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上书李鸿章(2)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二(1894年2 月27日),在广州《中西日报》上刊登了 孙中山行医的广告《东西药局启事》,可更具体了解他的行医思想和每天的施诊 活动。 “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 澳回省,谨择于月之初十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定,一律如前。每日10点钟至12 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 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二元。早轿加倍, 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 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 以免贻误。”[14] 后来,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活动中,也为人治过病。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 到美洲经檀香山,与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者求诊,下药即瘳,众人皆赞叹神奇。 1908年在新加坡时,《中兴报》一个记者因思恋一少女,患了口疾,孙中山开方 下药,七日而愈。[15]又隔了些年,有革命党人问他:“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 多少时间?”他说:“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16]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孙中山从学堂到诊室一直是矢志不渝 地准备投入政治改革活动。先后结识的有绅士、清军军官、传教士、会道头目、 店主、教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准备成为政治活动的社会力量。他在双门底医 务分所圣教书楼礼拜堂、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今文德南路中山图书馆)等处 经常与陆皓东、尤列、郑士良、陈少白、魏友琴、区凤墀、周昭岳、程耀宸、程 奎光、程璧光(清水师管带,即舰长)聚谈时政。 有时,孙中山与陈少白等还到顺德县北水乡尤列家小住。这个乡里又有陆皓 东、尤列、周昭岳合资创办的兴利蚕子公司,雇有二十多名工人,公司中陆皓东 的股份最大,他是将翠亨村田产变卖而筹的资金。孙中山还为该公司书写了一副 对联,贴在公司门口,上联是“兴创自我”,下联是“利归于农”。[17]该公司 以改良蚕种相号召,宣称用科学新法化育蚕子,蚕子过水保温时采用温度计代替 人手探测温度,乡人称“机器蚕春(即蚕子)”,其实并没有其他机器设备,仍 是手工操作。又剔去小蚕子,专发售大蚕子,质量优于其他店号,因此销路颇广, 每月约产蚕子二三百箱。他们的经营思想是倡导先进方法,注重质量。[18] 1893年冬,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与孙中山的西所双门底圣教 书楼相距甚近,康有为常到书楼购阅有关西学的翻译书籍。孙中山知他有志西学, 托人向康表示愿访见结交,但康有为回答:“孙某要订交,须先具门生帖拜师才 可。”[19]因此与康结交未成。 这期间,郑士良结纳会党,联络防营,端倪略备。孙中山遂在广雅书局抗风 轩约集郑士良、尤列、陆皓东、陈少白、魏友琴、程璧光等酝酿组织革命团体, 定名为兴汉会,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这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只 是以汉人来兴政图强,取代清朝的腐朽统治。他说这个时期“实则为革命运动之 开始也”。[20] 药房开了一年多,孙中山因忙于革命活动无暇过问店里的事务,委托两个伙 计管理,就糊里糊涂把药房的本钱耗光,以致开销都成了问题。这年的12月,孙 中山决定“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21]。 正当孙中山准备北上时,在香港的陈少白,忽然接到广州来信,说:“孙先 生失踪了!”陈少白回到广州找了几天,杳无音息。 过了几天,1894年1 月22日(旧历腊月十六),孙中山拿着一大卷文稿从外 边走进来。大家问他:“你跑到哪去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事不 要去管它了。”说着把手里的文稿打开,交给了陈少白,请陈修改。陈接过一看, 写的是一篇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书稿。他原来是跑到翠亨村家里,关 起门,做文章去了。[22] 上书李鸿章,是他一篇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促进商业贸易、兴办 交通运输、开发资源,富强中国的完整系统的著作。文中指出:“富强之本,不 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 能畅其流。”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 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 也。” 关于人尽其才,是通过“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来实现。西方先 进国家“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所以“崛起近世”。人不通过学 习“无以别其才”,“无以成其用”。人才之众多,在于兴办教育。学成之后, “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这样“岂有不专心致志者”? 要创办学报,成立学会,用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 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促进科学的发达与进步。西方国家“各种学问所以 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就是“有鼓励之方”。在用人方面,“务取所长而久其职”, 使他们“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又通过长期工作实践,“久任则阅历深, 习惯则智巧出”,就能发挥各自的能力,做出成绩来。教育办得好,使“天无枉 生之才”;鼓励得法,“则野无郁抑之士”;用人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 人尽其才,国家“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关于地尽其利,是通过“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来实现。中国 “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 日艰”。“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 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者。” 西方“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 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 政府要设农政官员、创办农政学堂、兴农学研究“草木”、“六畜”、“土 壤”、“蠹蚀”、“疫疠”、“日光”、“电力”等与农业有关的格物学科目, 还要治山泽,辟荒地,使“生谷之土尽垦”,“山泽之利尽出”,“能使同等之 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 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 农业,“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近世制器日精”, “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 器能当数百人之刈”。其他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也是“非机无以济其事”。 “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西方国家创造机器“日竭灵思”,“我中国宜购 其器而仿制之”,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加速农业生产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