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同盟会的成立(8) 胡汉民未见孙中山之前,“几疑先生为汉高、明太一流”,“及亲闻先生之 议论,与其处事接物之态度,不涉矜持,而自然崇高博大,乃叹其素养为不可及。” 先生与人,从不作一寒暄敷衍语,而涉于革命各种问题,则教人不倦,辄忘寝食。 先生对群众演说,博辨详明。解答同志之质疑,至其人澈悟为止。与人无事晤对, 似不能言者。有一日,一位日本名士持犬养毅介绍信来访,表述崇拜之意,语涉 谀颂至数十分钟。孙中山仅付之微颔,其人无言,孙中山也默默相对,其人逡巡 辞去。在旁的胡汉民不解其意,问孙中山,孙中山答:“余不解其以何目的而来, 余又不能伪与无谓之周旋。”使人感到“先生于蔼然可亲之中,有凛然难犯之节”。 孙中山平易近人,也好幽默。每天都有革命党人到他的寓所畅谈革命理论。 一天,能言善辩的章太炎、张继、田桐、胡汉民四人聚在一起,又高谈起来,使 得在坐的孙中山的文牍助手、人称师爷的邓慕韩无从置喙,只好跑到厨房与厨师 陈和、日本女雇工讲起时政来。陈和是同盟会员,性好赌,常将买菜钱一掷而空。 一次,他把钱输光,假言在冷巷失鞋(冷巷,广东土话,即走廊。日本式建筑走 廊在室内,日俗席地而坐,鞋履均置室外,走廊绝无失鞋之理),又向中山先生 要钱买菜。孙中山当时觉得厨房演说与冷巷失鞋都很新鲜,便戏拟一联赠邓慕韩 和陈和二人:“邓师爷厨房演说,陈和叔冷巷失鞋”[35],为厨房里的争论增添 了乐趣。 孙中山一生很少读小说,但通俗联句,却写得如此妙趣横生。 这一时期,革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概括的:“自革命同盟会 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主义, 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 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中 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36] 从湖南巡抚端方1906年8 月给清政府的奏折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国内革命形势 迅速发展的情况:“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者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 逾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指同盟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 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 入会之人,日以百计。”[37] 同盟会遍布东南亚地区和欧美等国的许多城市。主要城市有布鲁塞尔(1905 年春,孙中山由伦敦到布鲁塞尔,已和留学生组织革命团体,先后在布鲁塞尔、 巴黎、柏林、伦敦组织了60多个留学生加入,东京总部成立后,布鲁塞尔是欧洲 分会的总部)、香港(1905年秋)、新加坡(1906年2 月)、吉隆坡(1906年8 月)、英属南洋怡保、庇??、芙蓉等埠(1907年)、河内、海防(1907年3 月)、 仰光(1908年4 月)、曼谷(1908年11月)、新西兰首都惠灵顿(1908年)、纽 约(1909年12月)、旧金山(1910年2 月)、檀香山(1910年4 月)、柬埔寨 (1910年)、加拿大的温哥华、域多利(1911年5 月)、马尼拉(1911年)等。 除了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少数分会是委派党人建立的,其余几乎都是孙 中山为发动武装起义组织人力或财力经过这些地方时,亲自组织起来的。 1906年暑期,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与长沙明德学 堂的学生、同盟会员魏宗铨发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洪江会(与哥老会类似 的灭满兴汉的反清组织)首领龚春台共同联络湘赣哥老会策划起义,原定阴历年 底举事。10月19日,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先期发动。21日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 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 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 内容完全是按照同盟会政纲来发挥的,宣布革命宗旨是“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 “建立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并 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的武装组织发布《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 照会称:“本总统具大期望于贵军,……赞成中华民国之成功。”秋季,长江上 游沿岸、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南部遇上灾荒,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2 月4 日,江西的萍乡矿工、湖南的醴陵防营兵勇、浏阳的会党举行起义。不过10 天,发动群众三万多人,震动了长江中下游各地。 东京同盟会本部从报纸上获悉这次起义的消息,由于“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 动,本部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38]。孙中山与黄兴派党人胡瑛、朱子 龙、宁调元、孙毓筠、梁钟汉、杨卓林、段书云等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运 动军界以图响应,但萍、浏、醴起义军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蓂、湖 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出兵共同围剿下,12月下旬即告 失败。在长沙的刘道一发给东京同盟会总部的电报被扣发,本人也被官方捕获杀 害。蔡绍南在战斗中被捕,魏宗铨躲在萍乡亲戚家,也被捕获,他们先后被杀。 龚春台侥幸逃出,流浪江湖。 清朝当局认为这次起义不单纯是“会匪”举事,而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有关。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吴重熹在向清政府报告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 ……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 匪孙文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39] 萍醴之战发生后,日本一些报纸刊文诽谤孙中山是“叛徒”,党人闻后非常 气愤,并把情况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微笑说:“常人毁誉无足轻重,吾党行事, 一本义理,义理所在,虽毁何伤。我们革命目标既定,务使达到而后已,天下后 世,自有定评。”[40] 次年2 月3 日,东京革命党人举行追悼刘道一大会。孙中山作七律诗挽刘道 一烈士:“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 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榄江流一奠公。” 1906年冬,东京同盟会本部急需款项,一时束手无策。一天,孙中山对黄克 强说:“我过去在法国轮船上遇到一位姓张的友人,他在巴黎清使馆任商务随员 兼营古董业,曾向我说至急需款时,可发电告知,今天试发一电看怎样。”黄兴 听说是清使馆的,有所疑虑。孙中山按地址拍出一封电报,上写个“C ”字,数 日之后,果然从巴黎汇到东京三万法郎,[41]东京同盟会本部接款后都十分惊喜。 汇款人即张静江。 “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军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 亟思飞度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 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42] 革命风潮鼓荡全国,清政府大为惶恐,屡电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交涉, 将孙中山驱逐出境。 孙中山与黄兴认为革命形势已成熟,决定离开日本,发动国内武装起义。 临行,议定革命军旗和革命成功共和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制的第 一次广州起义的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象征社会主义,孙中 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观,又有复古的意识。在争执中,多数党人同意孙中山的建 议,黄兴争之不得,怏怏不悦。在分手时,黄兴致胡汉民书中说:“名不必自我 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 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胡汉民、汪精卫向黄兴力为解譬,说青天 白日旗曾是革命烈士流血的革命旗,应赞成用此旗。黄兴以后也不复言。但章太 炎借此大做文章,诋毁孙、黄。 日本当局鉴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发展壮大,将来必为东亚伟人,不能 以官式遣送出境,而是采用密赠旅费5000日元并为之设宴饯行的办法送离日本。 孙中山与党人商议,决定接受赠款,以充军费。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造船商人铃 木久五郎也赠旅费10000 元。孙中山从这些赠款中,给《民报》留出维持费2000 元;2000元用于别前聚餐会;其余准备发动潮州惠州起义时当作军费。便于1907 年3 月4 日,偕同胡汉民、汪精卫、黎仲实、池亨吉、萱野长知乘德轮“阿里斯 王子”号离横滨,经新加坡到达越南河内。 清政府和日本当局驱赶的只不过是孙中山个人,但被他鼓动和组织起来的革 命思想和革命力量,在日本、在中国已是无法消除了,它们将以迅猛之势冲垮反 动的清王朝统治。 当时在广西壮族流传的歌谣中,是这样概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 多亏孙文倡导革命, 四处奔走救国救民, 他劝告老少齐参加, 恢复中华打倒满清。[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