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杨尚昆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长期以来党内外有多种说法,杨尚昆同 志是最了解这一问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 是莫斯科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主要学校之一,是国共两党在合作的“蜜月”期创立 的。 联共(布)矛盾影响中山大学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利用这一 重大事件,和季诺维也夫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批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上 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他不但出版刊物,还在工会大厦公开演讲,卖票让人去听。 他的讲演很有煽动性。中山大学许多同学听了讲演,又不了解联共内部的斗争情况, 以为托洛茨基有道理。中大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也支持托洛茨基。1927年5月13日, 斯大林在中山大学发表讲话,谈了10个问题,其中两个是指名批评拉狄克的。斯大 林谈话后不久,拉狄克被撤销了校长职务。 随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的加剧,中大学员暗中分成几坨,有的人拥护斯大 林和共产国际,有的人赞成托洛茨基。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 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 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 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 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 共(布)党代会以后,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 分化和改组 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 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 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教务派”。同阿古尔对立的谢德尼 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6月,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 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 此被称为“第三势力”。 8月,副校长米夫和王明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 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 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 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 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 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联共党内反托派斗争的展开,引起了中大学生政治上的很大 分化。 1927年底,已经公开反苏的国民党中央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同它断绝一切 关系。这样,中大学生中很大一批标准的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如康泽、贺衷寒、 陈春圃等,这批人后来大部分成为蒋介石手下坚决反共的分子,有一些人则被送到 西伯利亚劳动改造。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经过分化和改组,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 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党校里占有重要的 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 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 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 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入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 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 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 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 “罪人”。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 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 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动派”、“共青 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 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捕 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 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 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 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 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作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 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 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 而“工人反对派”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 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请“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参加调查。结 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 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 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 组织”,要消灭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 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的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 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 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 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 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妻 子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等找人交谈。 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 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依 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朱 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 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对 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 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 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 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 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 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总结 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 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 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 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 到会作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 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会议开始后, 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 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 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 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8天讲话,他严厉批 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 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 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蛮行动, 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 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 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 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 肯定。暑假后,米夫却去职,由原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 清党运动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 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 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 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 苏联人,书记苏联人托景是米夫派,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云程、 朱阿银,宣传部长希季钦,夏曦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办支 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 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 瞿秋白等论战。 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派人组成的,主任委员 柏烈仁。另外两位,一位是监察委员,一位是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维经斯基。 柏烈仁指责瞿秋白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中大学生中培 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团接 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把联共的预 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 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 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 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 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 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 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 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 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 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 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 “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 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 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 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 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 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 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 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爱人杨 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 钊都被开除团籍。 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闹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 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 一直有争论。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并没有一个 确定的名单。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 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 部局的共有90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 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 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 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 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应当说:确确 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