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世界大战到“冷战” 1938 年,托马斯·曼移居美国这一年,奥地利被德国“合并”,《慕尼黑协 议》签字。西方国家在希特勒、墨索里尼、达拉第和张伯伦的这次会晤中所推行的 绥靖政策好象最终表明了,把生活在波米亚和摩卢代的德国人从捷克的统治下解放 出来,合并到“大德意志帝国”之中来,已是合理合法的了。托马斯·曼洞悉了 “这段时间所上演的一出出丑剧”,感到“羞耻”、“恶心”,感到沮丧。在纽约 麦迪逊广场公园的讲话中,面对两万听众,他公开谴责这种“和平”是“背叛和罪 恶”,是一种对和平的“不道德的、骗人的、多余的热爱”。在与慕尼黑时期的老 友阿尔弗尔德·诺伊曼的一次谈话中,托马斯·曼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看法。 他说:“就事情进一步的发展而言,我在《这种和平》一文中,已经毫无保留地承 认了我的低沉的悲观主义态度。出于阶级的政治利益而去姑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这将暂时地继续决定形势的发展。然而,当大资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战争就是不 可避免的了。” 尽管紧接而来发生了许多令人失望的事件,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 互不侵犯条约,美国迟迟才加入战争,在德国流亡者的心中,《慕尼黑事件》仍然 是“最令人可怕的经历”。1945 年12 月,雅尔塔会议上,东西方盟国已最后强 调,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德国无条件投降。但就在这次会议以后,托马斯·曼仍然心 有余悸。在给他小女儿的丈夫,历史学家、出版家安东尼·博尔格塞的一封信中, 托马斯·曼写到:“首先应该彻底消灭纳粹这些野兽,他们至今还通过外交途径表 示愿意在西线放下武器,如果人们许可他们继续单独地对俄国作战,对于曾经做出 ‘慕尼黑丑闻’的世界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在一个超慕尼黑事件面前,我 是永远不会忘记发抖的。”1939年战争的爆发,没有给托马斯·曼带来很大震惊。 更确切地说,由于他早已洞悉了整个形势,反而在各种力量的公开对抗之中,看到 了一种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这种发展将会最终澄清局面,超越眼下绥靖政策这种 骗人的、令人焦虑的状况。为了加强文化方面的反法西斯阵线,他做出了能够做到 的一切。鉴于他在流亡者中的声望,他所承担的义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他所参加并领导的帮助欧洲难民的“委员会”以及“协会”,几乎难以计数。 “犹太教难民委员会”、“基督教难民委员会”、“纽约政治统一服委员会” 接受他的荐举,捐献者接受他的谢意。在这些年发出的信件中,可以找到他为此奔 波努力的感人至深的证据:他以“美国日耳曼文化自由指导委员会”(任该会名誉 主席)的名义,对“两美元”、“十美元” 的仁慈馈赠表示感谢;他写信给纽约 电影公司的老板们,请求他们延长那些以电影剧本作者身分受雇的德国作家的合同, 如阿尔弗尔德·德布林、阿尔弗尔德·波尔加、威廉·施派尔、瓦尔特·梅林等。 从1940 年秋开始,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 )电台每天向德国发表广播讲话, 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英国故争救济协会。当一些在布拉格受到迫害的德国人急需援 助时,他甚至写信给华盛顿高级部门。这种为了他人而任劳负重的精神,以及在做 每一件有求于他的事情中所表现的谦虚自抑,都是对人道主义的具体实践。必须把 这些补充到这个伟大艺术家的形象之中,而其同代和后代人所树的托马斯·曼的形 象,却常常太苍白了。人们议论他为人方面的“缺点”,说他待人冷漠,毫无热情 等等,但只要看看他日常生活的这些记录,便可知道,诸如此类的传闻是不值一驳 的。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些记录中倒也不难找到他性格开朗、幽默豪放的见证。在 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托马斯·曼写到:“比您给我所讲的美国文明的光明和阴暗面 更有美国味的,倒是《洛杉矶时报》头版的下列报道:华盛顿(1944)2 、14.金 丝鸟将在塔科马殡仪馆唱歌,在明天JH·狄尔德桑的葬礼上,他那可爱的金丝鸟将 在竖琴师的伴奏下歌唱。我是早餐时看到这条新闻的,当时眼泪都笑出来了,走向 写字台时,还含着泪水。” 这个写字台算得上一件古董,是式样有点太笨拙,以 致不能把它称作十八世纪的英国家具。它还是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公爵公园住时那 古老的、熟悉的桌子,有幸被抢救保存下来了。1942 年2 月,主人把它放置在他 一生中“最漂亮的工作室” 里:在普林斯顿(新泽西州)居住了三年之后(托马 斯·曼作为客座教授在大学里断断续续地讲授了歌德、小说史、弗洛伊德、瓦格纳 及《魔山》),托马斯·曼移居到美国西部:加利弗尼亚。轴心国对美宣战和私人 建房在美国被禁止之前,这位“顽固的别墅占有者”(赫尔曼·凯斯特语)决定在 “圣·莫尼卡山坡上” 建筑一痤私人住房,并已动工。随后的十年中,一直到重 返欧洲,这位年近七十,负担沉重,但创造力却愈来愈旺盛的作家,便一直住在这 里。 《绿蒂在魏玛》在库斯纳赫特动笔,在詹姆斯顿、罗福岛和诺德维克继续写作, 于1939 年9 月在普林斯顿脱稿,“最后一稿通过葡萄牙,作为瑞士外交邮件” 送到斯德哥尔摩付梓。《约瑟》第四卷,“最明朗最轻松愉快的一卷”;《赡养人 约瑟》是完全在“新世界”,大部分在加利弗尼亚的太平洋帕利塞兹写成的。在它 的写作过程中,下一个计划已经成熟:《浮士德傅士》,“……一部写艺术家的小 说,也许是我最大胆、最可怕的作品”。这个计划,1942 年2 月就已谈到,在创 作过程中,托马斯·曼曾把这本晚年的自白称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他的“巴 茨伐尔”,但“新的作品”却仍然不断问世:《被挑选者》、《受骗的女人》、《 克罗尔》第一部也告完成,几部最重要的,诸如论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论霍普 特曼、克莱斯特,论契诃夫的散文也是在最后十年写成的。另外,还有歇德、席勒 纪念年(1949,1955)的讲话。最后,受到《浮士德博士》中对自己的一些委婉描 写的启发,又诞生了一系列自传体散文。这些文章,联系起来看都是早期散文—— 《镜子中》、《不问政治者的思考》、《巴黎辩白》、《作为精神生活方式的吕贝 克》、《简历》、《受德国之苦:1933—1934 年日记之页》——的继续,也是对 它们的修正,从而使对自己一生的记载和评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些文章包括 :《德国和德国人》(1945)、《十六年》、《关于美国版的》(1949)、《的诞 生》(1949)、《我的时代》以及自选本《五十年短篇散文:新与旧》的前言。此 外,还有对世界政治问题发表的“通讯”、“声明”等。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德 语文学顾问的义务,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讲演报告来履行,每年一次的辛苦的讲学旅 行,又常常使托马斯·曼好几周离开自己的写字台。然而在“精力如此分散”的情 况下,托马斯·曼仍千方百计地抓紧时间,辛勤耕耘,以七八十岁的高龄,完成了 一部作品。而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复杂多样性”,以及通过它所表现出的作者“老 当益壮”的精神,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为数很少的巨人才能相比。这些巨人不单 是通过长寿给他们带来的幸运与不幸,使他们的天才智慧直至耄耋之年仍不枯竭, 更由于他们亲身参与了时代的巨大变革,而使他们真正成为包容一切,博闻多见的 巨人。七十五岁的歌德曾谈到他有幸经历的欧洲战争和社会革命给他带来的“极大 好处”。七十五岁的托马斯·曼接过歌德这句话,历数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所经历 的巨大变革,并把它们和歇德的经历在数量上等量齐观:“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在 欧洲大陆称霸,维克多利亚英帝国的鼎盛,欧洲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遭到非理性的 冲击,1914 年的灾难,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意志帝国的没落,俄国革命,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东西方反 对希特勒联盟,已经获得的胜利和再次失去的和平”。从这种数量比较可看出,托 马斯·曼也是从歌德所惯用的全方位角度看待“世界大事”的。 对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接踵而来的“再次失去的和平”,托马斯·曼也是这样看 待的。这种和平受到的危害,他早就看到了。1943 年8 月,托马斯·曼在日记中 写到:“与朋友们谈起和俄国的糟糕关系。印象:事情几乎不是为了这场战争,而 是在准备下一场。” 日本投降后,他对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做了如下评论: “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结束,一代人以前开始的世界性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这个不 可阻拦的进程并没有真正中断过,正地继续向前推进,孕育着极大的危险。” 既 然托马斯·曼对形势有如此全面的、清醒的认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关心“民族 利益”呢?他没有参加1944 年初在纽约流亡者中间成立的“民主德意志俱乐部”, 因为他认为,领导一个民主德国的力量应该由德国国内的反法西斯力量来组成。这 种冷淡态度,当时就给托马斯·曼带来公开的敌人。到了1945 年,德国人便几乎 毫无顾忌地开始对他这种“敌视德国”思想进行诽谤和攻击。然而他们错了,促使 托马斯·曼不能表态的,是非常一般的怀疑,他不相信西方政权的和平诚意,也不 相信他们能对德国进行“再教育”。“……因为从来没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过严肃 的、坚持不懈的战争,所以法西斯主义也没有被打倒,还会受到象绥靖政策时期那 样有意识,半意识,最好是无意识的庇护。人们对法西斯主义之外的选择,即社会 主义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暴行的害怕,所以人们的心扉对法西斯主义还 是敞开着。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式的。——这个表面上似乎冷静的论断, 实际上是一种绝望的谴责。” 邱吉尔1946年在苏黎世的“泣欧讲话” 使他感到 极大不安,因而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出了西方将德国变为其政策工具这个意图。 “现在,要将德国重新武装起来反对俄国的意图,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个战后第一年提出的具有真知灼识的预见,是任凭人们怎么说也无法驳倒的! 不管托马斯·曼的对手们提出什么证据,但若把他称为一个政治幻想家,以为 他是没有专门知识,而又对时政乱发议论,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托马斯·曼认识 美国最有影响的政论作家多罗西·汤姆森、瓦尔特·里普曼。在《华盛顿邮报》报 主兼出版者奥格内·迈耶家里,他见到过有影响的外交界人士,华盛顿的高级幕僚 和罗斯福的亲密助手,如1941—1945 年曾任副总统的亨利·A ·华莱士,司法部 长弗朗西斯·比德尔,早在1932 年就属于总统智囊团的阿道夫·贝尔勒。除了那 些“罗斯福政权的半官方人士”——托马斯·曼称他们是“我信任的人”——外, 他还和国会图书馆馆长、总统的心腹,可以随时进入白宫的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保 持着友好的联系。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他再次见到了总统本人。如同与总统心腹的交 往一样,托马斯·曼与总统本人的相识,也使他对世界形势有了异乎寻常的了解, 1941 年1 月,托马斯·曼和夫人连续两天在总统府做客,“……我们在那里受到 了令人惊叹的热情招待。……他又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说重新激起了 我对他的敬仰。这个集机智、开朗、惯于挑剔讨人喜欢和真诚信仰于一身的人,是 很难刻化的,但在他身上有一种类似上帝恩赐的东西。我爱慕他,我觉得,他是一 位命里注定要和必将灭亡的东西作斗争的人,是一位带有现代风格的驯服群兽的人, 决心为美好的或更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人。也许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象他那样 理解我们,同情我们,那我为什么不喜欢他呢?离开他时,我信心增强了“。1944 年罗斯福还在执政时,托马斯·曼成了美国公民,和为总统起草演说稿的受雇文人 多罗西·汤姆森、麦克利什、伯尔勒一样,托马斯·曼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分参与 了罗斯福的第四次总统竞选活动。“我公开站出来为自由民主党战斗,而我的话人 们总还是听得很少。” 尽管如此,在1944、1945 这两年,托马斯·曼在美国的 公开影响还是到了最高峰。德国失败那一年,麦卡锡主义的序幕就拉开了,那些 “狂热主义者和自诩为我们民族安全的捍卫者”——如同总统继续人杜鲁门愤怒地 谴责他们那样——开始“破坏《人权法案》的法律保障”(在此之前,这方面已有 明显征兆,罗斯福死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提出“过早反对法西斯主义” 这个口号(即在FBI 看来,那些“未经许可的,珍珠港事件之前表现出来的反法西 斯主义”)。他们大搞思想间谍活动,迫害不同政见者,采取捕风捉影、恣意怀疑 的办法,打击非美人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认为国会图书馆“显然受到了共 产主义的污染”。托马斯·曼,图书馆的德语文学顾问,也因此“退休”了,从此 以后,他只是作为会员,和国会图书馆保持着疏远的关系。 罗斯福的逝世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托马斯·曼寄于美国这个“伟大的世界主 义团体”的所有希望随即化为泡影。1945 年6 月托马斯·曼七十岁生日时,美国 民族联络会在纽约的瓦尔多夫——阿斯多尼亚酒店举办庆祝活动。联邦最高法院首 席法官菲利克斯·弗兰克弗尔特、内政部长哈罗德·L ·伊克斯、西班牙最后一届 共和国政府首相J ·内格林以及威廉·L ·西勒尔在宴会上做了充满敬意的讲话。 而这些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只不过是已往历史的余音罢了。托马斯·曼的眼睛也 没有因此被迷惑,他清楚地看到了眼前发生的变化:冷战带来了社会精神道德的堕 落和混乱。——在他的一生中,托马斯·曼还有一次机会,见到一位能给他鼓舞和 勇气的政治家,这就是印度领袖尼赫鲁。1949 年底,他邀请托马斯·曼到旧金山 会晤。后来,托马斯·曼写信给安娜·雅格布森说:“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最 有远见的政治家,我们这些人是望尘莫及的。” 他,最深地印象是,尼赫鲁坚决 拒绝“参加冷战”。 世界矛盾越来越激化,将要膨胀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在这种激烈动荡之中, 托马斯·曼开始写作也许是他的“最可怕的著作”。“这一次我知道,我想干什么, 知道我给自己提出了什么样的任务,它是一部通过描写一个艺术家的异常困难和充 满罪恶的生活,反映我这个时代的小说。” 这是一部描写作者亲身经历之书,这 些经历便是饱受自身之苦,德国之苦,便是在极大的痛苦中经受了历史发展的重重 灾难。他“只要去写写自己,就可以达到立时代之言,启普众之口的目的”,这个 自信心,托马斯·曼早在1910年就有了。现在,到了老年,托马斯·曼在处理了约 瑟故事、歌德小说、印度传说和摩西短篇这些陌生素材后,又再一次回过头来,将 笔端对准自己的经历,开始怀着最强烈的批判意识,通过描写最切身的东西表现具 有时代效应的事件,写出了这部描写德国厄运的小说。它的题目就已暗示,这部小 说只局限于生活中的故事和同时代的事件:《浮士德博士——德国作曲家安德烈· 雷韦屈恩的故事,由他的一个朋友讲述》。小说写于1943 年到1947 年。 托马斯·曼曾经报告过《浮士德博士》一书的诞生经过。一一列举了他在写作 过程中阅读的无数辅助资料以及对他有所帮助的人的名字:有关莫扎特、贝多芬、 赫克托尔·贝尔留茨、胡戈·沃尔夫,直到阿尔班·贝格的一般音乐和传记作品; 和当代作曲家伊洛·斯特拉汶斯基、阿诺尔德·舍贝格、汉斯·艾斯勒、恩斯特· 克雷内科、恩斯特·托赫富有教育意义的交往;特奥多尔·W ·阿多尔诺的批评性 指导;路德时代和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神学、医学资料以及有关文献和历史书籍;格 里默斯豪森的著作、中世纪的谚语集成以及浮士德传说的漫长形成,从克里斯多夫· 马洛经过德语民间小事直到海涅的叙事诗草稿。最后,还查阅了尼采的著作和传记。 此外,托马斯·曼对本书结构方面的艺术——技术问题做了说明,讲了他对某些章 节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他的大女儿埃里克又如何促使他做了许多删 减,虚构了一个“叙事者” 塞雷努斯·蔡特布罗姆,又使他能够将小说在时间上 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使这个“灰暗的素材,小说中可怕的东西从头到尾带上了轻松 愉快的色彩”。然而,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托马斯·曼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和出 版以后感动得潸然泪下,这一点,托马斯·曼在报告中讲得很少,只做了一点委婉 的表达:“这‘最后一本书’” 是他“一生的忏悔”。他在该书完成后,只是对 亲近的朋友才作了简要的说明:“蔡特布罗姆是对我自己的模仿和讽刺。安德烈的 生活心境中我自己的成分比人们想象的和能够想象的要多。”(致阿曼)雷韦屈恩 被塑造成一个“作曲家”,是一种象征性的隐蔽手法,受到路德、尼采以及传说中 的浮士德与音乐的关系的启发。另外,托马斯·曼也经常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 “弹奏”和“谱曲”。他自己的早期艺术化身,年幼的汉诺·布登布洛克,不也是 恰恰没有文学才能而具有音乐天赋吗?现在,作者自传这个主题也是着眼于这个最 初形式而得以发展的。安德烈·雷韦屈恩以及他的朋友蔡特布罗姆和汉诺来自同一 个城市:修道院附设高级中学“凯塞萨克森”,它那存有大量古版书籍的图书馆, “完整保存下来的市民住房和顶楼,在建筑风格上介于哥特式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市 政厅,高高层顶上的钟楼,屋檐下的排排柱廊”,这些都是吕贝克的真实写照。这 是托马斯·曼在得知布登布洛克住宅以及它对面的圣玛丽教堂,罗马式的主教堂和 吕贝克市政厅遭到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的消息后写就的。 “这些古老的教堂啊!”——在年轻时代的小说里,它们并未受到多大重视, 而老年的托马斯·曼却赋予这建筑文物更大的意义,“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教会 分裂以前那个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它们为我们的生活意识建立了与过去时代永 不中断的联系。从它们身上,可以一眼看出经院哲学的Nuncstans 这个著名的、表 示时间的永恒的符号”。——安德烈·雷韦屈恩,这个城市的儿子,学习神学,早 在《魔山》年代里,托马斯·曼就曾说,他自己本来可以成为一位神学家。1953 年谒见教皇时,托马斯也把自己算作“信仰宗教的人”。年龄愈大,他对宗教问题 愈感兴趣——“但这与具体的信仰何种宗教却终究役有多大关系”,——在小说《 约瑟》中,他把旧约中上帝与人的“联盟”这个十分大胆的定义发展为“上帝与人 之间的互相帮助”,理解为一个“双重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就象人离不开上帝 那样,上帝也同样离不开人。另外,托马斯还强调了“《约瑟》一书的全部神学” 中所具有的“强烈的幽默特点”。在晚期著作《浮士德博士》和晚年的一些公开和 私人言论中,托马斯致力于研究基督教教义中的“神恩”这个核心概念。如果说他 在早期为了解释歌德幸运的一生,曾经援引过对基督教“神恩选择”的“贵族式” 解释,那么后来托马斯·曼就将所有的宿命论成分从他的神恩概念中剔了出去。对 他来说,这个概念是个人修养成熟发展的象征,而这种发展从神恩本源上是不可理 解的,在它的完成过程中,“人的努力程度与运气”占有同样的比重,它们紧密连 在一起的。 托马斯·曼没有拜倒在路德教义的脚下,路德教义不注重“行动”,认为只有 忠实的信仰者才能沐浴“神恩”。同样,他也没有使自己的观点皈依天主教会的看 法,天主教会把“悔过”作为“神恩”的先决条件。如同他在小说《约瑟》中“将 神话用来为人道服务” 一样,托马斯·曼的“神恩”概念超越了教会条义,被 “世俗化”了。他曾说过“时代的恩赐” 这句话,并把这个“恩赐”的缓慢实现 看作是给他“提供丰富阅历” 的过程。但在小说《浮士德博士》中,他却让虚构 的传记作家蔡特布罗姆高声祈求上帝对“朋友”和“祖国” 的降恩。在这一祈祷 性的套语之中,该书宗教主题达到了高峰,而为了使全书具有一种浮士德——路德 式的气氛,这个主题始终没有脱离教会教义的范围。“悔恨”、“苦难”、“惩罚”、 “前生命定论”,这些都是新教徒雷韦屈恩、天主教徒蔡特布罗姆和神学修养很高 的魔鬼共同使用的信号性词。综合起来看,雷韦屈恩的天主教倾向,以及显然受过 施莱尔马赫同一神学思想熏陶的语言学家蔡特布罗姆的人文主义思想,标志着一种 超越了各种教派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曾经现实地存在过,对托马斯·曼来说, 年轻时代在吕贝克看到的“宗教分裂之前”就有的罗马式和哥特式教堂建筑,便是 最有力的证据。 早在1931 年,托马斯·曼在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庆祝亨利希六十岁生日时的讲 话中,就称吕贝克这个一度市民味极浓的城市“并不是十分可怕的”。 在这个城市的“哥特式建筑的角角落落”,他发现还留有“古老时代的痕迹, 以及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许多东西。中世纪的三灵在游荡,早已过时的神经怪癖症 还依旧存在,宗教上的灵魂病还在流行。”这些话,当然受到了当时流行德国的 “斡旦崇拜” 的影响,而吕贝克这个邻近北方的城市,对这种崇拜又特别容易接 受。但同样不可否定,托马斯·曼的这些话,也是为了从“地理区域精神”和“德 意志特有的大师风格” 出发解释自己和哥哥共有的精神艺术来源。如同在《思考 》一种一样,托马斯·曼认为,这种“木师风格”根植于“非理性”,根植于“灵 魂上的古代精神”之中。在丢勒的艺术中,他看到了这种“大师风格”,这就是丢 勒艺术作品中“那种对基督受难和受难过程的偏爱,对殉教者墓穴气息,浮士德式 的忧伤以及对那些谦卑恭顺的,但却具有不朽力量的细枝末叶的描写。“不难看出, 在这篇讲话中,《浮士德博士》的全部主题思想都已从托马斯·曼的切身经历中作 为雏型被提炼出来了。托马斯·曼对这篇讲话如此地记忆犹新,以致他在晚年作品 中还能够引用其中的各个词组,尽管他在加利福尼亚曾对海因茨·撒雷西希说这篇 讲话“已经在我的故纸堆中找不到了。”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这部“神秘 的作品” 中,还吸收了其他人的印象。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在轮廓上都以托马 斯·曼认识的或思想上有过接触的人为模特。他写信给女儿伊丽莎白说,反正所有 人物都在小说中出现了,有些甚至直截了当“指名道姓”。但托马斯·曼隐满了; 雷韦屈恩生活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阶段也和他自己的经历相吻合。中断神学学习后, 这年轻的作曲家,移居到慕尼黑拉姆贝格街二号;在汉萨联盟市政委员罗德——他 是“我母亲的冷冰冰的画像”——家住了一段时间(其中对罗德的女儿伊努斯和卡 拉丽莎的描写也和作者的姐姐尤莉亚和卡拉的长相相符)。离开慕尼黑后,雷韦屈 恩到了罗马,在维尔·托尔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到帕拉斯特利纳,在那座托马斯· 曼当初创作他的毕生著作的“石头厅里”,雷韦屈恩投身于魔鬼。很显然,这是诗 人自我升华的最隐秘的象征,因为当二十二岁的托马斯·曼“勃勃雄心”,要写出 最完美的艺术作品时,也曾把自己与那种“既诱惑人,而又庸俗乏味的生活”(托 尼·克略格尔)隔离开来,在自身四周设置了看不见的“栏杆”,准备经受“长达 数年的寂寞”。在此期间,他“不想做人,只做一个艺术家”(致卡佳·普林斯海 姆)。“不允许你热爱” 是与魔鬼订约的条件,艺术家一生的“所有伤风感冒” 都是魔鬼安排的,这就是晚年的托马斯·曼对早年痛苦的象征性总结和升华。首先 说出这种痛苦的托尼·克略格尔还反抗艺术创作中“诡诈的、怪僻的、恶魔般的东 西”,雷韦屈恩则献身于魔鬼,就象早在“克略格尔时期”就起草的计划中所要求 的那样:“患梅毒的艺术家形象:浮士德博士和献身魔鬼的人。毒品起着麻醉剂、 兴奋药、灵感的作用。他可以在狂热的兴奋中创造出天才的、令世人惊叹的作品, 魔鬼却始终把着他的手,最终还是要把他带走的:‘瘫痪’。”——雷韦屈恩,从 帕拉斯特利纳归来,也象托马斯·曼从意大利回来一样,住进了慕尼黑凯旋门附近 的葛色拉公寓。 在此之后,作者将自己的经历和主人公的生活分开,给这位自己记忆中的、亲 切的、渴望寂寞的朋友虚构了半部传记,然后仿照了尼采、胡戈·沃尔夫这些天才 们的疾病史,依照“天才们共有的命运”。让“雷韦屈恩的一生”在精神错乱的回 光反照中完结。 “一生的忏悔”——它包括了托马斯·曼深深感到人的无能为力那几年,包括 了他的浪漫主义反政治时期。而恰恰在书中那些具有时代批判意义的章节,蔡特布 罗姆明显地着眼于《思考》一文,对这种浪漫主义的反政治思想作了无情的谴责。 毫无疑问,托马斯·曼从自己曾投身于德国的反理主义这一事实中,看到了“自己 一生”的“罪过、负债与责任”(关于这些,托马斯·曼在完成《浮士德博士》以 后的很长时间里,还曾讲过)。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以及完成以后所诞生的《 德国与德国人》和《从我们的经历看尼采哲学》同样也是作者本人的反省和“德国 的自我批评”。 还有谁比托马斯·曼更有权力,来进行这种自我批判呢?和大多数同代人相比, 他曾更强烈地受到“德意志精神生活历史” 的束缚,然而又以更加冷静的头脑, 超越了这种历史。如果说托马斯·曼认为他的《浮士德博士》是一部“忏悔”,那 么这种忏悔境界是通过高超的理智达到的,因而它也是对那个荒诞地对反理性主义 而跌跌撞撞地滑入野蛮主义的时代的控诉和谴责。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