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奇怪的旅程 在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座寓所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曾经当过我同阿历克斯· 勒索沃瓦的联络员。巴黎解放后几天,我在她家里接到情报中心给我的一份电报, 表扬我的行动,并要求我等候苏联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来。 到处都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尽管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有这种如释 重负的兴高采烈的印象,我不应看不到放下武器还为时过早。有时,正是你最想不 到的时候,正是你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的时候,敌人却利用这种机会,在你背后给 你一刀。如果说,这位潘维茨先生在逃避审判而逃跑之前,留下个定时炸弹,或者 布置几个武装匪徒,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干掉,这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阿历克斯那个组一直保持警觉,并且曾发现一些可疑分 子的踪迹。这些人似乎在寻找我。他们到过卡茨以前在埃德蒙·罗杰街的住宅,到 过盖世太保档案里列举的寓所。这些无恶不作之徒、拉方匪帮漏网的家伙肯定是奉 潘维茨的命令要找到我,·要我的命。阿历克斯说他可以肯定。因此,我必须小心 提防不要自我暴露,不为苦遍的欢乐气氛所感染,把自己送上这最后一批亡命之徒 的枪口前。于是,我仍然留在梅尼街,处于半地下状态。 1944年11月23日,从苏联来的第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载来了莫里斯·多列士 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返国。诺维 科夫很友好地接待我,告诉我不久后就可以趁这架飞机返航之便出发。 等待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1945年1 月5 日,我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 护照,用了个假名。我们一共十二人,其中有拉多,几天前,我才在诺维科夫住所 里见到他,还有他的助手富特。 在欧洲的心脏,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到莫斯科去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 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 个中途站过的两天是很愉快的,受到的接待好极了。我们同飞行员坦率地、兄弟般 交谈。 我们又再起飞,首途开罗。拉多坐在我旁边,他丰富的知识使我受益不浅。我 在前面说过,他是个地理学家。他给我介绍我们飞越的地区。其他的乘客并不健谈。 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六十岁上下,白发苍苍,身材粗壮,一双有力的大手表明 他是经常劳动的。他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说:“查里亚普涅科夫同志……” 查里亚普涅科夫! 我着实吃惊不小。 “查里亚普涅科夫,工人反对派领袖? ” “就是我本人……” 查里亚普涅科夫是个冶金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同科隆泰夫人一起领导过 一个派别,在1920年——1921年间的党内,主张工会对国家保持独立性,并捍卫罢 工的权利。当年,他对自己有一双长满了茧的手,是个真正的无产者,理所当然感 到自豪,因此曾经受到列宁的嘲弄。有一次,正在讨论得热烈的时候,列宁向他喊 道,“这位同志向来如此,又摆出他那真正无产阶级的身分来了……” 然而,列宁尽管不同意他所持的论点,但在取缔工人反对派的问题提出来时, 却在中央委员会里为他辩护。我一直确信: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查里亚普涅 科夫受到了清党浪潮的冲击。他对我解释说:“在工人反对派失败后,我在列宁帮 助下,离开了苏联,到巴黎去,当了个木工。观在红军胜利了,我决定归国,因为 我热爱祖国。我写了信给我的朋友莫洛托夫,请他在这方面帮助我。他给我回了信, 热情洋溢,鼓励我回来。我肯定他会坐汽车来机场接我的。我十分希望能马上再为 党和国家出力……” 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受到冲击,仍完整地保持着他年青时代的信念。他那 种有点天真的热情是感人的。我对他表示祝愿,祝他不致于太失望…… 在开罗,我们住在旧城的一个旅店里,到达的第二天,我同其他的旅伴一起到 苏联大使馆去。所有人都到了,只有拉多不在。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一起来呢? 当时,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便同其他人一起去买东西,把人家给我们的那 点钱花光。这一次,拉多却在那里,但是,使我诧异的是,我发现他把他那一份钱 留下来没花。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在旅店前集合,等候公共汽车到飞机场去。拉多并没有 同我们在一起。大家感到奇怪,便到他房间找他。人不在,床上原封未动,显然他 没有在旅店里过夜。他会不会在旧城遭到袭击呢? 有人认为有可能,因为这种事情 是常常发生的。 我吗? 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一个字也不吐露。当时,他到 我房间来看我,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表明了他的意向。 “你了解埃及的生活情况吗? 你认为一个人能在埃及定居而没有什么困难吗? ” 拉多还是找不到……中午前后,飞机起飞了,首途伊朗,飞机的乘客只剩下了 十一位。 这个时候,情况越来越坏。我真的以为要死在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了。我们飞了 一个时候,天气变了,遇到了暴风雨,风卷着雨打在飞机上,但是飞机仍继续爬高。 能见度等于零。机员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们很快就明白机翼上开始……结 冰了。空气变得稀薄起来。我们没有氧气面罩,逐渐感到手脚麻木起来。驾驶员们 不停地呼喝着,竭力保持清醒。飞机继续攀高,大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 真荒唐,太不值得了,象我那样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却找到这个机舱做坟墓! 飞机终于不再攀高了,并且开始下降。我们一层一层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 的高度。我们抵达德黑兰的时候,飞行员告诉我们说:天气不好,飞机偏离了航线。 由于盲目飞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他们一直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命里注定,我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天气条件耽误了我们从德黑兰起飞的时间。富特和我被邀请到苏联武官家里去。 他告诉我,关于拉多失踪的事,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他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告诉他点 什么情况。 富特很着急,大家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从目前情况是很容易想到他同自己 的上司串通的,有些人是会毫不犹疑地这样想的。富特对苏联武官声称:“发生了 这种事情,怎能叫我到莫斯科去报告我们在瑞士的活动呢? 我一定会受到嫌疑的, 无论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我飞往莫斯科途中,心里老惦记着拉多潜逃这件事。就我而论,我知道他完成 了任务,成绩之佳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他是问心无愧的。拉多长期参加斗争,很 年青时就参加了匈牙利贝拉·库恩的革命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瑞士,他对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正因为他十分熟悉情况,具有科 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才认为:尽管胜利了,但苏联国家保安部的统治并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他预料到在莫斯科等侯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他不愿意在斯大林的监 狱里了结他的一生,因而在开罗潜逃了,事先还作了安排,保证他妻子和孩子们在 巴黎的安全。 这个事实,我得承认我是后来才完全看清楚的。我当时很天真,相信战争结束 了,恐怖政策也会随之而告终,制度就会有所改进。一个经历过战前清洗的人竟然 表现得那么轻信,确实叫人吃惊。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决定回到苏联,这 里有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里啊! 我不象拉多那样,能够心安理得,确 实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无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势必要承 担后果。 莫斯科愈来愈近了……矛盾复杂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动。 我特别记得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欢乐情绪,因为分别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同亲 人团聚了。飞机的轮子一擦到跑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完成了 任务,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挣来的休息。我怀念着我的 同志,牺牲的烈土和惨遭折磨的人。 已经入夜了,我走下飞机的梯子,试图去辨认我的亲人。 真是枉费心机,没有人来接我,也没有人来接我的旅伴。一队军官组成了我们 的接待委员会。军人来迎接战士,不错,勉强也说得通嘛。 一批高级军官——一些上校——向我走过来,十分热烈地欢迎我,请我上车。 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亮,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1937年的时候,他是个上尉,他大 概是飞黄腾达了!我一到达,就有一个问题急于想提出来,于是, 我问道:“我 的妻子和孩子呢? ” “请不要担心,”我的一个向导对我说,“他们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个疗养 院里疗养。我们投有时间通知他们,因为不知道你们确切什么时候到达。总之,情 报中心领导考虑让你到一个地方住两三个星期,安安静静准备你的报告。我们就是 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 在一个出差的上校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个房间。上校的妻子和女儿出来招待我 们。在离开之前,我的护从人员——两个上校——对我指着一个年青的上尉说; “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么,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离开来,好让我安静地写报告。还有个副官,好象我需要个什么副官似 的! 这两个上校半真半假的态度,特别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见,所有这些因素,说实 在的,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使我产生怀疑。 我在新居安顿下来,至少要比蒙帕纳斯潮湿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 离开了白宫养老院,就象个孤魂那样,徘徊街头。 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客人来访了……他们一共三个人,两个穿军装,一个穿 便服。我认出后面一个是1938年在情报中心负责政治工作的。这个官衔掩盖着一个 事实:他是内政部的一名将军。 他们带来了一顿豪华的晚餐,但是我打断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关心的一个 问题。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这么说,你对未来有 些什么打算呢? ”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 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 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 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 ……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 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 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 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 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 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 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 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 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 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 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 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 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 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 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 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 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 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 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 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 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 他 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 !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 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 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 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 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 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 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 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凋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 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 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 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 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 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 “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 了( 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 ,你明白了吗?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 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 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 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 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 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 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 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 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 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 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 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 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 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