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的教训 对我这个“案子”的侦讯结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听我申辩之前,我就已 经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 月19日,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内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检 察官和一名法官组成,判处隔离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根据斯大 林的执行人的决定,被认为有嫌疑和有罪。我对这种专断独行提出了上诉。不久, 我受到检察官的助手传讯。 我对他说:“这个决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声明不予承认,你不会觉 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苏联,叛徒和间谍是适用死刑的,对于你来说,国家的利益要求 隔离处理。” “可是这简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事!” “这么办吧,你写信给检察官。” 在愚民主义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点点机会了,那就是每两个月一次, 他可以向检察官、内政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本人提出书面申诉。因此,我也得 利用这个可能性。于是我用很小的字写下了“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一面写,一面 陆续寄给苏联总检察官。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阴影下,千百万囚犯变 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对文牍的爱好上。人失 踪了,但文件却留存下来,档案堆积如山,因此,在文件档案里留下点痕迹并不是 没有用处的。 1952年1 月9 日,“三驾马车”把我的十五年监禁改为十年,但是我对这个消 息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制度不变,我对我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满,我 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的角落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报告并不是没有用处的。1961年,我已经在波兰生活 好几年了,我接到《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电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他对我说,“我同另外两个作家负责写‘红色乐队’ 的历史。我们缺少一些材料,就是关于你在巴勒斯坦所领导的那个‘团结’小组的。” “关于其余的活动呢,”我惊奇地问道,“你知道吗? ” “知道的。我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有机会谈谈。” 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965年4 月,那位记者到华沙来,同来的还有一个代表团, 是来参加犹太隔离区起义二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他告诉我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得悉 “红色乐队”的历史的…… “1964年,我去见苏联副总检察官,谈谈我要给《新闻》周刊写的关于理查德 .索尔格的文章。当时他是个新闻人物……他听我说明了来意,站了起来,走到一 个保险柜前面。 他对我说,‘理查德·索尔格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份 记载,是关于一个情报网的历史的.这个情报网也曾作出很大贡献……’副总检察 官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一个卷宗,里面有一叠纸……‘这就是笔记,’他接着说, ‘但是我得事先对你声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是不能发表的。’我问他这个 情报网的领导人是谁,他回答道:‘特雷伯。’你想想我当时是多么吃惊啊……我 很感兴趣,便给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中央委员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由三名作家 组成,其中有我在内,负责准备一份关于‘红色乐队’的材料。可惜这个材料没有 能够发表,因为东德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谈论柏林组的事情还为时过早。” 这样,我当时寄给检察官的小纸头并没有丢失。在苏联,文件档案是永存的, 要是有一天把它们都打开的话…… 我还没有到获得释放的时候。斯大林监狱的生活开始了……我住过好几个。但 在所有监狱中,给我印象最不坏的是布蒂尔基监狱——这是卡特莲娜二世时代的一 座兵营改建的,房间很大,空气流通,明亮。卢比昂卡地方不够住,我们就给迁到 那里去。这是个很明白的迹象,说明镇压正在加紧进行。斯大林身体力行俄罗斯的 这句老谚语: “圣地是永远不会空着的”……内政部根据斯塔汉诺夫的定额来工 作。在高墙和铁丝网后面,关着国家的优秀人材。镇压浪潮一浪接一浪,把工程师, 军官、作家,教授都冲进了监狱。 从冷战初期——1947年——斯大林便打击他认为过于温和的人,因为一旦新的 世界大战爆发,他们不能适应情况.在暴君眼里,少数民族就是那出名的“薄弱环 节’,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军队再一次遭到清洗。 事实上,斯大林大元帅——阿历山大一世以来最有天才的战略家——越来越难 以容忍“柏林的胜利者”朱可夫将星的光芒。他认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邀请 朱可夫元帅访美是对他不可容忍的侮辱。朱可夫成了对手,竞争者,总之成了一种 威胁。于是这位功名显赫的将军便被任命为……敖德萨驻军司令。他左右的所有军 官都走进了监狱。“薄弱环节” 中最受嫌疑的犹太人,1948年遭到了镇压。被清洗的人的队伍扩大了,席卷了 那些“累犯”,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战初期从集中营放出来从事军火工业的工程师 和科学家。然后,然后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他们犯了清白无辜的罪! 当然,也有一些确实犯了罪的囚犯,但只是一小部分,有弗拉索夫和他的参谋 人员。他们投到了德国人一边去,组织了一支所谓“解放军”,有盖世太保分子, 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犯下了累累罪行;有白俄,他们拿起了武器反对红军。 所有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投敌分子。这些喽罗就在他们犯罪的地方遭到了审 判。 除了这些人以外,我所遇到的囚犯都是绝对无辜的公民。关于他们中间的每一 个人,都可以写一整本一整本书来叙述这些年来,他们对党和对苏联所作出的牺牲, 以及忠心耿耿的贡献,他们得到的奖赏都是十年,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监禁。每一 个人的历史,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典型的。 但在清洗的大旋风里,这些人的命运又多么相似啊。 我感谢“各族人民的好爸爸”使我能够同苏联优秀的知识界来往。在卢比昂卡, 勒福托沃,布蒂尔基,大多数时候我都遇到了这样的人,他们模范的,吸引人的一 生,使我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添了不少见识。 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在斯大林监狱里会见过一些怎样的特殊的人物。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