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心曲:濂溪而后我重来 熊十力先生在广州住了半年,几所观察,都无好感,下决心放弃从政而专力学 术。1918 年6 月(夏历五月)由广州返回德安途中经过上海,与老友张纯一(仲 如)相过从。张纯一曾是日知会骨干,与刘静庵等深受基督教影响。当时基督教武 昌圣公会对日知会支持很大,刘静庵等被捕时亦设法营救。 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当年日知会同仁大多数都加入了同盟会,张虽认同 同盟会的精神,但在组织上却不愿“舍日知会,人同盟会”。张在辛亥前还作过若 干军歌和革命通俗歌曲的歌词,辛亥后又作过《武昌日知会事实记略》。民国初年, 张“痛士习民风之弊,以为革政不如革心”。熊十力说: “至今洪流横决,其祸滔天。故仲如以革心在革教,遂逃儒归耶,匿迹沪读, 不复与党人政客往还矣。”张会通儒佛耶教,发明《新约》义趣,皈依基督。 熊十力在上海时,张以存稿出示。熊颇觉切实高明,尤觉张与刘子通往还书札 特别精要。熊认为张之存稿能明基督之道,有益于世教人心,故更名为策谈道书》, 并为之作序。在这一序中,熊先生还说:“余什年严惮之友,以仲如与同县刘通子 通为最。子通天资卓绝,仲如践履笃实,皆余所不逮。然仲如之学,于子通为近, 独余向异其趣。近乃多同,常欲共席研摩,卒格于事势。茫茫大地,契心几人?并 此寥寥者亦复难聚,惟有撑拳赤脚,独往独来于天地间而已。”这里表现了熊十力 的孤往精神。至此,他决心撑拳赤脚,独往独来于天地之间,而不再与党人政客往 还。哲人在世,大多数是孤独的,茫茫大地,理解者寥寥,相知相契者能有几人? 熊十力由上海返回德安,曾登庐山,游历瞻拜宋人周敦颐隐居的莲花峰麓及其听建 “濂溪书堂”和朱熹办学的“白鹿洞书院”旧址。熊十力钦慕周敦颐的清高不阿, 并称道他的极其简明的《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开创了宋明道学。周敦颐 (濂溪先生)虽仕宦三十年,清寒廉洁,耿介不阿,而平生之志,终在邱壑,晚年 即以隐居山林为归。周子中年曾以莲花自比,身在世俗,心在方外,追求超俗的生 活情趣,所作《爱莲说》脍炙人口、千古傅颂: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盛爱牡丹。 予独爱莲之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 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 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程颢、程颐受学于周子,周子令寻孔子、颜回的乐处,即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为论学宗旨。黄庭坚《濂溪词并序》赞美周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雾月, 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缅怀宋明道学开山祖师周濂溪的人 品学问,流寓匡庐的熊十力竟题壁曰:“数荆湖过客,濂溪而后我重来”,由此可 以想见他的襟怀,亦不难看出他的豪气。周濂溪开启了宋明理学,熊十力呢?他能 启导出一种什么精神出未呢? 1918 年秋,熊先生汇集1916 年以来的笔札二十伍则,编成《熊子真心书》, 自印行世。他的自序云:“我生不辰,遘兹多难。殷忧切于苕华,惨痛兴于棠棣。 形骸半槁,待尽何年?耿耿孤心,谁堪告语?自惟失学,笔札极稀,又随手抛置。 偶尔检存,得如于首,实我生卅年心行所存,故曰《心书》。船山有言,唯此心常 在天壤间,或有谅者。”自序未署“七年九月朔熊继智。”熊氏借《心书》传达他 的孤独和悲苦。 《心书》所收笔札,有一部分我已在上章作了介绍。其余部分,如《与某参谋 》、《罪言》、《忧问》、《至言》、《箴名士》等,大部属愤世嫉俗之作。熊氏 对于政治的败坏、社会风习的败坏,痛心疾首。批评奸雄游士,相互勾结,皆纵一 已之欲壑,不惜以民生国命为殉。他们利用人类的劣根性,威劫利饵以便自恣。他 指出,政治根柢在社会,社会之良恶,即可通过风俗看出来。熊氏1918 年夏天在 上海逛书肆,偶想购一部汪容甫《述学》,遍索不可得,但见各书肆摆有很多海淫 海盗的小说。熊氏认为,灭绝仁义,自清代以迄民国,愈演演烈,无论新党旧党, 同怵于外人,而貌袭以相应,实无改其贪贼险诈浊乱荒淫之心理。军阀混战,生灵 涂炭。灵台既蔽,一切学说,皆逢恶之媒,一切政法,皆济好之具。熊氏提倡民本 主义传统精神,肯定孟子,赞扬盂予提倡民权,又说王船山是东方的盂德斯鸠。另 一方面,又作《思曾》,赞扬曾国藩诵法程朱,国民深蒙其福。又作《读陆贽请还 田绪所寄撰碑文马绢状》,肯定唐人陆贽不苟受绢马,不轻假碑文,静而自正,刚 而无欲,使旷悍之徒,知名义不可犯,士大夫不可亵,则欲自恣不得也。 从《心书》各则书札来看,熊氏当时思想非常傅杂,孔孟老庄、程朱陆王、张 载船山都有,随处发挥,且与佛学经论、与西方柏格森等相比附。又引《抱朴子》 刺世,引《船山遗书》骂文采风流、倾动朝野的名上,如苏轼、元稹、白居易等。 进而批评其谬种流传,士大夫相率为浮华浅薄、淫佚流荡,而无精湛之思、淡泊之 操。此盲学言洽之所以终于无幸也。至若涉及佛学,辄引《起信》、《般若》、《 肇论》和章太炎《大乘佛教缘起考》等。对章太炎欲振王阳明学派以挽今世颓靡的 看法亦提出批评,认为王夫之(船山)对王阳明的批评有一定道理,说王阳明有术 智,未能忘功名,其后学多气矜,高傲空谈而误国。又认为黄宗羲不及王船山远甚。 熊十力将《心书》书稿邮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说,熊于真 是“绩学笃行之上”,认为他“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 蔡先生对熊先生当时流露的批评流俗的精神颇为赞同,指出: 自改革以还,纲维既决,而权好之窃弄政柄者,又复挟其利禄威刑之具,投人 类之劣根性以煽诱之,于是乎廉耻道丧,而入禽遂几于杂揉。昔者顾亭林先生推原 五胡之乱,归狱于魏操之提奖污行,而今乃什百千万其魏操焉,其流毒宁有穷期耻? 呜呼!履霜坚冰至,是真人心世道之殷忧矣。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 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 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宁静致远之效,庶几横流可挽,而大道无事乎他求矣,是则吾 与熊子所为交资互勉,相期以为进德之阶梯者,其即以是编为息壤之誓言可也。 蔡元培1918 年11 月15 日所作的这一序言,表明当时蔡熊二人对全社会政 治道德败坏的优虑。蔡先生在民国初年所持的振刷世道人心的立场,一直到今天仍 有其意义。蔡熊之殷忧,是世纪之忧。然而横流其可挽乎? 丁去病先生为《熊子真心书》所作的跋语,盛赞此书:“文辞简约,独抒精华, 讽世情深,质直而忠厚。识者谓其立言有宗,过《潜夫论》. 盖不阿也。”又说: “余窃怪子真年少从军,谋毙某帅,几罹不测,辛亥参鄂军府,义气激昂,似非能 沉潜于学问思索中者,今所造竟若此。观其貌,讷讷不能言,岂所谓孤怀独往者哉!” 熊先生的《心书》中还收进了他为昔日日知会诸战友所作的若干传记。 整部《心书》标志着熊氏由政向学的过渡,显示了熊氏由表层的政治关怀转向 深层的道德关怀,其反思的中心是,辛亥革命后政治混乱之背后是民族道德价值的 旁落。他与他的朋友张纯一,与学界泰斗蔡元培等人取得了共识: 革政与革心之间应同步进展,甚至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出路何在呢?张纯一 主张革教,甚至皈依宗教;蔡元培主张以道德代替宗教;熊先生亦逐步走进道德主 义的立场。问题在于,如果器物层面、制度层面、风俗层面、精神心理层面的文化 变革有一个由外到内的震荡过程的话,那么现代化的转进不能不付出一些代价。熊 先生的慧眼,即在民国初年就窥探出现代化的负面与病痛,主要是人文价值的失落。 然而人丈的重振不仅在“体”的层面的安立,还在于“用”的层面的撑开。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