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三民主义的创立(2)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内外 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的矛头直接指向造成中国社会灾难的祸根——清政府。 这个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的口号在鼓动反清的同路人参加革命上,起了很 大的作用。他说:“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 是我汉人的国了。”在这样的口号和宣传下,使国内外反清会党组织的受着明末 遗臣学士反清著述感召和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投入了他的队伍。从实质上说,他 的民族主义,并非以反满为最终目的,而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孙中山曾明确 地提出:“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 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5] 他的这条政纲,尽管有 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却是扩大反清队伍的需要,它已成为辛亥革命前团结 全体反对清政府的志士的旗帜。 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适应历史新的需要,把民族 主义又赋予时代的特点,明确为“反对帝国主义”[6] 。 三民主义内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政治的变化,孙中山对它不断地 丰富完整。此章重点只阐述这个历史时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内容,在第二十六章新三民主义中叙述。为便于读者记忆, 减少或避免前后混淆,按其发展说明。 从1893年广州广雅书局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鲜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 华”反满纲领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但它对掀起和联合全民族因清初期的屠杀 和后期的卖国造成积怨,而纷纷投入反清革命运动,起着鼓动和激励作用。它对 清朝统治者也绝不是复仇主义,孙中山曾解释说:“它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破 城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绝不为此。”[7] 民族 主义反满,是对清统治者与满族人民区别对待。对此孙中山曾说:“民族革命是 要尽灭满族,这话大错”。[8] 民族主义反清宗旨,也不是封建性的单纯的对政 权的争夺,不是“反清复明”的继续和改朝换代,而是把反清斗争纳入民主革命 的范畴。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曾解释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种族的人,便要 排斥他”[9] ,绝不是“复仇”、“仇满”。在同盟会成立时,有人主张用“对 满同盟会”为会名,他说:“革命党的宗旨,不专在排满,而是‘废除专制,创 造共和’”,“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 他在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含义时,指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 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 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和国内诸民族也”。他继承了“先民”太平天国农民 革命的反清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而成为不仅“对满”,而且是求得各民族在 国内平等共处。成熟以后的民族主义,属于民主思想的范畴。不同于章太炎等人 大汉族主义的“仇满”传统封建观念。尽管孙中山多次说明民族主义不是“复仇” 主义,但是,在革命党人中,仍然存在着种族偏见。他们在《民报》上公开宣扬 “今之革命,复仇其首”、“对满实行同化”政策等论调,反而给保皇党攻击的 口实。 辛亥以后,国内腐朽的满族皇权被推翻了,但独立的中国并没出现,瓜分豆 剖、蚕食鲸吞的危局仍然存在:“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 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此时孙中山把民族主义的含义转为向帝 国主义进行斗争。他说:“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 诸高阁矣”,虽然“现在清室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直到1924 年,在他的新三民主义中,正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的政治 方针,在新的革命历史时期,成为“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战斗旗帜。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解释说:“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10],是 三民主义的核心。他和保皇党的几起论战,都与“民权”的内容有关,它是孙中 山要在推翻清朝后建立共和政体的政治纲领。 他推翻清朝,不只是要把一个卖国政府赶下台,而是要打垮它所代表的两千 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对满清二百六十多年的血腥统治的揭露,基本上是对 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如1904年他在美国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一文,所列清政府“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十一条中所 说:“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阻碍 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侵犯我们不 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 “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11] 等等。孙中山对满清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他说:“我们推 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 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思想境界大大超过包括黄兴、章太炎等在内的许 多革命党人。 孙中山对君主专制政治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 “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12],凭个人意愿主宰一切,“无论朝廷之 事,为国民之事,甚至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13],皇帝把国家 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威行专制”,为所欲为,“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 人的喜怒”[14]。为了维护私人特权,排斥异己,镇压反对派,“专制皇帝因为 要保守他们的皇位,恐怕反对党来动摇,便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 打消他们的反对党”。“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并不理民事,说到人民的幸福, 更是理不到”[15]。“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16],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 威,要人民盲从他,就要推行蒙昧主义和禁锢政策,绝容不得一点异端,所以, 君主专制政体也“阻碍人民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 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是“无道”[17],是一种“恶劣政治”,“人民应该要 反抗”,“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18]。 他认为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这种君主专制的政体,建立一个民国政体。他说 :“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民国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 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少的。”[19]他在同盟会宣言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 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