会正式宣告成 立了瑞典社会民主党。这支由工人、革命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厌倦社会不公 正现象的男男女女”组织的队伍有3149 人。 帕尔姆在今天瑞典历史上被称之为唤醒千百万工人的“晨钟”,而瑞典社民党 第一代领导人的桂冠则戴在H ·布兰亭头上,尽管布兰亭1907 年才被选为瑞典社 民党主席。 布兰亭1860 年生于斯德哥尔摩一个上层阶级家庭,是乌普萨拉大学学生,攻 读天文,但更热衷于政治,在学校里就成立一个激进的辩论组织。他身材魁梧,体 魄健壮,蓄一把海象式大胡子,当时一家报纸说他“天生就是治人的人,是赢家。 他能使人对他看法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他深感社会不公,誓为平等奋斗。他弃学 从政,大学未毕业就进入帕尔姆的编辑部工作,总编辑一职很快就非他莫属。他会 暴跳如雷,爱卖弄学问。但他热情,有魅力,讨人喜欢。 开始他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886 年他发表《工人为什么必须是社会主义者》谈话,猛烈抨击温和的改良派,说他们 是“半自由主义的太监”,缺乏阳刚之气,只想采取温和的解决办法。待越来越多 的工人站在他一边后,他又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在选举,是争得普选权。他 写道:“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必须付出的代价…… 否则资产阶级便得接受革命法庭的裁决:破产。”布兰亭与党内主张搞暴力斗 争的“极端主义者”,如H ·贝里格林等人渐渐势不两立。 布兰亭在社民党幼年时期,影响不大的情况下,采取“借窝孵蛋”的办法进入 议会。1897 年他与自由党人的老同学卡尔·史达夫达成协议,以自由党名义竟选 下院议员。布兰亭当选后,便与史达夫一起为争取普选权而共同奋斗。 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以自由党为首的政党联合行动中,由于得到了工人运动的 强有力支持,未经多少挫折便取得了初步胜利——男性公民首先获得了普选权。在 这一斗争回合中,不能否认瑞典民族惯有的妥协传统所发挥的作用。 社民党内主张采取暴力斗争的人为数不少,仍有一定的势力。1908 年工人举 行大罢工,资本家用轮船从英国运来破坏罢工的工人。这艘运送工人的轮船停泊在 码头上时被炸,造成死1 人,伤21 人的事件。据说炸药是一个名叫安东·尼尔松 的工人安放的,证据就是船上发现一分传单,传单上有尼尔松的名字。尼尔松被判 死刑(这是瑞典最后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后改为无期徒刑)。 事后,布兰亭开除了“极左”的贝里格林。贝里格林另组新党,这就是瑞典共 产党。 1909 年爆发了全国总罢工。这是瑞典总工会与雇主协会之间的一场较量。雇 主联合会自1907 年起,一直抵制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以国际经济衰退和加强 竞争能力为由,进一步削减工人工资。1909 年雇主联合会决定关厂停工,致使10 万工人失业。总工会动员其所属工会的30 万工人罢工。总罢工虽未获全胜,但已 使资本家感到工人阶级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逼近时,工会力量又有很大发展。布兰亭本着民族利益,呼吁 工人加强团结,支持政府中立政策,不许党内左派造次。布兰亭亲信摩勒说:布兰 亭突然“成了瑞典最宝贵的政治财富,成了瑞典最伟大的儿子”。 布兰亭自此青云直上。 1917 年4 、5 月瑞典出现“最接近革命的形势”。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工 人无法依靠“填不饱肚子的工资”生存下去,举行罢工。贝里格林及其同志一马当 先,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甚至最北端哈帕兰达旁边的小岛塞斯卡罗都发生了罢工, 前往镇压的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政府遂动用军队。军队此时也出现爆炸形势:士 兵因为吃不炮,也手挽手走上街头,与工人站在一起。 1917 年11 月7 日,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立了苏维 埃政权。“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于正在斗争中的瑞典工人阶级,是个巨大的鼓舞。 罢工斗争到达高潮时,布兰亭访问俄国回来。他竭尽全力将罢工纳入法制、民 主轨道,使革命形势渐渐平息(1921 年布兰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就毫不奇怪 了)。这年选举结果,社民党选票猛增,与自由党一起组织了联合政府,布兰亭任 财政大臣,他的九位社民党同事亦进政府里任大臣。 1919 年保守党等在国内外形势压力下,被迫接受全民普选权。从此广大工人 手中的选票就渐渐成为社民党的囊中之物,社民党的胜利就不可阻挡了,成了“天 生的执政党”。1920 年联合政府解散,布兰亭组阁,任首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少数党政府,但寿命不长,7 个月后垮台。 1921 年布兰亭又组成少数党政府, 1923 年解散。1924 年他第三次,也是 他最后一次组阁。1925 年逝世。 布兰亭成功地将瑞典工人运动纳入议会道路,并通过工人的选票而掌握政权, 企图向世人指出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布兰 亭因而被尊为在瑞典点燃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想的创始人。 他完成了社民党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政治平等。 帕尔梅与布兰亭有许多相似之处,除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等相同外,俩人都是 口若悬河,极有辩才;俩人都善于同各方面作出妥协,但在社民党原则问题上寸步 不让;俩人都倍受敬重,也很遭人憎恨。1925 年3 月1 日布兰亭逝世时,瑞典最 著名的记者托里尼·塞格斯泰特为他写了最恰如其分的悼文:“他很刻薄,经常挖 苦讽刺别人,用词之尖刻可谓登峰造极,别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挖苦他, 讽刺他。对此他也罪有应得。他是个坚强的斗士,从不埋怨,从不呻吟,从不长嘘 短叹。但最重要的是,人们热爱他,他也最值得热爱”。当然,最爱他的是他妻子。 妻子是位作家,对他近于崇拜,说他能言会道,“天哪,他那双眼睛多么漂亮啊, 那么温和,充满幻想,睫毛长极了,像个姑娘,见面问候总是那么温柔。他擅长辞 令,寒暄客套的话多极了,从来不会无话可说。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社民党 第二代领导人皮尔·阿尔宾·汉松与布兰亭和帕尔梅截然不同。 汉松出生在马尔默一个工人家庭, 12 岁就开始干活挣钱,利用周末、节假日 时间,步行一个多小时去市里给人家当童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他完成小学义务 教育后因家贫而辍学,在一家商店里当听差。1902 年投身社会民主运动,参加了 马尔默社会民主青年俱乐部。1904 年进社民党报纸《劳工报》工作,后调斯德哥 尔摩,成为“民主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领导人之一,1905~1909 年任社民党青 年联盟机关报《前进》报主编, 1918 年步入议会,为下院议员,在布兰亭的三届 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颠峰了,他如还想往上爬, 就得进学校再读几年书。汉松回答说: “不见得!”他是社民党第二代领导人中最典型的代表,不像第一代领导人那 样有时需要表现得激进些,可以说他头脑里容不得半点革命思想,他信奉民主,主 张用和平手段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20 年代末,当社民党在议会中仍处少数而不 足以实施党的纲领时,他就努力争取工人群众,使每一条有利于工人阶级工作和生 活条件的法令,在议会获得通过。他创造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里进行合作的记 录,他坚信各党派应该、而且能够进行合作、不搞对抗。1928 年他首次在竞选演 说中提出“人民之家”口号,将国家比作一个家、说家庭的基础是共同体和团结一 致,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没有剥削,只有平等,彼此关心爱护,互助合作。 国家也应如此。瑞典社会若要成为好的人民的“大家庭”,就得消灭阶级差别,发 展社会福利,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和民主。他把平等、福利和合作当作“人 民之家”的基本要素。社会化当然要搞,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但这是长远 目标。当前任务是逐一实施改良措施,建立“人民之家”。 但在大选中,社民党仍不敌自由党而败北。汉松总结大选失败和以前社民党三 次组阁夭折的教训,认为皆由于社民党某些纲领和政策过于偏激,尤其是取消继承 权和实施社会化的口号,吓跑了许多有产者,必须放弃,而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实 际的政策。 1932 年汉松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上台,组织少数党政府。他先与农民 党达成妥协,支持农民党关于农产品价格的要求,照顾农民利益,农民党则支持社 民党的改革措施,从而开创了与农民党合作达24 年的历史。 地位稳定后,汉松着手修建“人民之家”,用福利社会对付资本主义周期性经 济危机,取得明显效果。一项接着一项福利措施出笼,如失业保险、养老金、产妇 补助、子女补助、休假等等。 精密的社会保险网迅速编织起来,“人民之家”虽还不是十分富裕,但基本上 人人安居乐业。特别是汉松1938 年促使劳资双方签订“萨奇巴登协议”后,罢工 事件几乎绝迹,劳资纠纷总能协商解决,瑞典总工会主席阿尼·盖伊尔和雇主联合 会主席帕蒂尔·古纳尔贝尔到国外同台作报告,介绍瑞典经验。1936 年美国作家 马奎斯·查尔兹考察瑞典后,发表了《瑞典:中间道路》一书,将瑞典描写成世外 桃源,从此“瑞典模式”不胫而走,不少人认为瑞典模式是“可行的乌托邦”,国 际上掀起“瑞典热”。汉松遂以“国父”载入瑞典史册。 第三代领导人埃兰德继承汉松衣钵,逐步完善福利社会。使瑞典成为几乎完美 无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对瑞典很有保留意见的英国作家克里斯·莫 塞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种族分离的国家,政府稳定,在大部分 时期里比较开明,早已消灭贫困,没有贫民区,只有很小规模的失业和无家可归的 人。饥饿和艰难岁月已经绝迹,……绝大多数瑞典人生活得很健康,很有规律,从 表面上看,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回到郊区的家里,家里很暖和,家具很齐全,附 近有松树林,可以在林中沿着一条踩出来的淡淡的小道跑步;附近还有水如明镜的 湖,否则就有一个海滩。电视节目除三个国家控制的频道外,还有卫星电视节目, 供人尽情享受。喜欢学习的人还可以上成人夜校,各种科目都有。”生活如此舒适、 恬静,百姓复有何求?因而埃兰德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尊敬和爱戴。他当了23 年首 相,从一个不显眼的“无名之辈”而成为社民党和瑞典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帕尔梅在社民党“不可战胜”的全盛时期上台,然而社民党在帕尔梅领导下, 很快便从政治统治的颠峰滑了下来。帕尔梅是1969 年10 月接任首相的。1970 年秋大选,社民党得票率便从50.1%下降到45.396; 1973 年大选时又降至43.6%。 开始尚能依靠共产党的支持,维持在议会里的多数;而1973 年后“社会主义集团” 与“非社会主义集团”完全打成平手,50~50%,而且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为 把帕尔梅拉下马,显出空前“一致”,于是1976 年大选后一直遭帕尔梅蔑视的中 间党党魁费尔丁拉拢保守党和自由党组织起“非社会主义集团”政府,把帕尔梅的 社民党赶下了台。 社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经济问题。即使在埃兰德执政最辉煌的60 年代后期,瑞典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被经济学家后来称为“瑞典病”的不祥之兆。 情况居然急转直下,客观说来还不完全是帕尔梅过错,而是福利政策本身内在的弊 端。福利政策不是根治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效药。 自70 年代起,西方经济出现危机,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胀”困境,瑞典在 这大气候影响下,加上它固有的内在矛盾,福利社会便危机四伏了。 作为福利国家,政府不得不支付巨额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金等开支, 结果导致公共开支猛增,因而更需增加税收。赋税增加,群众就更不满,生产积极 性更低,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由于物价飞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呼声更高,产品 成本更贵,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更低。帕尔梅没能阻止这个颓势,高呼“减税”而 上台的“非社会主义集团”不仅未能将公共开支削减下来,反而增加了;卡尔松接 替帕尔梅担任首相后,也是一筹莫展。经济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很不令人羡慕的 图景,使许多人向往过的瑞典这个世外桃源,变得不像当初那么可爱了。 医疗保险危机:医疗保险费直线上升, 1960 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 %, 1970 年增至7.5 %,“非社会主义集团”执政的1979 年则增至9.5 %! 瑞典跟日本一样,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 65 岁以上老人占16%,医 疗保险费的50%用于他们。换言之, 65 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耗去5 %的国民生产 总值。 瑞典“泡病号”现象之严重堪称世界之最。工厂为维持正常生产,一般都要增 加10~20%的编外人员。 养老金基金危机:由于瑞典早已进入老年社会,领养老金人数逐年增加,养老 金入不敷出。养老金的来源本是在业职工交纳的保障税。保障税从1960年的3 %增 至1982 年的12.5%,就是说要青壮年劳动者每年拿出四分之一收入去奉养退休老 人,他们当然不满。然而保障税还得提高,否则无力支付退休老人的养老金,“从 摇篮到坟墓”的保障网就崩溃,而增加养老金又使在职人员更加不满。何去何从? 失业保险危机:瑞典原是以全面就业而自豪的国家。但自70 年代中期起,失 业人数急剧增加,到1980 年每月领取失业现金救助金的人数竟比1975年增加了一 倍多。 公共开支过于庞大:帕尔梅执政后公共开支猛增,平均每年以5.9 %上长。1976 年“非社会主义集团”上台后不仅未能遏制这个势头,反而变本加厉, 1981 年竟 比1980 年增加15%,总额达3750 多亿克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5.9%,到1983 年(帕尔梅重新上台)更增至70%!①就是说公共开支一年吞噬三分之二以上的国 民生产总值。这是任何国家无力负担的。 税务负担:瑞典赋税名目之多、负担之重实为世界少有。保守党自称是“减税 党”,但它参加联合政府后的1981 年,所得税仍为71%。按瑞典职工平均年薪为 7.7 万克朗计,需缴纳59%的个人所得税(1981 年)。此外还要缴纳社会保险金 等。不收税就没有办法搞福利,税太重,不但富人不满,一般职工也怨声载道。 庞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过去很小,但随着福利社会深化,财政赤字成几何级 数增加, 50 年代仅3.1 亿克朗, 1981 年则增至662.7 亿克朗! 为弥补赤字不得不举债。1981 年国债累计为2950 亿克朗,全国平均每人负 债高于美国。 70 年代初瑞典尚无外债。帕尔梅创下了向国外贷款的纪录,反对党上台也不 得不步其后尘,到1981 年外债已达520 亿克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5%。 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扩大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又带来物价飞涨。帕 尔梅执政时,物价上涨率通常为两位数字,给国民经济、给工薪阶层生活带来严重 影响。 竞争力衰弱:瑞典是高工资国家。帕尔梅第一次执政最后两年,即1974~1976 年工资增长50%。加之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必然提高,产品在国际上 的竞争力就下降。这对主要依靠国外市场的瑞典来说,后果严重。 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与欧洲共同体国家相比, 1973 ~1981 年期间,瑞典 生产率只增长16%,而欧共体国家同期增长30%。 资本家将生产增长率下降归咎于工人“偷懒”,出勤率低,说平日每四个人中 就有一个缺勤、病号、学习、休假以及在家照料婴儿,因而一面是就业人数不断增 加,一面是总的工时不断下降。据资产阶级学者统计,从1940年起瑞典总劳动力增 加30%,而总的工时却下降15%。出勤率低是实际存在的现象。在整个70 年代, 就业人数以0.7 %速率增加,工时却以0.7 %速率减少。以1979 年为例,每个就 业者全年平均出勤率仅为78%。但这是工人的责任吗?其他人不也是同样缺勤吗? 砍掉福利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吗? 1991 年大选,“非社会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击败帕尔梅的继任者卡尔松,由 比尔特上台组阁。年仅41 岁的比尔特决心“改革”福利政策,削减许多国家补贴 的福利,又迫使无竞争力的企业倒闭,致使失业大军一下增到14%,人民生活水平 明显下降。结果又怎样呢?比尔特执政三年,处处碰壁,“改革”完全失败,以 “给国家带来超过全年生产总值三分之二的债务”告终。1994年9 月大选时,社民 党以45.6%的选票卷土重来,但卡尔松首相困难重重,“显然已不可能把瑞典拉回 到过去由政府全包下来的政策了”。 “瑞典模式”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 瑞典著名的经济理论家克拉斯·埃克隆德在其1995 年出版的《现代市场经济 理论与实践——“瑞典模式”的经验与教训》一书中提到:“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 上是社会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这个 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建设和实现的“瑞典模式”, 在给瑞典带来繁荣的同时,又给它尔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到了帕尔梅执政时, “瑞典病”复发。不解决瑞典模式内在的结构性缺陷,“瑞典病”何能治愈? 帕尔梅是社会民主党统治时代的分水岭。社民党巧妙地利用瑞典工人运动,从 微不足道的政治力量而成为“天生的执政党”,连续执政44 年之久,创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所有政党执政之记录。而到了帕尔梅执政的第七个年头,却将政权拱手让 给了“非社会主义集团”。对此,帕尔梅固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应该看 到,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使瑞典经济陷入困境,这是任何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的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而“瑞典模式”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 矛盾和其自身的种种弊病。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社会矛盾激化,日益强大的工人运 动要求实现经济民主,提出了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问题的要求。社民党政府无法 解决这些矛盾和要求,遂使人民大众对其政策失望,对社会民主党失去信心。这, 不是帕尔梅的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帕尔梅遇害前虽率党众夺回政权,但他的继任 英瓦尔·卡尔松1991 年又竞选失败,政权旁落。1994 年虽又夺回,但不知能维 持多久。 社民党很难再把工人大众的选票看作它囊中之物。 “瑞典模式”在其颠峰时期,羡慕的人很多,仿效成功的人几乎没有,因为不 具备瑞典这样特殊的内外条件。瑞典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内战,阶级调和思想 根深蒂固;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没有战争,没有遭到外来侵略,没有遭受战争破 坏,因而经济能够迅速发展,加之社民党巧妙地利用各种有利的国际、国内因素, 顺顺当当地把福利社会建设到今天这种程度。其他国家想学也学不到。美国以及其 它西方国家何尝不想搞个“萨奇巴登协议”,缓和劳资纠纷,平息频繁的罢工?印 度何尝不想走瑞典“第三条道路”,搞“混合经济”以摆脱贫困?50 年代一位瑞 典著名经济学家去印度讲学,宣传“瑞典模式”。他的演讲并无夸张不实之词,他 介绍的瑞典成就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瑞典人民生活水平之高都是有目共睹的, 印度学者听后无不羡慕。但当他演讲完毕,一位印度学者问: “瑞典有多少人口?”“800 万。”瑞典经济学家答。 “噢,是实验室水平。”客观说来,“瑞典模式”在西方早已失去魅力。30 年代被瑞典“第三条道路”深深吸引的马奎斯·查尔兹60 年代又写了一部批评 “瑞典模式”的书,因为在他看来,在瑞典福利社会里,政府管得太多,大小事情 都得由政府安排、批准,从而剥夺了人的个性发展,加之官僚、党僚对个人事务过 多干涉,因而在他看来瑞典社会已无多少可爱之处,每个人都好似一个模子刻出来 的。 今天这个实验室里的模式染上了疾病。这个“病”是先天性的,不应由帕尔梅 承担全部个人责任。如果他有责任的话,就是没有及时诊断、治疗。 英国战后经济一蹶不振,“走走停停”,形成“英国病”,到60 年代得到一 个“欧洲病夫”的美名。瑞典恐怕不会落得这样可悲结局。但“瑞典病”究竟应该 怎样治疗,帕尔梅生前未及思考。瑞典业已加入欧共体,今后还能在国际上扮演帕 尔梅梦寐以求的角色吗?这是帕尔梅留给他后人的遗产?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