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追捕了四十年的战俘 格奥格·盖特勒 1945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格奥格·盖特勒,从美国德明战俘营中逃出来了, 那时我24岁。 我是德军隆美尔非洲师团的一名上士,1943年4月13日在突尼斯战役中被俘,我 的家乡施魏德尼兹是德国的一个中世纪商业城市,父亲保罗是德国“帝国铁路公司” 的一个车长,母亲艾玛是家庭主妇,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从小我就向往当 个军人立功受奖。1942年春天,我被选送到海登堡军官预备学校学习,6星期的紧张 训练,没想到其中的一门功课我终身受用:我们学习万一陷入敌境如何逃脱敌手。 考试这门功课时,400多名同学八仙过海,各显妙招,然而最终都像赶牲口一样被全 部逮送回来,只有我例外,用了最一般的办法出人不意地获得成功。 1942年4月中旬,我从预备军官学校毕业应征到号称“沙漠之旅”的非洲师团去, 这是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的一支传奇式部队,然而没想到,我此行正好赶上打败 仗,直至投降。 刚入伍时,我和家里一直有联系,被俘后,也未断过信件。可是末了这一段时 间,我们却断了音讯。我相信,我的家人都不在人世了。谁知39年后,又得悉他们 不仅当时健在,而且还跑到美占区好好地活着哩。父母亲直到六十年代故世时,依 然对我的生还抱有信心…… 逃出战俘营后,我跳上了一列经过此地的火车,3天后,当我鼓足勇气步出车站 时,看见了站台上的标牌:圣帕德罗——加利福尼亚。 我打消了混到船上远走高飞的念头,而想在美国好好呆下去。加利福尼亚是美 国的边缘地,集居着各地涌来的移民。但我得随时编好一席话。我设想自己是法籍 加拿大人、荷兰人,有时甚至设想自己是聋哑人。有一天下午,竟不料时来运转。 那天我壮胆去理发,理发师是从前线回来的大兵,他问我是不是挪威人,说我跟他 在密西根州的妹夫彼得·彼得森很相像。于是,我走出理发店后,身份就成了一个 挪威移民彼得·彼得森。 1946年新年的头一天,我坐上公共汽车离开圣帕德罗。我常常中途下车,找个 临时工作搞上几天再上路,在美国西部游荡了近3个月。一次,我在小镇上干伐木活 时,因小腿划破而被送进医院。当我苏醒过来后,就乘半夜时分溜掉了,直奔墨西 哥边境。在国界桥上,我踌躇良久,最后还是决定留在美国。 我的新冒险地是位于加州中部的弗雷斯诺。 在弗雷斯诺郊外,我在一个刚从阿堪萨斯州流落到这儿来的移民家里呆了将近 半年。男主人名叫但尼斯·怀尔斯,这个家庭和谐,富有生气。我们常常沿着河谷 到俄勒冈州的梅纳德,或在田里为人收获作物,或在果园里采摘苹果。我从这种流 动性和舒适的家庭生活中得出结论:不能长时间地飞马行空,独来独往,要多与别 人有所接触,但这样必须抛掉“彼得·彼得森”这个假面具,它太外国化。1946年 11月我离开这个移民区时,又成了“但尼斯·怀尔斯”,打那以后,我几乎都是以 这个名字出现。 我原以为1946年是平安无事的,后来我才知道并非如此。由于美国政府清理废 旧档案之举,我新近从联邦调查局领到了有关我的全部档案材料,方知道我之所以 逍遥法外,只是由于当局没有找到我的确切所在,老是在我到过的地方守株待兔。 有若干次,他们到了离我不到20英里远的地方。早在1945年10月5日。美国军方就提 请联邦调查局发布我的通缉令,遭到拒绝。调查局要解决的大案多的是。1946年1月 24日,军方再次要求时,又遭拒绝,直到1947年2月14日,联邦调查局才印行我的通 缉令,分寄52个联邦调查分局,有关方面还将战俘营被撤除后寄到这个区的60万件 邮信截住。以寻找我的线索,可是为时已晚,我已玩过2个阶段的隐身术,安稳地在 斯托克顿的中央木材公司里干活。 1947年11月,我到了旧金山,在克灵顿餐馆打工。一天,经理拿了申请社会保 险卡的表格让我填,我考虑再三,才杜撰了我的简历:出生地为纽约,教育一栏填 的是纯属乌有的学校。胆战心惊地交出表格后,我精心研究了公路地图和班车时间 表。一天晚上,我打开房门,发现了一张社会保险卡,我有了护身的真身份,成了 名正言顺的但尼斯·怀尔斯。但我还是想离开这儿,到今日美国西部的一座第一流 的滑雪场“糖碗”去。1947年12月,我到了“糖碗”,一呆就是若干年。我先是在 厨房搞烘烤活,后来终于当上了滑雪教练员。 1952年1月中旬,大雪一直下了24个昼夜,一列西去的列车被大雪困在一个不知 名的移民居段,几百名旅客陷入寒冷饥饿中,我自告奋勇,率领一支人马将食物与 药品送到出事地点,还替旅客们发送电报,并拍下了一组第一手的“雪下火车”照 片。这下,使我名声大震,1952年1月28日,在离诺顿不到100英里的几个城镇,每 一家报刊都有放大的“但尼斯·怀尔斯”的近身照片。我回到希拉滑雪俱乐部时, 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没想到,我却被当作英雄而受到欢迎。 为了安全起见,我接二连三地换工作。这斯间,我除了在一些公司应聘工作外, 还发明了一种铝质网球拍,但生意并不景气,这种超前的发明,常常是价钱不够付 成本;有时我还为某一个店铺画几幅水彩画。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到1960年我40岁 时,便百感交集。当了15当逃亡犯,即使较为安定,但总提防旦夕之虞,以致于我 虽对女性有接触,也因怕露馅而罢休。现在人到中年,一种孤立无援的感受使我迫 切需要安全和生活伴侣。 1964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在一个单身人舞会上认识了高个儿,红头发的简 ·伯格曼。我们一见倾心。简离过婚,有两个小孩。我对她的那种独立精神和热爱 生活很中意,我没有向她如实相告以往的经因,我怕失去她。1964年10月,我们结 婚了,开始了我最甜蜜也是最痛苦的新生活。 婚后,我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那么谨小慎微了。在经济上简整个儿地操着 心,我也几经易业,终于和几位朋友筹办了一个“海景网球俱乐部”,我担任试拍 员,还继续兼搞铝质球拍。 简开始对我的身世怀疑是1982年,简和我商谈要参加社会保险金这一公益事业。 她着手写信与有关方面联系。要是我开头知道办这事还要出示出生证,是决没有那 么热情。轮到办理我的出生证时,我对简一拖再拖,要不就是胡诌装聋,于是简就 煞费苦心地越俎代疱替我去办。当她按我的说法向各处去信时,得到的回复皆是 “查无此人”。简开始怀疑我得了精神病。敲响我们婚姻丧钟的时刻到了,我这一 辈子过的都是这种人宁心不宁、外宁内不宁的日子,根源所在,是我竭诚地爱简, 一直怕失去她。 简收拾她行箧要走了,我忽然如梦如醒。要是我一开始不是这样来串演一个假 人多好。望着简脸上的泪珠,我明白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我突然不顾一切地说出: 我是一个逃亡犯……我歇斯底里地抽泣,眼泪像大堤溃决。 后来的几天,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简,她似乎一下子都理解了。简无条件地支持 我,让我把自传写好立即向政府自首。 1985年9月,我这个希特勒在美国的最后一名士兵终于向美国移民自首了。 此后,简建议我写信给德国红十字会查找亲人的线索。过了1个月,我便惊喜地 和远在5000里以外的姐姐用电话泪流满面地倾吐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