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炮制《西安半月记》 杨者圣 1937年2月2日,蒋介石移驾杭州澄庐,在风景甲天下的西湖边上养玻陈布雷随 侍在侧,住进杭州大华饭店。7日,蒋召陈到澄庐,命陈编述《西安半月记》,并将 他在西安事变期间所写的日记交陈布雷重阅。 所谓重阅,是指一个月前,陈布雷在溪口时曾看过一次。当时,蒋曾将邵力子 与陈布雷召到身边,漫谈自己在西安“蒙难”的情形。其中,着重叙述了12日至15 日的经过,以及对张学良的几次谈话要点。为了让陈布雷对自己这一段“蒙难历史” 有深刻领悟,蒋将自己被囚期间所记的日记,交陈布雷携回学习。 现在,轮到陈布雷油然而生敬意了。陈翻开蒋的日记,只觉得一股“高风”扑 面而来。日记中满眼都是孔丘、孟轲、曾国藩的“圣贤”语录,所谓“成仁取义”; 所谓“明礼义,知廉耻”;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等。尔后,蒋先生“活学 活用,立竿见影”了。诸如:“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人生何为惟留正气在人 间耳”诸如:“读圣贤书,受圣贤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何以对生我之天地、 父母”诸如:“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5分钟而已”等等。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蒋之不诚,他的这些“广告体”语录,与其说是 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不如说是矫情自饰,故意写给天下人看的。不过,陈布雷也是 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也将有一天公之于天下,故在日记中大拍蒋先生的马屁, 吹之为:“只觉得凛然正气丝毫不苟,足折服一切也”,用一句上海话来说:真是 牛皮吹得海外。这一对“君臣”,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中精灵,配合得何其之妙。 现在,让陈布雷为难了。虽然,陈布雷替蒋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诸如政论文、 叙事文、演讲稿、训词、感怀、书信、函电、文告等等,但从没有写过日记。“蒋 先生,”陈布雷有点惶然地说,“我没有去过西安,对变乱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 孚领袖厚望。”陈布雷这是在推辞了。但是,蒋显得很大度,也很豪爽地说:“这 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过的写好了。”领袖说得这样轻松,而且是这样的斩钉截 铁,陈布雷不便再说什么了,只好当一回前无古人的“枪手”吧。 2月9日,蒋为治疗腰伤,决定移驾上海。陈布雷以“沪上嚣烦不能动笔”为辞, 继续留驻杭州。当天,陈从大华饭店移居西湖饭店,随即因西湖饭店濒临湖滨马路, 汽车之声,震动屋壁,心思不能宁静,遂于次日移至东方饭店,再移至蝶来饭店, 均不适意,最后选中新新旅馆。 2月10日,为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即旧历除夕,俗称大年三十了。这一天本该 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但陈布雷为了替领袖写日记,一切都顾不得了。上午,陈 命人在室内添了一张写字桌,做一些必要的写作准备。下午,陈布雷正式着手起草 《西安半月记》。因缺乏参考材料,只得一边炮制一边搜集。这一天,陈布雷绞了 6个小时的脑汁,仅编造3页纸。 2月11日,即大年初一了。从上午开始,陈布雷就将自己关在旅馆里,继续昨天 亦即去年的功课,继续编造蒋先生的《西安半月记》。从1936年12月12日开始, 逐日进行记述。12月12日、13日这两天的日记,因使用了邵力子在溪口时所提供的 材料,故“信笔记来,清晰有致,殊可佩也”。这一天上午11时半,陈的五妹夫翁 祖望赶来相助,帮陈清稿。翁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按教厅规定,大年初一仍须上 班,翁只好请假赶来帮忙。陈得知原委,颇为感动。 陈布雷午后小睡,未能成眠,因头晕未止,只得强起工作。晚餐时,陈与翁祖 望以酒对酌,亦表示苦中作乐之意。晚餐后,陈布雷继续撰拟。至晚9时,终于完成 初稿,全文长约12000言。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至12月26日蒋脱险回京,逐日 记述,前后15天,故名《西安半月记》后来又把11日的活动添了进去。其实, 蒋于12月25日就已从西安飞抵洛阳,26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已不在西安。 2月12日,陈布雷赶往上海,在沧州饭店安排好住宿之后,即前往贾尔业爱路宋 寓谒蒋,将《西安半月记》初稿进呈。次日下午,蒋召陈往谈,陈再将《西安半月 记》携回修改一次,大体定稿。二三月间,陈布雷遵蒋命,几次修改润色。随后, 宋美龄于3月间亦写成《西安事变回忆录》,宋命陈布雷一并校阅,至4月11日,两 稿均定。经蒋、宋夫妇同意,陈布雷将珠联璧合这两本书,以10000元酬金,授予正 中书局3年内独家出版经销权。至此,陈布雷才算松了口气。 岂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意外的风波,突然发生。事态变得严重起来,蒋 氏的《西安半月记》、宋氏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都不能出版了。麻烦出在宋氏的 《西安事变回忆录》上面。 2月间,当陈布雷躲在杭州新新旅馆里,埋头为宋的老公炮制《西安半月记》时, 她自己也在加紧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宋氏的“另搞一套”,在蒋,当然是知道的。据说,蒋似乎也并不主张。不过,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因为,蒋在宋氏的面前,多多少少有点“气管炎”的味道, 历来缺少那么一点大丈夫气概。宋氏一心要炮制这本书,蒋氏固不赞成,但也没有 断然反对。 但是,将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放在一起, 进行一番比较,其中最让人敏感的差异,集中在两处地方。 其一,对张学良的不同评价。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对张学良训斥、谩骂、 嘲讽,语气严厉尖刻至极。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张学良亦颇多指责,但 相比之下,语气和缓多了,字里行间,颇多同情、谅解之感。 其二,对南京“主战派”的不同评价。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尽量避开“主 战派”这个敏感的话题,间或亦有“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 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等语,其意亦 算是肯定了“主战派”的某些做法。然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主战派” 却是大加讨伐,其斥责、嘲讽、鞭挞之语,在书中比比皆是。诸如,宋在书中直言 批评:“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 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 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为其非健全之行动。”宋进而大义凛然地 质问:“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对于何应钦、戴 季陶等人所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的观点,宋更是义愤填膺地严词 斥责:“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 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 难怪戴季陶看到这本书以后,要气得大发神经,甚至“失手”将一只心爱的花瓶打 坏。 对涉及西安事变的一些重大问题,蒋、宋虽然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4月份之前, 外间都还没有看到这两本书稿,自然不会有什么议论。看过这两本书稿的,一为蒋 介石,一为陈布雷。但是都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蒋、陈都采取了“沉默是金,沉 默是银”的策略,不说也罢。就在陈布雷奉谕将书稿交正中书局拿去排印之后,蒋 忽然想到应将书稿交邵力子审阅一下,一来邵是中央宣传部长,不能不看;二来邵 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之一,不应不看。只是这一看,看出麻烦来了。 邵奉到“上谕”,不敢怠慢,对这两本书稿都看得极认真,甚至到了出席中央 政治委员会议时也在看。当时,邵的旁边坐着改组派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这件事 被陈发现了,于是就问邵看什么,邵随手把书稿递给陈,说:“你看看罢。看有没 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陈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宋美 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据陈自己说:仅花了半个钟头,就一气读完。 “这本书很有毛玻”陈公博毫不客气加以批评了。“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 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有矛盾。”陈甚至对邵加以威胁:你是宣传部 长,宣传不妥,你是有责任的。 邵力子其实也看出了问题,经陈这么一惊一诈,亦感到问题不简单。于是,只 好如实向蒋进言:既有了《西安半月记》,则《西安事变回忆录》或不出,或大加 改削。蒋感到问题严重了,于是将陈布雷召来,要陈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复阅一 遍,检出其不妥之处;并通知正中书局,将已经印好的《西安半月记》及《西安事 变回忆录》暂缓发售。陈一一遵命照办。复阅《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将文中 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但是,陈布雷心里有数:第一夫人的文章, 不是那么好动的,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否则,便是老公蒋介石,也不可以轻动笔墨, 随便增删一个字。这件事着实让蒋先生为难了,想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婉转地 转告夫人:可以先看一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然后根据“半月记”,对“回忆 录”进行改削。 只是,这个时候的宋美龄,已经今非昔比了。自西安事变之后,宋几于一夜间 暴得大名,在海内外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一位美国政治家对宋在西安事变中的表 现,大为激赏,认为:宋“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为皇后的气质”。 宋美龄既不想贬低自己的作用,也不想把《西安事变回忆录》变成《西安半月记》 的简单注脚,于是拒绝进行修改。并且,宋反复纠缠蒋介石,要他下令将已经印好 的合刊本发售。当时,正中书局已登出出书预告,深感压力很大,也就不断来催促 陈布雷,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发售陈只好一次次地去请示蒋介石。挨到6月上旬,宋 美龄等不得了,抢先将《西安事变回忆录》英文本出版。到了这一步,蒋自忖再对 这本书加以封锁,已经没有价值,况宋天天在耳边吹“枕头风”,蒋抵挡不住,只 好下令将“合刊本”放行。 (摘自《畅销书摘》1999年第11期 杨者圣 文 原载《国民党“军机大臣” 陈布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