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回家 我曾经以为再也见不到中国,可现在我要回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和我 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我想起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我别扭地在他的书房里告别,却不知道那 竟是我们的永别。我辜负了他对我最后的嘱咐吗?没有,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自己 是个中国人。我怎么忘得了呢?生为中国人就像是烙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简直就 跟信了一种宗教一样。尽管我千方百计要与西方同化,我的信仰里却没有背叛这个 字。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生活上已经完全西化,而且我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 西方的标准看都算是异常独立,那么我能够适应中国严格的社会标准吗?我会在我 自己的祖国变成陌生人吗? 还有一个难题,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去面对发生在我家的惨剧。我的内心充满了 矛盾。很多知道我经历的西方人也问我:你真要回到那个给你的家庭造成那么大痛 苦的国家去吗?惟一的回答是,比起人类命运的悲惨,我的个人悲剧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已经变了,大门已经开了,我和其他爱国人士一样,有责任让这扇大门继续敞 开。更重要的是,我必须重新回去寻找我在生活中随意丢弃的点点滴滴。以前,我 曾把衣服随地乱扔,让佣人去拣拾,而现在我要自己拣起来。 回家的心理路程是漫长的,而从纽约到北京的航程却只用了二十六个小时。 我到北京的那天是1981年9 月5 日。我的航班晚点了很多。当我走进移民手续 处时,看到一个人举着个大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我的名字“周采芹”。从那一刻 起,我在中国不再用我的艺名“采芹”(TsaiChin)。中国把我的“周”姓又还给 了我,这是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为了迎接我回国,我的五个表演系未来的同事,由系主任阮若珊率领,已经在 机场耐心地等了我六个多小时,还一边猜测我长得是什么样子。他们后来说,当时 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因为我长着父亲的眼睛和鼻子。那当然,我总归是我父亲的女 儿嘛。 我费力地和他们用普通话交谈,全国自解放后推行了普通话,和上海方言很不 一样,可是我连上海话都快忘光了。矮矮胖胖笑容可掬的系主任阮老师一定注意到 了这一点。果然,我刚一开始上课,她就从外语学院请来了吴国瑞老师给我当翻译。 吴老师在解放前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一个多月后,我正眉飞色舞地给学生讲课, 突然意识到吴老师有好长时间没有做声。我回过头刚要提醒让他翻译,却看到他的 脸上是一片茫然。我惊喜地意识到,虽然不太标准,但我已经可以磕磕巴巴地讲普 通话了。这是我收到的第二件礼物。 第一天晚上我在友谊宾馆住下后,同事们告诉我已经安排好让我休息一个星期, 先在北京参观游览,然后再开始工作。中国人向来好客,再加上我是周信芳的女儿, 他们想把我这次的回家搞得特殊一些。可是西方人的急脾气却让我冲口而出:“我 什么时候能见我的学生?我要马上开课。”他们随后同意让我在下星期一开始上课。 星期二早上八点半,我开始教授到中国来的第一堂课。阮老师陪着我爬上三层 楼的水泥台阶,然后走进一个阳光充沛的大教室,三十七个年轻的中国学生齐刷刷 地站起来,同声说:“周老师,早上好。”我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就像是将军 在检阅士兵。 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我一进门就把鞋子脱掉,坐在我特别要求准备的地毯上, 然后要求学生们也像我一样脱掉鞋子。这种随便的作风对他们来讲很新鲜。在我讲 课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保持着这种轻松的气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有时候 我真后悔不该把中国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一笔勾销。 教室的另一边是一大群观摩的人,包括全国各地的戏剧教师和舞台导演。我是 第一次讲授这种公开课。我只能告诉学生们就当房间里的那些人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