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牛津寒窗初涉政坛 1943——1947年:在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这个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讨人喜欢。新生通常是在10月的弥雾中迈入 校门,在这里度过从米迦勒节开始的学期。校园星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物最初往往 是以其宏大的规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筑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显得冰冷而 森严——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是在隆冬的严寒中到萨默维尔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的。在第一个学期的生活 开始之前,我对前去就读的学院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对整所大学的全貌更谈不上什 么了解。我来到萨默维尔,开始了第一学期的生活,很想家,对新环境也不知深浅。 萨默维尔常会使人感到震惊。对于它的外观,最好的评语大概只能说是朴实了,许 多不太好奇的人虽然从那里过路,也许不知道那里就是萨默维尔学院。但谁能想到, 院子里边竟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对而立,掩映成趣,头两年我住在 学校里,从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里去。过了一段时间,挂起一两张照片, 摆上一个花瓶,后来又从格兰瑟姆带回一只旧扶手椅,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我感到 那些房间是属于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两个朋友合住在华尔顿街。 牛津和萨默维尔虽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却都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尽管 附近的考利有一家发动机厂,后来又成为一个飞机修理中心,但不知为什么,牛津 从未遭到过轰炸,不过,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镇子和学校都实行了灯火管制(从 1944年开始实行灯火管制),而且受到战时物资匮乏的种种影响。涂了颜色的 玻璃窗上钉了木板,准备了许多大储水罐供救火时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萨 默维尔东院里就有一个。配给我们的东西多数直接发放到学院。我很少应邀出去吃 饭,但还是感到食堂的饭食平淡无味。有时我会拿剩下的一点餐券买些果酱和其他 东西。我不再往茶里加糖了,这是这种简朴的生活为我的健康和体型带来的一个小 小的好处——许多年以后,我甚至放弃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实在牛津时也并没 有许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热水也有严格的限制,例如规定浴缸里的水不得超 过5英寸——在5英寸处有标记线。尽管在我的家庭里,不洁就意味着对神的不敬, 讲卫生绝不是儿戏,我还是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一规定。那时我们并不想抱怨,毕竟, 我们都算是幸运儿了。 再者,尽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我的一个表兄去伦敦上过大学—— 但我是罗伯茨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尽管我的父母不露声色,但我知道, 他们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学前我对牛津大学的了解远不及我的很多同龄人。 但我认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为,那么牛津就应是我始终如一的追 求,没有必要降格以求。我们本地的诺丁汉大学是一所出色的学校,而且它的理科 专业相当不错,但我从不为它所动,尽管诺丁汉大学更靠近我的家、我的亲人和朋 友。牛津大学对我还有一种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学院制度,这种制度至今对我仍有 吸引力。牛津大学由若干学院组成,但大学也有一些中心机构,比如博德林图书馆。 那时大学生的生活主要在学院内(在这里吃、住,并接受许多辅导课),其次是其 他一些机构,比如教堂和社团,而这些机构又有它们自己的天地。与其它专业的学 生不同,作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动自然更多地穿梭于学院的众多机构和役施 中间,比如化学实验室。尽管如此,从我的大学经历中我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 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就应该鼓励他们融入人的小群体中,而不是在无 数陌生的面孔中间倘徉。 战争时期对大学生活气氛影响之深也许我们这些在校生最有体会,因为那时我 们许多人都很年轻,只有十六、八岁,而在这样的年龄、长一岁无论在观点还是在 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后来,从1944年开始,牛津的气氛随着因伤病退役 的军人的归来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们或是来完成一个缩短的战时学位,或是开始一 个完整的学位。他们有太多的经历,我们对此望尘莫及。基普林在《学者》中曾这 样描述那些大战后返回剑桥继续学业的海军军官: 他们曾历经磨难,再也不愿回首,那无数激流险滩; 如今整个世界都欠他们很多,他们也开始享受些许,生活的甘甜。 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结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的见识比我要广得多。战 争结束时,牛津汇集了各种观点和经验,我从中受益匪浅。 起初我是自我封闭的。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我感到羞怯和无所适从。我依然坚 持在格兰瑟姆的习惯,独自长时间散步,环绕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学公园,沿着 查韦尔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的乐趣,陶醉于万般思绪之中。不久,我便开 始能够体味牛津的生活乐趣了。我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因而也许并 不奇怪,我的乐趣带有新教徒的特点,这是我从格兰瑟姆带来的。我是卫理公会研 究小组的一个成员,这个小组经常举办或参加茶会。我母亲给我寄些糕点,星期六 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点厂”排队,等候一小时左右,为周日购买茶点用品。 我加入了由托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亲) 指挥的巴赫合唱团,该团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称要广泛。我们在谢尔登剧院上演的 《马太受难曲》尤其使我记忆犹新,这个剧场似乎是雷恩专为这个节目设计的。我 们也唱过《伊戈尔王》,贡斯当·兰伯特的《格兰德河》以及雷尔斯特的《耶稣赞 美诗》,有时我只是去听,并不唱,我听过凯瑟琳·费里那在埃尔加的《杰隆修斯 之梦》中的演唱。 随着战争结束和军人复员,牛津娱乐活动的节奏加快了。八浆划船比赛又恢复 了,我去河边观看过比赛。就在这时。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时甚至喝一点儿酒(以 前我只尝过雪利酒,但并不喜欢,现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烟,同样也不 怎么喜欢,虽然我知道如果坚持吸下去的话我会品出味道来的。我决定不吸烟,把 钱省下来每天买《泰晤士报》。我第一次参加校庆舞会,像歌中唱的那个女孩儿一 样通宵达旦跳个不停。我在老剧场和新剧场观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时 正上演一些克里斯托弗·弗赖的早期作品。)我还观看过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学戏剧 社的演出,是在学院花园上演的,由牛津当时的时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于 剧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台上的肯尼斯·泰南与生活中的肯尼斯 ·泰甫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来可以更丰富多采些,但我手头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导师 ——总是乐于帮忙的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向学校建议,使我得到一点奖学金, 我将入不付出。我还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帮助。如果当时我愿意承担一些教学任务 的话,我会从这些机构中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从教的天赋, 我确信(至今仍确信)好的老师需要有一种天才,而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 事实上,1944年夏天我还在格兰瑟姆真的教过一假期的自然科学,并挣得了买 一辆自行车的钱,这在格兰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则是必需品。就在我于格兰瑟 姆任教时,巴黎解放了。校长召集全校大会,宣布巴黎又自由了,并告诉我们勇敢 的抵抗运动战士如何起义,打击德国占领军,帮助盟军,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很 明显,我们正在获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我不再为没能为战争做更大的贡献而感到那 么内疚了;我与所有英国人民一样为法国抵抗运动为法国挽回荣誉和自尊感到欣喜。 也许那时我们对抵抗运动的普遍存在有些夸大其辞,我们中间流传着这类故事,诸 如德国士兵走进咖啡馆时,里面的顾客会轻轻敲打杯子,用莫尔斯电码敲击出字母 V,代表胜利,当然每个真正的法国人都渴望自由,对此我们确信无疑。 此后,我开始埋头学习。多萝西·霍奇金致力于调光晶体学的研究,这是一个 比较新的领域。拥有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和天才的教师对学院来说是一件幸事。 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后来为盘尼西林——第一种抗菌素——分子结构的 发现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为此她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奖。(盘尼西林是我去 牛津上学前两年在萨默维尔附近的拉德克利夫医院发现的,并且在那里做了早期实 验。)在我大学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后一年(1946—1947),由多萝西·霍 奇金指导,我与一位德国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简单的蛋白质短杆菌肽B, 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学课程所必需的研究项目。在宇宙俱乐部和科学俱乐部我也遇 到过其他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听过许多知名科学家的讲座,其中包括J·D· 伯纳尔,他的政治观点与当时很多科学家一样相当左倾,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把他 们的政治观点带入师生关系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年轻人进入大 学后,一方面由于接触了怀疑论,一方面出于不大健康的原因,失去了他们的信仰。 我从未感到过这种危机。卫理公会使我有了稳固的锚地,当然还使我有了与我观点 一致的熟人和朋友。星期天我通常去卫斯理纪念堂做礼拜。那里有一种格兰瑟姆那 样的社交气氛:一种温馨、冷静而又令人愉快的社会生活。在初来乍到的陌生环境 里,这对我是多么重要。这所教堂有个非常活跃的学生联谊会。星期天晚礼拜后, 通常在牧师家里举办大型咖啡聚会,那时会有对宗教或其它问题的热烈讨论。偶尔 我也去学校的圣母玛丽亚教堂,倾听一场别具一格的大学布道,尽管那个教堂笼罩 着某种“一本正经”的拘谨气氛,使它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宗教活动场所。有时我去 学院附属教堂,特别是如果海伦·达比希尔小姐布道,我一定会去。我刚到时她是 学院院长,也是研究米尔顿和伍兹沃斯的杰出学者。 总的来说,我不去圣公会教堂。但非常奇怪,我对宗教知识的全面了解却更多 地受圣公会祭司长C·S·刘易斯的宗教著作的影响;他对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有巨 大影响,我受他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广播、布道和文章是精炼的语言与深 邃的神学的结合,很具感召力。在《斯克鲁塔普书简》中,他以无与伦比的机智和 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描述了“魔鬼”如何利用人类自身的弱点。在《人类的毁灭》以 及《纯粹的基督教》的开头段落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把深奥的自然规律阐述得如 此通俗易懂。我最难忘的是《基督徒言行》(在《纯粹的基督教》中再版,但最初 是电台演讲)对我的影响。这篇讲话触及到当时基督教徒的行为与其口头宣称的理 想严重脱节的实质。C·S·刘易斯的一个观点是: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不仅仅对那 些圣徒有约束力。他这样写道: 完美的行为如同行车中的换挡一样难以完美无缺;但人类这架机器的本性要求 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为理想这是必要的,正如汽车的本性要求所有的司机都 能做到完美的变速一样“ 同样,我得益于他对如何奉行基督徒崇高的仁慈原则的论述,这一原则在我们 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对于仁慈原则的崇高性,刘易斯并没有批驳或贬 低,而是列出了什么不是仁慈,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像爱自己那样爱他。 那么确切他说我是如何爱自己的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对自己并没有喜爱 的情感,甚至对我个人的生活圈子也并不总是感到满意。那么很显然,“爱你的邻 居”并不意味着‘喜欢他,或‘认为他有吸引力,……对自己的某些所做所为,我 可能会感到恐惧和厌恶。那么很显然,我也可以憎恶敌人的某些所做所为……所以, 基督教义并不要求我们减轻一丝一毫对残忍和不仁行为的痛恨……即使当我们斩杀、 惩罚敌人时,我们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地想问题——但愿他不那么坏,希望他在今生 或来世可能会得到拯救,实际上就是祝他好。 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话无疑具有特别深刻的含义。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学生对国家的主要贡献莫过于刻苦学习,获取 知识,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陇望蜀。但我们还是想尽量多做一些实事。就我而言, 每周一两个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军队食堂服务。来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国 士兵和美国航空兵是我们的常客。那里闷热潮湿,双脚也吃了不少苦头。但这项工 作也很有趣,那里总是宾客满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1944年7月诺曼底登陆的报导带来的是恐惧和忧虑。我的那么多同龄人在 无遮掩的沙滩上进行殊死拼杀令我们深感不安。也许这时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留在 牛津是不是错了。 实际上欧洲战场的战争一年之内即将结束。尽管还有巴尔格战役和昂合姆的悲 剧,工作重心在缓慢地转移,人们开始为和平的到来作准备。我把时间越来越多地 用于和平时期的活动,政治活动是其中的一项。 牛津入学初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该协会成立于20年代,由 基思·法伊林发起。 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学者, 保守党的历史学家,后来写了 《内维尔·张伯伦传》。那时全国约定战争期间各党派停止政治竞选活动。这一约 定虽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高校政治活动,但实际上牛津的政治活动比30年代平静 多了。尽管这样,保守党协会的各种活动迅速成为我生活的核心。当时牛津大学学 生协会不吸收女性会员,但我有时去那里旁听。众多演讲明星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展 开辩论,大到世间大事,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鸡毛琐事。但牛津大学学生会鼓励那 种华而不实的辩论风格。我大概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辩才,我更喜欢我们协会那种 更为严肃的法庭式的实实在在的辩论。协会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结识和交友的 网络。那儿的一些同事们的经历表明,这个论坛的确起了有效的媒介作用。 牛津的政治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这些活动中,我结交了一些朋友。随着日 月的流逝,这些朋友就像安东尼·鲍威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屡屡反复出现在我的 生活中。其中爱德华·博伊尔是与我关系较为亲密的一个。他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社 会和政治圈子里斡旋,轻松自如,而我只不过略知一二。但对于政治我和他一样兴 趣浓厚,严肃认真。当时他是一位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儿子,十分富有且受过良好的 教育。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观点与我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中产阶级保守 主义观点相吻合。后来我们在政见上分道扬镳,但一直是好朋友,他身患癌症不幸 早逝。 我在最后一学年认识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为《泰晤士报》的 知名编辑。我同威廉的关系始终不如同爱德华那么密切,这个人让人觉得他拘谨的 外表下透出某种坚毅,似乎生来就属于高层次。 闻名逻尔的自由党人罗宾·戴同爱德华一样,是牛津学生会的头面人物。我们 后来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人们有时会想,牛津学生会的优秀天才适合干什 么呢?罗宾·戴开辟了一条路子,他投身于电视访谈。此后我们在工作中狭路相逢, 短兵相接。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时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称:尊贵的安东尼 ·韦奇伍德·本。我们两人的意见总是相左,但他辩论时总是彬彬有礼,言辞有力。 他是个爱国者,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他居然变得很传统了。不过我们 共同的宗教根源使我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谅。托尼当选学生会主席时,我还应邀去 参加了庆祝会,他的父亲斯但斯盖特子爵也出席了这次庆祝会。托尼严守新教教规, 庆祝会没有准备任何酒。 还有一个辩才,名叫肯尼思·哈里斯。他同爱德华·博伊尔以及托尼·本一道 在美国举办了历时数月的巡回示范辩论。后来他在政治新闻界位居高职。我们曾多 次会面,特别是在他为我撰写传记的时候。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一名干事,我自然而然地参与了1945年的大选 活动。在牛津,我忙于牛津市下院议员昆廷·郝格的竞选活动。此后,我返回格兰 瑟姆帮助空军少校沃思竞选,他想战胜并取代当时在位的独立人士丹尼斯·肯德尔。 现在回想起来,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完全应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由于一些神秘 而不可抗拒的法则因素,战争总是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和主张加强国家控制的人的地 位。我丈夫丹尼斯认为,在军队中,人员的背景各异,而又空前地凑在一起,结果 只能导致社会良心的深切苦痛,人们因此要求国家介入并改良社会条件。他是在我 们结婚后向我阐述这一观点的。但不管怎么样,保守党在战时的几次大选中普遍表 现极差,总的看来,我们的得票率呈下降趋势。当时没有人注意民意测验结果,其 实民意测验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如同我指出的那样,敦刻尔克战役后,左翼势力 很成功地将绥靖政策全部归咎于保守党,并且用巧妙的手法把丘吉尔同他所领导的 党疏远开来。人们忘记了,工党甚至曾经反对鲍德温和张怕伦进行的有限军备建设。 另外、其他因素也在产生影响,应战时局势需要而实行的集中控制经济使许多 人养成了一种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思维和心态。众所周知,军队中左翼知识 分子们通过军队教育小组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奈杰尔就此曾评论道:“这是唯一的 一个在胜利的旗帜下参加大选的军团。”在国内,电台的播音员们诸如J·B·普 利斯特利的播音听起来熨贴入耳,实则是沿着左翼的方向作理想主义的解释。诚然, 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由于全神贯注于战争的紧迫任务,许多国内政策,尤其是和 平日程的制定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联合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手中。丘吉尔本 人希望国民政府至少能维持到日本被击败以后,考虑到苏联日见增长的威胁力,也 许还要维护更长时间。但是工党另有打算。不难理解,它希望沿袭它的集体主义衣 钵。 因此,到了1945年,我们保守党人便面临着两大严重问题,后来局势表明 也是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工党在对他们有利的问题上与我们展开争斗,并总是 胜我们一筹。大约两年多来,丘吉尔在谈论战后“重建”的问题。作为此项计划的 一部分,制定了拉布·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此外,我们在我们的竞选宣言承诺执 行1944年《就业白皮书》中的所谓“充分就业”政策;一项大规模的建房计划; 接受自由党著名社会改革者贝弗里奇勋爵提出的国民保险福利的大部分建议以及一 项全面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另外,我们无法理所当然地获得战争胜利的荣誉(到 这时为止这样说对保守党是合适的),更无法去声讨工党的不负责任行为和极端主 义做法了,因为艾德礼及其同事们从1940年起就同政府内的保守党人并肩合作。 毕竟无论如何,举国上下都为战争做出了努力。 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坐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公共教室里收听丘吉尔那段著名 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 竞选广播时的情景, 他的讲话实际上在说社会主义需要 “某种盖世太保”来强制执行。当时我想,“他走得大远了”。尽管社会主义和强 制之间从逻辑上讲确实有联系,但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种论调是让人无法信服 的。我在牛津的竞选会议上听到过类似论调的政治辩论。我知道它会遇到什么样的 驳斥,比如人那么丘吉尔不在的时候,是谁在管理国家?是艾德礼先生。”我发现 当时对这种论调的反应正是如此。 回到格兰瑟姆,我成为保守党候选人村级会议的“加温”讲演人之一。那时候, 参加公众会议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他们希望他们的钱没有白花。我经常是一个晚 上在好几个会上发言。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当地报纸对我发言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 我仍然是赞同的。比如德国一定要实行非军事化,受到审判。英国要与美国合作, 也要和苏联(就不那么现实了)合作。不列颠帝国,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各民族最 重要的一个群体,永远不可解体。(这或许也不太现实—但我对不列颠帝国未来的 看法在大战胜利后并不鲜见。)我呼吁人们支持保守党的主要论据是如果选择保守 党,我们就能让丘吉尔继续负责外交政策。事实上,如果丘吉尔能任职到1945 年7月波茨坦会议之后,战后世界看起来或许至少会有所不同。 像牛津大学保守党学生会的许多成员一样,我听了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斯特拉· 盖特豪斯夫人讲的关于公众讲演的课。她强调表达要简明,尽可能少用专业术语。 其实在选举会议上,当你从来不知道候选人到达之前你要发言多长时间的时候,有 一点喋喋不休是很有用的。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最有价值的经历还是当一个富有 幽默感但又挑剔的听众提问时,这时我不得不独立思考答案,有一次,一位老人在 一次这样的会议上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我对福利的看法, 我记得他问道:“就因为我节省了一点自己的钱,就不给我‘援助”。如果我把钱 都花光,他们就会帮助我了。”这是对新福利国家不久就要摆在政治家面前的艰难 选择的一个早期警告。 投票日过后3个星期,海外选票和服役人员的选票已经送回英国,这时我来到 斯莱福德的计票站。在我们等待格兰瑟姆选举结果的时候,关于其他地方的选举结 果陆续传来一些消息。情况很糟糕,并且越来越坏,工党占了压倒优势,保守党内 阁部长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击败。不久我们自己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我感到很震惊也 很难过。我回到格兰瑟姆,在“电影屋”影院的屏幕上看到更多的结果显示出来。 情况并没有好转。我只是不能理解选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丘吉尔。回家的路上,我 遇到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他是保守党的铁杆支持者,我对他说这个坏消息如何使 我震惊。可是他一点也不震惊。相反,他说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这使我更加迷惑 不解。当时我感到英国人这样对待这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保障了他们的自 由的人是可耻的。但是,埃德蒙·伯克不是说过吗:“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耻 的东西”。回头看看,1945年到1951年工党的执政,似乎是战时在英国起 主导作用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合乎逻辑的体现。这种集体主义还要在英国盛行35年 ——塑造并扭曲英国社会,然后在1979年那个“不满的冬天”垮台。当时,大 家都清楚,需要对保守党的原则和政策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我们在牛津像在其 他地方一样,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一份由我和迈克尔·肯钦·史密斯和斯坦利· 莫斯于1945年第三个学期合写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我 们提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并不比任何其他保守党本科毕业生的论文包含更多深奥 的观点。它提到的两个主题都是我们多次听到的——更多地研究政策并更好地阐述 它。 这个建议可能有一些可取之处。也许关于保守党“形象”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 们似乎已经迷路,尽管我们的政策具有连续性,但这些政策似乎都是专为有钱人而 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们那份报告所说:“保守党的政策在公众眼里只是意味 着一系列解决个别问题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领域里与一些毫无道理的偏见和富有阶 级的私利联系在一起。”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正的。假如保守党赢得了1945年 大选,我们仍然会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当然,直接使用公共开支会少一些,并让 私营部门和自愿捐助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当时认为保守主义就是维护既得利 益、反对变化和改革的看法是很有影响力的。 1946年3月,我成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司库,同月晚些时候作为牛津 大学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伦敦的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保守党大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非常高兴,我讲话支持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 参与大学的保守党政治活动,我感到我们有必要丢弃那些令人感到沉闷的、谨小慎 微的保守党观念。这并不是说像社会主义者(并不很坦率地)声称的那样我希望有 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阶级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给生 活一些独特的东西,而他们的责任就是去开发这些才能——各种出身背景都可以孕 育英雄。如同我在那次会议上所讲的:“我们都听到了关于这个时代是普通人的时 代的论调——但是请不要忘记也需要非同寻常的人。 ” 我想或许本来还可以加上 “妇女”二字。 1946年10月,我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成为第三位担任该职的 妇女。那年夏天我通过了期末考试并开始了四年级的争取化学学士学位的研究工作, 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莱克普 尔市召开的保守党年会。我立即被吸收入党。在格兰瑟姆和牛津,成为一名保守党 员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而现在我突然置身于有着与我同样的信仰和对谈论政治有着 永不枯竭的热情的数以百计的人们中间。 大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与会代表,我意识到党的领 导成员们,除党的领袖外,已经抵达布莱克普尔,准备把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 义在英国的永存协调起来。参加1946年年会的一名敏锐的观察家,伯特兰·德 朱维纳尔这样描写我们的前座议员们:这些杰出的、智慧的优秀政治家们,他们自 幼受到的教养是谨慎的行政管理和文明礼貌的辩论方式。在内心深处,他们接受了 1945年选举失败的结果。”这显然不是普通党员想听到的。事实上,坐在台下 的人们就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一天主席就拒绝了一项就哲学和政策问题进行一 般性辩论的请求。登台发言的人大都表示了寻求共识的态度,大家对这种态度的反 应并不热烈。影子内阁部长们发现了我们的不满,结果会议越开要求共识的调子也 变得越强硬了。我的直觉与普通党员是一致的,尽管我还没有像此后几年那样从理 性上形成对集体主义的批判观点。 回到牛津后,我安排了许多人演讲。道格拉斯勋爵(亚历克·道格拉斯——霍 姆)极力主张支持欧内斯特·贝文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乐意给予支持。鲍布·布思 比,一位颇有风度的出色演讲家,攻击莫斯科式的集权专制主义。戴维·马克斯韦 尔·法伊夫,其女儿帕梅拉当时也在牛津上大学,则抨击国有化运动,主张财产私 有制式的民主。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大学生俱乐部与牛津大学工党人士俱乐部进 行的一场辩论中,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先进的“托利改革派”的观点。戴维逊女士告 诉我们在众议院当一名唯一的保守党女议员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安东尼·艾登魅力 非凡,在品尝雪利酒的过程中他征服了我们所有的人。每学期我们都要在牛津大学 与其他政治俱乐部,尤其是与工党人士俱乐部一起举行生动活泼的辩论会。那时, 工党俱乐部很左,包括一些像安东尼·克罗斯兰和托尼·本这样的知名人士。然而, 在一般情况下,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泰勒瑞安学院举行碰头 会,并事先在兰多夫饭店款待演讲者。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与保守党的大人物有 了接触。事实上,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了多年的联系。 但就保守党在全国范围所持的整体立场来说,这类活动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当时的保守党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要么迁就当时的集体主 义,但同时借助我们的体制,努力延缓左倾的脚步,尽可能减轻其影响,为个人选 择及自由企业的发展保留一些空间;要么向集体主义全面开战,设法说服公共舆论, 使之相信1945年是国家既定道路上的一个错误的转折点。事实上,保守党试图 两种做法同时并举。虽然能听到支持向集体主义开战的呼声,但与这一观点相对立 的观点占主导地位,认为实用主义是保守党重新执政的最佳途径。 最能体现实用主义观点的党的文件是1947年5月发表的《产业宪章》。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什么新政策,实际上连续性和共识性是其基本主题,正如 战时1944年的《就业白皮书》是与凯恩斯主义(即强调用逆周期性的公共开支 保持需求和就业,同时更注重正统意义上的效率、竞争和灵活性,把二者结合起来) 妥协的产物一样,《产业宪章》是总体主义与自由企业相妥协的产物。《产业宪章》 维护经济计划、产业“伙伴关系”和工人“协商”制度,但它继续强调有必要减少 控制、减少公务人员和合理降低税收。两派的争议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保守党 内继续存在。《产业宪章》给我们某些启示,它使我们党得以保持团结。但这类文 件无法使人热血沸腾,对党重新执政也无关紧要。事实上,正是工党政府经济政策 的失败,尤其是1947年2月的燃料危机和1949年的英镑贬值,而不是保守 党的主观能动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产业宪章》这类文件谨慎地避开了最终击败社会主义的真正战场。最终丘吉 尔是对的。社会主义是否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需要一个“盖世太保”还是只需要西方 所采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专制工具、没收式税收、国有化和压制性规章制度,这 个问题最终取决于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程度。在减少经济自由的过程中,如果社会 主义者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这将意味着消灭一切自由。我本人对这一观点包 含的真理毫不怀疑。但是一些保守党人很难接受这一论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是 我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这个主义,但对来自社 会上层的保守党成员们来说,则对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哈罗德·麦克 米伦于1938年在他的影响很大的《中间道路》一书中所反映的岂不就是这种思 想?他主张在大范围的生产和服务行业中扩大国家调控和计划职能。其他的保守党 人则对任何理论都漠不关心,他们竟把米尔所称的“愚蠢的政党”看作是一种赞美, 因此,他们把F·A·海克所写的那本强烈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 的著作《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奉献给“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足为奇了。 我当时读了这本书,后来又反复阅读。 我不能说当时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义,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 当基思·约瑟夫给我开列的阅读书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现了海克的著作时,我才逐渐 明白他提出的观点。也只是到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思考他的论点。我的这种思考是 从保守党人认同的那种国家(一个法治下的规模有限的政府)的观点,而不是从我 们应该避免的那种因家(由官僚们随意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出发的。在这 个阶段,在我看来,《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无可辩驳的批判是产 生了影响的,海克认为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社会计划。 他认为国家对”经济或社会某一领域的干预会导致难以抗拒的压力,要求将计划进 一步扩大到其他领域。在西方文明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计划对其产生了深 层次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他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海克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计划社会的垄断倾向,这种垄断是各专业集团和工会必 然要利用的。他们对社会保障的每项要求,无论是就业、收入或社会地位,都意味 着特权集团之外的人不能享受这些利益,这就导致被排除者要求得到补偿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最终都是输家。也许由于海克没有英国保守党的背景,事实 上他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所以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毫无顾忌,不 像英国上层社会谈论这些事情时顾虑重重,使他们的社会良知受到折磨。海克很独 特,而又不被众人青睐,但在彻底批判社会主义方面他并非是独行者。在这个时期, 我还看过喜好辩论的记者克姆·布朗根的作品。海克用哲理表达的内容,布朗根则 用令人却步的反语和尖刻的讥讽来表达。在1943年的《“人民”是谁?》一书 中,布朗根的写作方法是难以想象的。在1947年出版的《我们的新主人》一书 中,他不认为1945年的选举结果只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失去了常识。 (人民)被欺骗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们愿意受欺骗……他们投票否定了 生活中的适度期望,而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为吃上蛋 糕并拥有它而投了票,为了存些蛋糕以备雨天之用,然后再把它扔掉而投了票。他 们为多拿钱少干活,为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而投了票。他们象凯纽特国王的 朝臣们一样投了票,这位国王坐在逐渐逼近的海浪面前,凭借王室的权威和毋庸置 疑的意志命令海浪退去。人民可以让他们自己选择的最高统治者掌权。没有人剥夺 他们的权利。但海浪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看到民众对工党的幻想破灭了,在他写书时这种情绪已经表露出 来。这是社会主义分子应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激起了人们那么高的期望,而这种期 望是无人能够实现的,更别说那些制定错误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极巧妙地攻击道: “凡是斯达夫·克瑞普斯爵士试图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里连草都不会生长。” 布朗根还认为社会主义是导致无序与分裂的力量,是可能腐蚀整个政治机构的 毒药。他认为工党是一个“虚弱、爱抱怨的家伙,由于它心灵放纵,对生活的看法 幼稚而不现实,所以它不适合执政”。这些感受我们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这么强 烈地表达这种感情总的说来显得不够谨慎。 抵制集体主义的两种可能的方式——渐进的和激进的——之间的对立,在我整 个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中都时有表现。但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对我最具有影响的 是有关国际方面而不是内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从广播新闻中得知在命运攸关的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了一颗原子 弹。这时我正在布莱克普尔市看望我姐姐(她已从伯明翰的矫形医院转来这里)。 在此之前,人们知道我们正处在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突破的前夕。我自己的 学习专业以及与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有关的问题对我产生的吸引力,也许意味 着我比大多数人更知道原子弹制造可能导致的事态发展。 第二年, 在美国出版的 《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一书中,我看到(大体懂得)非常充分的阐述。然而, 尽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谈,可我一听到关于广岛的最初报告,就立刻意识到随着原 子弹的出现“这个世界就变样了”。或者正如丘吉尔自己在其宏伟的回忆录《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所说:“它影响到二战迅速结束,也许还影响到其他很多东西。” 核武器所蕴涵的全部科学、战略和政治意义要在若干年后才能作出估计,而且 像它所涉及的科学一样,它们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使用核武器对人类和环境所 产生的直接后果很快就知道了。1946年冬天,我看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关于 广岛的报导,这篇报导最先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后来作为企鹅出版社丛书出 版。说来奇怪,与有关骇人听闻的人体伤害、烈火、放射性尘埃和辐射引起的疾病 的报导相比,更震撼人的是那些野花和小草从死灰中破上而出的苦涩而又甘甜的形 象,它们的生长受到核弹辐射的畸形刺激。 我当天晚上在由布莱克普尔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对此事进行了反思,后来又看到 有关的大规模毁灭的报导和照片。然而这些都未使我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的正确性 产生怀疑。我认为使用原子弹的决策基本上是正当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由盟 军袭击攻占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员的伤亡损失。当时日本尚有250 万武装人员。在冲绳之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疯狂抵抗。只有盟军的军事技术优 势,才能今日本领导人相信抵抗是毫无希望的。这种优势先在广岛后在长崎被证实 了。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周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当 然,英国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进行了密切的配合,尽管战后由于英—美停止核合 作,直到1952年我们才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丘吉尔和杜鲁 门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骗了。当美国总统将原子弹的消息“告知”这位苏联领导人 时,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学家们加快他们的核计划。 如果说原子弹引发了人们对英国在战后世界中应扮演什么角色的置疑,那么印 度的形势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时我对丘吉尔怀有无限 崇敬,我知道他强烈反对迁就印度民族主义主张的做法,这种主张体现在1935 年印度管辖法中。印度的局势在战时急剧恶化,看起来,即使早期预想的给予自治 领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缓解要求独立的压力。而且,当时的背景是战后英国在世 界的地位已大为削弱,虽然那时我们对这一点尚未充分认识到。我们独自与希特勒 战斗的两个物质条件——在海外积累的巨额投资和世界上空前成功的庞大帝国—— 已经作为取得那场伟大战斗胜利的代价而失去或被极大地削弱了。 尽管如此,我的同龄人,甚至那些与帝国演变成联邦关系密切的人,对印度所 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的许多长辈们积极得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读了两本 强调英国作用的书。这两本书认为,英国不仅应是英帝国属地内建立涟全的行政管 理和人类公平的保证人,而且应是负责它们作为国际社会的可靠成员的出生、成长 和成熟的助产士。 利奥·艾默里的《关于宪法的思考》(在牛津发表的演讲)强调通过自由合作 确保帝国“思想和目的的统一”是极为必要的。至少有一段时期,这种主张使我对 以“帝国优先权”作为维护我们社会利益的一种方式的想法产生了兴趣。 我还读了艾尔顿勋爵的《帝国联邦》,这本书把不断发展的英帝国看成是统一 与合作的典范: 向全世界传播有组织的政治自由;三次从暴政专制下拯救了欧洲,两次拯救了 世界;结束了农奴制,并教其他国家也结束了它;不愿得到土地,却常常为了他人 利益而拥有它;在逆境中学到智慧,拥有巨人的权力却不象巨人那样使用它……所 有这一切使英帝国富甲天下,存在至今,并使它对全人类的感谢拥有充分的权利… …也许世界从这个岛国身上学到了自由的艺术,而它还没有把统一的艺术教给世界。 也许英国目前的苦难最终会使它适应那种角色。 回头来看,其中很多说法是自欺欺人。我们不可能既赋予殖民地自由,同时又 决定它们以后的前途。然而,在当时这些主张看上去似乎英国既有可能继续扮演世 界角色,同时又不背负帝国的负担和罪恶。 1946年春天至1947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调查团到印度试图与 印度人就他们国家的前途达成共识,政府在分治的基础上签署了一项解决方案,在 这段时期内我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就这种解决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 以给予批评,但是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正确的,对英国、印度以及更广泛的英联邦来 说其方向是进步的。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和蒙巴顿总督试图走得更快。从悲剧的意 义上讲,这时爆发的内战表明了英国的统治对保证印度的统一与和平的重要程度, 在这场战争中一百万人丧失了生命。 然而,这些想法与战后的世界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中,新的全球 机构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欧洲殖民地帝国的前途极为有限。 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成功地实现从一个稳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个稳定的后 殖民地世界的转变。像索马里危机一样,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方自己无法建立秩 序,对此国际机构也无良策,肯定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统治那样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时对英国影响最为巨大并对我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是苏 联由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重要的是需要强调指出,此时西方大多数人对苏 联的情况知之甚少。事实上,如果注意对其进行调查和报导,还是能够了解到事实 真相的。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没有这样做。一般而言,报纸也是 如此。例如,《每日电讯报》对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就没有给以突出的报导,甚 至在1939年8月的《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该报也只是奇怪地把 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入侵说成是它与希特勒关系紧张的表现。 人们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以减轻丘吉尔和英国在放弃中东欧问题上的责任。1 944年10月,丘吉尔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他在著名的半张纸片上写下了共 享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建议。丘吉尔本人也承认,这的确有一丝玩世不恭的“现 实政治”的意味。他称这是一纸“恶作剧的文件”。纸片上的内容显然公开背离了 1941年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精神。但承认了红军已占领大部分东欧的现实,而 且有可能有助于维护希腊独立。丘吉尔至少意识到,在和红军对峙的形势下,我方 部队的仓促撤退将会置德国的中部地带于苏联控制之下,从而势必使我们彻底失去 对东欧命运施加影响的机会。而此时美国人还惜然无觉。 话虽这么说,但承认现实与将现实合法化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合法化经 常是把不合理的现象具体化。由此看来,在关于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 定》问题上,弃权或投了政府反对票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亚历克·道格拉 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员。在听完德莱尔伯爵和达德利分别在泰勒瑞安学院对牛津大 学保守党协会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讲后,我由忐忑不安转而开始反对该协议的 签订了。当然,强迫苏联人尊重民主、尊重苏占区的民族自决权是困难的,甚至也 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而且也不难理解,当时的美军和英军都疲惫不堪,伤亡较重, 他们想告别战争带来的恐惧,不愿冒险去同旧时的盟友展开新的冲突。尽管如此, 在我们内心深处都不准备遵守的协议上盖上表示赞成的印章,而且还试图迫使流亡 国外的波兰非共产主义政府去接受它,却是错误的。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引起了我对于共产主义军事威胁的深思。共产主义现实 上的其他一些特点也在我的脑海里一点一点地联系起来。比如说,我读过阿瑟·凯 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书,该书对共产党人主持的一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作了生动 透彻的描述。 几年以后,我任反对党领袖时见到了凯斯特勒。我对他说,我感到他的作品很 有震撼力,并询问他是如何想象出拉巴斯夫以及对其施加折磨的那帮人的形象的。 他告诉我: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那些都是真实的。 由于我读过这些书,不难想象我对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的富 尔顿城发表的演说会作出什么反应。当然,此次演说由于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警告而 闻名于世,即:“从波罗的海沿岸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尔这一横跨欧洲大 陆的地区上,已经落下了一道铁幕,在俄国人支配下的这些国家中盛行‘警察政府’ 的统治。”但在我看来,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丘吉尔借此唤起人们去缔造英美两国 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它所蕴涵的“英美两国人民传递给整个人类的‘理想主义’ 的信息”。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两个国家中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制度中得到最充 分的发展。现在看来,丘吉尔的那次演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但在当时,它却受 到了北大西洋两岸评论家们的严厉批判,认为它大肆叫嚣战争论。不过没过多久, 苏联在希腊和东欧地区的意图照然若揭,这些人的笔锋也随之而改变。 在获得了一个二类化学学位、从牛津毕业之际,我对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 面的情况已知之较多。我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我更明了如何处理 与他人的关系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见。简言之,我长大了。这个神秘的过程把人们带 向种种显赫的或者平庸的职业。我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之前,我回距格兰瑟姆约10英里的小村考比格伦参加了 一场舞会。散场后,我同一些朋友在我住处的厨房里喝咖啡,品尝三明治,像通常 一样,我谈起了政治。我所谈的某些内容,或者说是我谈论时的方式,引起一位男 士发问道:“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为一名议员,不是吗?”“对,那正是我想要做 的。”我几乎不加思索就作出了回答。我以前还从未这样说过——甚至对自己也没 有,那天晚上,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