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托马斯·曼的声誉日益显赫,表面也可以看出,“幸福”1 在伴随着他。 除去巴德·托尔茨的乡村别墅,1914 年起,曼一家还在慕尼黑波兴街一号拥 有了一座房子。这幢建筑座落于伊萨河畔,按二十世纪初流行的仿古风格建成。高 高的柱子托起阳台,露天台阶从平台一直延伸到花园,这对一个显贵市民之家来说, 房间亦够宽敞舒适的。曼一家在这里的生活很是气派。慕尼黑音乐总指挥兼皇家歌 剧院及室内音乐指挥布鲁诺·瓦尔特,经常带着他的朋友和邻居托马斯·曼夫妇去 欣赏音乐会。他们乘坐着双马驾驶的蓝色御用马车,身着缓带装的仆人坐在车前座 位上,颇有点宫廷气派。正是通过这位杰出的指挥家,托马斯·曼领略了古斯塔夫· 玛勒的音乐,迷上了汉斯·普菲茨纳的歌剧《帕拉斯特利纳》。那时,战争已经进 入了第三个年头。 1914 年8 月3 日,慕尼黑剧院广场上人头攒动,拥挤嘈杂,疾声欢呼德国正 式对法国宣战(在仿造的卫兵门厅旁,阿道夫·希特勒挤在人群中间,挥动着他的 帽子)。据说,当时人们象着了魔似的,如醉如痴,连续几个晚上放声高唱《德意 志高于一切》和《晨光,晨光》,直至深夜。参加这次集会的,不只是不明真相的 群众,也有具有批判头脑的名人。托马斯·曼在给哥哥亨利希的一封信中写到: “有幸经历如此伟大的事情,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对此难道我们不应怀有一种感 激之情吗?”2 在同一封信中,托马斯·曼称这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十分正规 的,甚至是庄严的人民战争”。后来他又公开表示拥护这场战争。五十一岁的戴默 尔报名参加了自愿兵,并在8 月份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盖 哈特·霍普特曼在报纸上发表《反对谎言》一文,引起了连锁反应,论辩文章接踵 而来。霍普特曼写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命运”,一场“厄运”,而德国是为“自 由”和“进步”而战。——净是空洞的概念游戏,谁的自由?走向何方的进步?霍 普特曼回避了这些……。罗曼·罗兰在《日内瓦报》上对此提出质疑,他要求德国 知识界行动起来,谴责自己的政府,反对那些在德国政府的“匈奴人”(威廉二世 曾把他派往北平的部队赞赏地称做“匈奴人”,罗兰只是借用了这个概念)。对于 罗曼·罗兰的质问,卡尔·沃尔夫斯科尔和霍普特曼在九月份做了回答,随后,弗 利德利希·贡多尔夫在10 月份,11 月份是托马斯·曼,然后是罗伯特·穆西尔、 鲁道夫·博尔夏特、恩斯特·贝特拉姆相继作出反应。最后是斯蒂芬·格奥格,他 写了一首粗变的战争颂歌。 德国作家在1914—1915 年之间所撰写的报刊文章和讲话稿几乎全部佚失了, 唯独托马斯·曼的几篇被保存下来,为今人所知,这也事出有因,并非偶然。托马 斯·曼在他的文章以及讲话中吸收和发展了同仁的思想并使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 是缓慢完成的。这可以从托马斯·曼对时政所发表的文章本身得以证实:1914 年 10 月,短文《战争中的思考》问世;1915 年2 月《弗利德利希与1756 年的大 同盟》,1915 年5 月《致编辑部的一封信,斯德哥尔摩》,同年8 月《关于战争 的思考》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12 月底,他读到已经和他断绝关系的哥哥的 论文《左拉》,促使他写出《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长达 两年多,1917 年初开始在《新观察》上发表;1917 年12 月27 日在自由派的 《柏林日报》发表的《世界和平?》标志着这种世界观转变的暂告一段,《思考》 也接着脱稿。1918 年初写成的《前言》,收回了《思考》中的极端立场。在给 “了解”他这种“不着边际的政治的反政治的苦思冥想”3 的恩斯特·贝特拉姆的 一封信中,托马斯·曼写道:“前言具有批判性,对正文中的观点做了批评和修正。 我很早就感觉到,有必要这样做。”4 托马斯·曼现在认为,民主的前进不可阻挡, 他自己的“保守的反对观点”已被证明是“毫无希望的辩解。”托马斯·曼的这种 认识始于《战争中的思考》。当他撰写此文时,沃尔夫斯科尔和贡多尔夫的文章已 经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托马斯·曼曾读过。曼的思想和他们的是一脉相承的。 格奥格和他的弟子们于战前几年就在《艺术之夏》上,论述了德意志精神和文化的 特殊地位,并由此得出赞成战争就是保护德意志本质,反对西方“文明”的结论。 对于1914 年的形势,托马斯·曼也是这样评价的。他写道:“做一个德国人,并 不容易,不象英国人那样舒适安逸,更不象法国人那样豪放开朗……。然而,谁要 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 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6 只有德国的胜利才能保证欧洲的和平,只有德意 志灵魂的保存和发展才意味着更高的文明进步。这种文明托马斯·曼称之为“文化”, 它和“理性”相反,亦和英国式的以契约形式固定下来的社会道德标准不相容,简 言之,最和西方的所谓“文明”7 背道而驰的。在此之前,格奥格学派已将“文明” 这个概念注满了政治世界观的色彩,他们将其与“民主”等同起来,为的是更有力 地贬低它。托马斯·曼的观点也是如此,但他比格奥格及其弟子走得更远。依据其 人生哲学,格奥格一派反对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托马斯·曼则致力于从 历史的条件中去解释“文化”与“文明”的对立。 在《思考》中,托马斯·曼运用这种方式,对德国的历史以及历史写法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并寻找到了自己的“同路人”8 。他发现,个人反对民主合理的思想 早已在路德、歌德、叔本华、尼采那里得到发展。他发现,个人自我教育,自我完 善的目的正是通过这种反民主思想而实现的,这个目的是“贵族式”的,是“厌恶 所有政治思想体系”,的。在托马斯·曼看来,德国文学史上的浪漫派正是这种升 华为世界观的反政治的范例。他当时认为,艾沁多尔夫笔下的“无用人”10。,就 象他强调的那样,才是“具有说服力”的,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人”。这一 点,也许让人觉得荒唐,但事实确实如此。另外,托马斯·曼通过特赖奇科的著作 终于理解了德国浪漫唯心主义的反政治思想与德国政治历史的内在联系。事实上, 人们也必须承认,除了浪漫保守的国家学说家埃德蒙德·布尔科和社会学家左姆巴 特、马克斯·韦伯外,普鲁士历史学家特赖奇科是托马斯·曼1914 年前后建立自 己的政治信仰时援引的最重要的思想权威。这位善于言辞的德意志历史的辩护士, 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强调,德国独特的文化应当归功于它所特有的,生命力极强的地 方分治主义和小国独权主义。托马斯·曼接受了特赖奇科对德国政治历史的辩护, 尤其对他提出的“德国历史的这种进程对于发展和加深德意志本质具有重大意义” 11 的观点,也特别表示赞赏。 特赖奇科的影响,在曼的散文《弗利德利希》中最为明显。在这篇文章中,托 马斯·曼特别回答了罗曼·罗兰对德国改变其对比利时保守的中立立场提出的谴责。 文中,托马斯·曼虽然只是对弗利德利希二世侵入中立王国萨克森的行为进行了辩 护,但这种辩护是完全着眼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就象特赖奇科把1870/71 年的战 争称作七年战争的继续一样,托马斯·曼也把世界大战看成是弗利德利希的征战的 延续,对昔日普鲁士,今日德意志帝国违犯国际公法的行为,托马斯·曼作出以下 解释:“只要法律是一种条约,是多数人的意志,是‘人类’的声音,那么国王就 不受这种法律的约束,他的法律就是上升力量的法律。”12 这些正是特赖奇科解 释普鲁士——德意志历史时提出的权力思想的论据。借用特赖奇科的思想作为自己 的论据,托马斯·曼的战争狂热当然也达到了顶峰。在1915 年5 月《致编辑部的 信》中,以及后来发表的所有文章中,托马斯·曼对自已的观点做了说明,语气也 变得缓和。他不再使用抗议《左拉》时的那种语调:“如果权力不是一种法律,又 将为何物(11,1915)。”还早在1915 年3 月,托马斯·曼就写信给一位“知心 朋友”13——他不是追随格奥格式艺术沙文主义,并帮助托马斯·曼,给《思考》 提供了许多“引证’的恩斯特·贝特拉姆,而是奥地利人保尔·阿曼。此人同格奥 格·勃兰兑、勒内·希柯勒、亨利希·曼、亨利·巴布斯、罗曼·罗兰一样,是极 少数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之一。托马斯·曼在信中写到:“我所希望的是:通过战胜 政治上的普鲁士,通过这场战争必将带来的德国的民主化,把德国从阴郁状态中解 放出来,而不使它变得浅薄。使德国对现实的关系更加实际和明朗。”14 这个早 在1915 年就吐露的愿望,已经是着眼于当时搁笔的《魔山》——一部本世纪中最 合乎人类尊严的教育小说。这部巨著中,所有关于病理学、历史、神学的思辨,都 是为了把主人公,一个“令人担忧的孩子”15,教育成“敢于生活,直对现实的务 实的市民”,16 不要“颓废厌世,沉溺于对死亡的同情和向往之中”。 “同情死亡”17,这是作曲家汉斯·普菲茨纳的一句话,是托马斯·曼在1917 年6 月的一个晚上同他谈话时听来的。这句话,超越了所有反政治的——政治的争 论,包含了许多托马斯·曼当时的生活情绪。对他来说,这句话不仅是“所有浪漫 派的信条和基本宗旨”18(当时,托马斯·曼觉得在文学上、音乐上自己都是和浪 漫派连在一起的),也表达了自己最切身的感受。 因为哥哥亨利希虽然在文学上显得善于应变,但托马斯·曼与这位《思考》中 言及的“文明作家”的争论却给自己带来很大创伤,他的痛苦几乎达到了绝望的程 度。特别是当他听说亨利希因为自己的《世界和平?》一文而恸愤时,他感到很压 抑。在此书中,托马斯·曼借用《约翰福音》里的语言,把那些“甚至仇恨自己兄 弟”19 的慈善家的大慈大悲贬称作“不会升起”的“供奉烟火”。但尽管如此, 托马斯·曼还是拒绝了亨利希继而所做的“和解尝试”,“让我们兄弟之间的悲剧 演下去吧,直到完结……我从来不曾喜欢过这种生活,我厌恶它。只要还有可能, 我们就必须如此生活到底。”20 类似的话是前所未有的,它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托 马斯·曼当时对生活,对自己的绝望的否定。只是到了晚年,在哥哥死后,在又一 次经受民族灾难时,托马斯·曼才借用莎士比亚的话表达了这种心情:“我的下场 就是绝望。”在托马斯·曼完成对“保守——民族这个领域”21 的探讨之前,要 他与哥哥和解也是不可能的。而《思考》一文脱稿时,这种探讨还远远没有完成。 相反,凡尔赛和约后出现的历史时代的混乱,巨额战争赔款给德国带来的经济 衰退,慕尼黑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以及法国的莱茵河国家计划更将托马斯·曼的保守 民族主义立场推向了极端。他说:“和德国皇帝将要面对的‘协约国法庭’上的情 景相比,哈努沙又算得了什么呢?”22 当亨利希·曼对被暗杀的自由国家巴伐利 亚的社会主义总理库尔特·埃斯勒表示敬意时,托马斯·曼却对慕尼黑“帝国部队” 23 的军事统治表示赞成,而这支部队绝大部分由自愿兵联合会组成,旨在保护、 推动、活跃全德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慕尼黑城市司令部的头目是陆军上尉恩斯特· 罗姆)。 这段时期,托马斯·曼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复古保守派。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 去掩饰。因为只有认清这个事实,他1945 年在《德国和德国人》这篇著名的华盛 顿讲话中讲到的关于“善”德国与“恶”德国的联系,才能成为真正的内心自白。 他说:“我给你们所讲的或试图暗示的有关德国的东西,没有一丝一毫是取自他人 的,不痛不痒的,或者是间接的。这些,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曾有过,而且,一切都 是我亲身经历过的。”24——后来十年中,托马斯·曼的思想在人道方面和政治方 面开始向最自由、最宽容的方向发展。 而人们只有把握住托马斯·曼在此之前的充满浪漫的、阴郁的民族主义思想, 才能对这种发展做出正确的评价和衡量。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