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四大寇(3) 开展这三项工作,“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 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 幸,而吾国之大幸也”。 1892年,此文曾在澳门一家报纸上发表。这是孙中山最早的一篇发展农业、 禁绝鸦片、普及注重教育的文著。 孙中山改造中国,并非集中在政治上的革命,在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状况上少 年时代上学期间已是尽心思考和研究。 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时大约在1891年前后,又撰写了一篇发展农业的专题论 著《农功》。倡导仿效西方先进国家、恢复中国古代重农措施,中央“设农部, 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 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 牧,胥入会,考察优劣,择优异者奖以银币,用旌其能”。研究土壤、水利、化 肥、防病、地势、温寒、机械、除虫、运输,促进农业发展的诸项,政府任户部 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派人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树艺 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优瘠为腴一切善法”。写成通俗易懂的专著,推广 农业科学技术。“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 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如何,何利应兴,何弊 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提出规划,根据成效“重 赏严罚”。 1890年前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期间与学友陈少白、杨鹤龄、尤列、 关心焉的合影。 在开发边疆地区方面,孙中山指出:英国“招人开垦于般岛”、俄国“移民 开垦西北”,我国应亟宜在与彼属毗连之地“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 法”。在沙漠地区,要经营“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 毡毯”。东南边界要推广“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 政府如果“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必能达到“强兵 富国”的目的。 当时孙中山是一个20多岁的学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朝廷百官应是 为百姓办事的,他们在百姓之上,不为百姓办事,不管百姓死活,难怪到处都有 流亡的难民和贼盗。他说:“盖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 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 盗贼载途。” 少年的中山胆够大的,他竟敢斥责皇帝、朝廷百官不管百姓死活,不为百姓 办事,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贼盗载途。对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不满,溢于言表。 此文,1893年载入孙中山的同乡、近代著名的洋务企业家郑观应所编《盛世 危言》一书。 1891年7 月,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第四学年考试,名列全级第一名。三个月后, 10月20日,夫人卢慕贞在香山县翠亨村分娩,生一男孩,即孙科。 1892年春,孙眉由檀香山汇来一笔钱,要在村中建造新房,孙中山亲自设计 图样。 据说翠亨村的人们盖房子,一般都是坐西朝东,否则就有祸害临门之虞。但 孙中山不信这类邪说,也不管乡民的非议,他偏要盖坐东朝西的。它是一幢中西 式综合的两层楼房,样子十分别致。外面筑有七个穹形门楼,里面却是中国式的, 当中一间正房,左右两个耳房。 将竣工时,请了几个客籍人砌筑庭院泥围墙,有一个工人脚上生了疮,很久 不愈。有一天,一个走江湖的假医生咚咚佬,手持竹筒咚咚敲着走过来。这工人 请他治疮,要价甚高。中山访友归来,问知情由后,对这个工人说:“我是一个 医生,我可以给你医治”,这江湖佬见有人破坏他的生意,大怒,立即从袋中取 出一个飞铊,大如酒杯,上有铁链,是练武用器,恶狠狠地冲中山说:“我一飞 铊打断你的腿,也能医好。”中山立即把穿着长袍的长袖放下,从容地走入屋中, 又转身出来,伸出几个手指,用长袖遮着,对江湖佬说:“我一枪打死你,也能 医活。”在场的人为这紧张的场面担心,江湖佬也霎然色变。家人出来见状十分 惊慌,恐怕帝象闯出祸来,立即制止围观的人一同把江湖佬打发走了。姐姐问帝 象:“哪里来的手枪?”中山微微一笑,露出他的手指,说:“这不是手枪吗” 众人哄然大笑。事后中山给这个工人医脚疮,开了药方,叫他买药,来给他敷治, 疮就好了。[26] 新居建成后,孙中山还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门口两侧,上联是“一椽得 所”,下联是“五桂安居”。他还在二楼的书房里,配制过一小缸白色炸药。一 天傍晚,他取出一包炸药到房后的两闸门前挥手叫小孩们后退,说:“看看我们 的炸药威力大不大。”一会儿,“轰隆”一声,闸门顶一面刻有“瑞接长庚”四 个字的大石匾被炸出一道裂缝来,至今闸门上还存留炸裂遗迹。[27]院内,有一 口井,一棵玉兰花树,还有一棵酸子树,它是1886年孙中山20岁时亲手栽种的, 树的种子是他从檀香山带回来的。[28] 香港的学校、社会,在言论上是比较自由的。孙中山经过了广泛的比较与观 察,从个人思索到结友谈论,开始了革命的酝酿。“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 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 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 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疯狂相视也。吾与陆、尤、 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 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 日。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29] 今澳门的水坑尾巷14号的“四寇堂”,即他们当年聚会的地址。 这期间,孙中山又结识了回居澳门郑家大屋的洋行买办、曾被李鸿章任为上 海织布总局总办的郑观应,两人交往甚密。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 《商战》等文章,1894年,由郑观应以“孙翠溪”的笔名编录在《盛世危言》内。 有人认为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地,是辛亥革命的摇篮,是不无根据 的。孙中山自己也曾说:“我之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30]并说因为将香港的 政治、社会情形和国内比较,深感非改革政治,无以求进步。“因此于大学毕业 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 全得之于香港也。”[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