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一件鲜为人知的奇辱 日本军国主义于1941年12月7 日(当地时间)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 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日本军国主义决定将在天津的二十 多个敌对国家的侨民,分批送往山东潍坊的日本集中营作为人质。 即将被遣送的人质约有15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利迪尔老师列为首批被 遣送人员。从1942年底至1943年初,日本军国主义对所有侨民进行了细致的登记核 实工作,而后每人发给一个红袖章,上面印有各自不同的国籍。而且发放者有严格 的规定,自发放之日起,每人都必须佩戴在左臂上。 当时,战争已进入极其残酷的时期,不断有各种消息从前方传来,正是因为这 个小小的袖章,差一点惹出天大的灾难。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利迪尔和一位美籍教师,相约去小白楼一带购物, 想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如毛巾、鞋油和牙膏之类,利迪尔老师还想再买一双运动 鞋,以备进入集中营时穿用。当天,利迪尔老师大约一时疏忽,把那个袖章放进上 衣口袋而忘记佩戴。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正巧遇上两名沿街巡视的日本宪兵,当他 们发现眼前的这个外籍侨民没有佩戴红袖章时,二话不说,冲上前去冲着利迪尔就 是一通拳打脚踢。 被打的利迪尔自知无理可讲,便未分辩,默默地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 那个红袖章,戴到了左臂上。无辜被打,利迪尔心中自然万分痛苦,可他又不愿与 这帮禽兽申辩。正欲离开时,一个日本宪兵又赶上前来,给利迪尔老师补了一记耳 光,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哇哇乱叫。这情景,无疑是利迪尔人生中感到最为耻辱的一 幕,他当时只是愤怒地盯视了日本宪兵一眼,便拉着那位美籍教师离开了中街维格 多利亚路(今解放北路利顺德饭店附近)。 利迪尔是一位平易近人、乐观幽默,对学生非常认真的教师,平时少言寡语, 尤其是对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很难从他口中说出来的。直到他离开天津,他就 只向和他一起在新学中学教书的中国教师刁培树谈起过这件事,刁培树是教初中英 国文学的,由于也喜爱体育运动,尤其是喜欢打网球,和利迪尔朝夕相处、亲如兄 弟,自然便得到利迪尔的信任。 在那个特殊时期,只因一个小小的臂章,利迪尔老师就挨了一顿打,可见当年 日本军国主义的气焰是何等嚣张。记得当时在小白楼平安影院(现今的音乐厅)对 过的小花园内,日军军部就将新加坡已经陷落的消息,用英文写在升空的气球上, 这是针对留驻在天津的二十多个敌对国家而展开的宣传攻势。在所有金融界的银行 门前,都有荷枪实弹的日军站岗,实施临战状态。在现今的营口道一带(英法租界 地),日军还布满了沙土袋、铁丝网,行人路过时都要被搜身,查验良民证。 有的学生到新学中学上学时,每天都要路过这里,接受日本兵的野蛮检查。有 一次,一个学生曾亲眼见到一个中国老百姓,由于没有向检查的日本兵鞠躬,惹恼 了日军,他们先是将这个中国老百姓揍了一顿,然后又用铁丝,将这个中国老百姓 在电线杆上绑了两天两夜。待到松绑时,那个中国老百姓由于又疼又饿,已经昏死 过去了。 利迪尔平生的这一奇耻大辱,由于生前只讲给了他的中国同行刁培树老师,所 以直到近50年后的今天,刁培树老先生才又将这件事转告给了原新学中学学生于文 级。于文级当时为了能够多学习一点外语,除了参加基督教查经班外,还经常在利 迪尔和刁培树老师打网球时,奔跑着为他们拾球,并聆听教诲。因此,于文级和利 迪尔老师就较其他同学更显亲切些,他的英文名字就是利迪尔老师给起的:YuWenchi, 中间首个字母是W ,于是,利迪尔老师就管他叫WilliamYu ,或者干脆就叫于(Yu)。 利迪尔和刁培树两位老师,曾经送给于文级一张他们两人骑摩托车的合影照片, 可惜没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在“文革”中怕惹出祸端,于文级自己把照片主动烧毁 了,现在想来真是可惜。当年,他们两人打网球的地点,就在伦敦会院内一个露天 的小体育场(现今的口腔医院),现在那里已经盖起高楼,当年的情景已经找不见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