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水河畔识曾山 邓六金 革命老人邓六金,1911年9月出生于福建上杭一户贫穷的农家。因生活所迫,她 出生十几天后就被送到他人家里做“望郎媳”即到没有男孩的人家里“等郎”, 等男孩出生,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从事繁重的劳动。 1929年,“朱毛”的队伍来到闽西上杭,邓六金从此投身革命,于1931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曾山诞辰百年之时,邓六金回忆录《我与曾山》由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延水河畔识曾山》一文即选自此书。文中记叙了经历长征后邓六金在延安与曾山 相识、相爱,于婚后共赴华东,此时党派曾山参与改编游击队、组建新四军的工作。 ——编者 延水河畔识曾山 1938年,组织送我进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十四班学习,班里的学员都是像我这 样参加革命较早又文化较浅的团以上干部,主要是识字学文化,还学些理论、修养、 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教员都是由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徐特立、谢 觉哉都给我们讲过党课,李维汉等也讲过课。其他班的学员是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 的高中、大学及留学回来的知识青年。我以前在瑞金党校学习过一段,但时间太短, 又被工作打断。这次有了学习机会,就想认真地补上学习这一课。 那时在中央党校上课,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缺桌子少凳子,条件艰苦,但大家 的学习热情高涨。中央领导、教师们很关心我们,讲课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 合现实问题。 听课记笔记是一件大事,对于我这样好多字不会写的学员来说,真是伤脑筋。 于是我就尽自己的能力,记下大概的意思来。因为写得慢,所以有很多遗漏,课后 只好找别的学员,大家对笔记。有的我记下了,别人没记下,有的别人记下了,我 没记下,于是互相补充上去。这样的方法很管用,大家都进步不校通过学习,我字 认得多了,理论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 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背着书包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学用结合。这一段 的生活过得特别充实、热烈,使我终生难忘。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我认识了曾山。 第一次见到曾山,是在1937年11月。一天危秀英拉着我说去见一个人,带我到 了延安中央机关的一间窑洞里。我看到一个中年人,眉清目秀,高高瘦瘦,很诚恳 的样子,坐在那里。危秀英介绍说:“这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的曾山主席,这是我 的战友邓六金。”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 3年多,都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现在又在延安见到面,很激动。曾山也热情地和 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长征前就听说过曾山这个名字,但没见过。大家坐 下后,曾山就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在江西打游击,失利后,突出 重围,化装到了上海,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来。我 这才想起,前几天,是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才找准跑道降落下来, 原来是他和一些领导干部从苏联回来了。第一次见面,曾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是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他的经历使我产生敬重感。 第二次见曾山是在1938年夏末,我正在党校学习。各根据地许多领导干部来延 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次,贾拓夫找我谈话,我请假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在那里我又看见了曾山。贾要介绍,我忙告诉他,我们已经认识了。当时,我有点 害羞和拘谨,曾山温和地笑着告诉我,他是来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还简单讲了在南 方组建新四军的情况。这一次,我感到贾拓夫是有意识地让我们见面,建立朋友关 系。我对曾山也产生了朦胧的好感。 1938年10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叫我去一下。我到后,见曾山也 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相互笑笑,点头示意。大家就坐后,李富春说:“现在抗战 虽然打了些胜仗,但东北、华北的广大国土都被国民党给丢了。为了动员各地群众 起来抗日,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决定派你 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呢”我考虑了一会儿,说:“我去东北工作。”当 时想的不多,选择东北,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那里。 李富春说:“你不要到东北,组织决定你去华东工作,那里缺少妇女干部。” 说完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曾山。曾山用殷切期望的目光看着我。 我看组织已经决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我便表示同意。 李富春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曾山同志是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到时候你们去华东的同志就跟他走。”能和曾山同志一起工作,我当然挺高兴,但 想到要离开延安,我还是有些舍不得。 西安结婚 那次,一共从延安派了二十多个干部去华东,女同志有两个。1938年底,我和 在党校学习的涂振农、陈光、饶守坤等二十多人,带上行装,随曾山步行离开延安, 准备经西安去南昌。 从延安去西安用了两天的时间。当时,下着雪,雪花漫天飞舞,寒风刺骨,天 气特别冷。但我们这些马上就要投身抗日前线的年轻人,感受的只是内心的火热。 一路上,曾山对大家都很好,他心很细,考虑问题很周到,我们所有的人对他都很 尊敬。曾山在路上还给我们讲了两个苏联故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故事是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富翁到苏联旅游,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 的苏联姑娘。大富翁便向姑娘求婚,说他有很多很多财产,只要你同我结婚,我的 财产都可以供你享用。姑娘回答说:“先生,我们苏联有辽阔的国土,富饶的资源。 作为苏联公民,这里面都有我的一份,不比你那一点财产多吗”姑娘谢绝了他。 那个大富翁被奚落了一顿,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到苏联的幼儿园参观,孩子 们看到资本家太太手上戴着金镯,都很惊奇,资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孩子 们回答:“在奴隶社会,这是奴隶的标志呀”那资本家太太感到晦气,赶快离开。 这两个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两个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 和追求,反映了我们对金钱、爱情的态度。我对曾山的印象更好了。 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很长时间,也有了单独 相处的时间。曾山和我深入谈过几次话,起初他对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包括革 命经历、家庭情况。后来,曾山对我说,他爱我,要我和他结婚。 我既爱他,又怕结婚,很矛盾。我从小是童养媳,就对结婚挺害怕的,长征路 上又看到那么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结婚了。我当时想,结婚就要生 孩子,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而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 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对曾山的感情压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来电催曾山想办法快到东南分局去处理工作,而这时几个年轻同志闹着要 曾山和我确定关系再走。曾山也想快点走,和我商量后,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 结婚。很快陈云同志回电,代表组织批准。同行的几个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附 近街上的一个小饭馆,订了两桌很简单的饭,大家喝了喜酒,然后借了办事处一间 房子和两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结婚了。 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中央催曾山赶快走。结婚后,曾山只在西安住了两 天就走了。他是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坐飞机到了南昌。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这期间又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切都实实在在、 平平淡淡。组织上也可能是有意撮合,但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互相都有好感,能说到 一起。曾山这个人,一见就能感觉到,他善良、稳重、可靠、思想好、思想进步, 值得托付终生。 那时候,曾山很穷,我们共产党人都穷,他甚至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 有送给我。因为我们是干革命的,从心里鄙薄任何私有的东西,组织上的同意和身 边战友的祝愿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的几十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能互相 体谅和理解,我很高兴自己当年的选择。 由于国民党阻挠,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西安滞留了一个多月,经过中央和国民 党交涉,才给了我们通行证。我们坐大卡车从西安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再坐火车 到南昌。在南昌住了几天,又坐大汽车到了皖南云岭。这一路走走停停,沿路大大 小小的车站都挤满了人,流亡的难民、学生和伤兵到处可见,头顶还不时传来敌人 隆隆的飞机声,抗战的气氛越来越浓。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