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晚华老不荒 执著现实,继续战斗 十年了,整个是一场噩梦,很长很长的一个噩梦。正因为这梦太长了,待到睁 开眼睛,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 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 “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 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 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 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 嫉妒之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 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 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 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 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 《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 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 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 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增无已,创作数 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 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 “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 于诗人的盛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 就听到他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 的军大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 着讲着,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 么观点,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①。开头他就规劝李 季要节制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 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 禾苗花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 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 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 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 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 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 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 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 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 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 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 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 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 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 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 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访问他, 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 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 今天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 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 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 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 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 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 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 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 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 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 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我注意到, 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① 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热烈地执著于现实的作家,不知怎么一来,当“文革”刚 刚结束,却有人传说他看破了红尘。消息传到北京,一次,周扬到天津来,问他: “你看破红尘了吗?”他说:“没有。我尘心很重。” 是的,他确实尘心很重。他读《庄子》,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看见他在序 里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 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对这种说法,他很不以为然:“如果庄子本人能够 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 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①对于 《红楼梦》,他也是这样看的,曹雪芹如果抱着“出世”思想,他根本就写不出这 样的书来。 孙犁在“文革”期间,尚且“对生之恋慕,不绝如缕”②,怎么可能在“文革” 之后看破红尘呢?他倒是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练习毛笔字(那些石刻或影印 的唐人写经,大都书法精良,惹他喜爱),大部头的,很难卒读,他只读过一篇很 短的“心经”,觉得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绝不相信,生当 现世,会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对佛教的崇奉,也 只是政治作用。至于百姓出家,大都为了衣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从 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看法如此,他怎么可能看破红尘呢? 据此,当有人传说贾平凹也有“出世”思想的时候,他同样是不相信的。“心 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与现实绝缘到如此程度,怎 么还当得成作家?反之,一个一向热烈地寄情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不会向往佛门的。 孙犁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 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 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 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① 为了耕耘 可是,文坛实在很不清静,生活中扰人的事情也太多了。为了前进,他竟需要 随时忘记一些事情。 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 同志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 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 压在心头,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边、河边、 树下或山头,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 的话,并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他简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为“每 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 忽忽不知所归……我想: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 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②这样,他就开始“忘”—— 准确些说,是不去想。他觉得这么一来,在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上,果然达观得多 了: 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 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 眉闭眼,囫囵而吞之。这在嫉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 前是“修养”到家了。 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 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工作。① 这些话,有些近于愤世嫉俗,好像不用过分认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 是他生活的写照。流氓滋事不用说了,在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已经不算稀罕事; 他年老体弱,自然只有退避求安。但是,关在家里,就能安然无事吗?也不一定。 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忽然门被推开,一条汉子探身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明晃 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听见对方问: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 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 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 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 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 “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 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 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 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 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 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①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 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 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 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 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 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 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 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 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 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 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 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 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 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 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 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 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 有什么好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 “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 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 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 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 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 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 儿干几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 就要给他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 们说这是级别的标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 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1988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 多整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 成人,远走高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 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 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 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 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①不仅如此, 他还好喝棒子面粥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 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 手棒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①总之,对他来说, 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 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②而他, 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 出的也是牛奶呢。 这种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有些人的理解。有一个青年,采访他的生活起居,观 察半日,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他看,其中竟有这样的 句子:“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 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孙犁看后,把最后两句删去 了,因为作者让他提意见,而他还要活下去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有点儿寂寞、也有点儿恬淡的生活 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他的从容写作的心情。19 79年以来,仅新写作的集子,他就出版了七本:《晚华集》、《秀露集》、《澹定 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他知道晚年的这些时 间得来不易,而且“也很有限了”,因此,他“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 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① 为了耕耘,他只能这样生活。 大院 也有人写访问记,美化他的生活环境,说他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墙 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是……是什么呢?总之,他的居室好像到处都是宝贝,非凡 人所住,是仙境,竟至引出一个青年来信说,要到他家来做“食客”。其实,如前 面讲过的,说到这座大院,原先倒是不错,可惜访问者没见着。经过动乱和地震, 他看到的只能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孙犁的住屋虽然高大,无奈门窗破败,到处 通风,墙壁也有些黝暗。地上不只放着煤球和白菜,屋顶上还有蛛网,至于蚊蝇和 老鼠,也在所难免。这明明是20世纪70和80年代天津一个普通大杂院的现实,访问 者却故意不看,神乎其神地美化着一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孙犁对此很不满意。 至于因为苦闷和无聊,和他开开玩笑的,也不乏人。前者尚属好心,后者连这 个也谈不到,他们的行为,只能当个笑话看看了: ……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 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 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 你还买不起吗?”①孙犁明白,比起“棍子”来,这是“小巫”,虽然他们常常有 异曲同工之妙,也只好置之不理。 而且,他的房子也还漏雨呢。自从1972年让他搬回来以后,便开始了不断修房 的生涯。其中1977年秋天的一次,大概算是“大修”,他在这年8月3日给韩映山的 信里,记下了这次修房的情景: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了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的修房 经验为: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 都如此,实是苦事。 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 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② 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芸斋小说”,题目就叫《修房》③:每到雨季,他的住 所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 暇,天花板大片洇湿,接着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 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修吧,打电话给本区房管站,不来; 亲自去请,来人只登记一下,便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 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 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 茶,吸完烟,一到上午11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 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10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11点又都 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 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如此修房法,他哪里敢去再惹?何况还要送上厚礼。 但是,登记修房的人自己闯了进来。这是一个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他 好像已了解了孙犁的一切:“你的书不少呀。” “嗯。”孙犁只应了这一个字,表示无可奉告。他笑了:“听说你的书都很贵 重。” “也说不上。”孙犁仍漫不经心地说,“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一本书,翻了起来。这很使孙犁讨厌;再说,书也受了潮,稍一不慎就 会撕坏。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见无利可图,且又无隙可乘,只好讪讪地走开。但这是在“文革”期间。 “文革”以后,总该好了,事实上如前所说,也不尽如人意,房顶仍是每年漏雨。 而且房子周围,由同院的人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也很困难。直到19 88年夏天,天花板的一角还塌落一块,幸亏没有伤着人。 大院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1981年秋天,忽然来了一个人,进门就问:“你还认得我吗?” 来人有六十多岁了,从声音和举止,孙犁一下子认出他是三十多年前的伙伴— —柳荫。那时他们都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不算很亲近;三十多年后的这一面,倒 非常亲近了。一般不招待客人吃饭的孙犁,想留柳荫吃顿午饭,客人婉辞了。他说, 他带来了三册诗稿,怕孙犁没时间看,放在了朋友那里。孙犁说很愿意看他写的东 西,第二天那位朋友就把诗稿送来了。 这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有战争年代的激情贯穿其间,有鲜明的理想悬诸诗 外,婉约舒畅,章法完整,节拍和谐。显然,这不是雏凤之声,而是龙凤之声。有 些青年会说,这是老调重弹,但孙犁喜欢这样的“老调”。他读完后,在凌晨二时, 从床上起来,开始为柳荫的诗写点儿什么了①,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大院里最安静。 终于,太阳出来了,谁家的收音机里传出了歌声,车铃声也在院子里响起来, 新的一天的嘈杂,重又统治了大院。孙犁写道: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 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 “砖来!”“泥来!”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 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 的吧。……他不怕寂寞,为了耕耘,他甚至追求寂寞,但这里说的寂寞,恰恰是嘈 杂带给他的,是“砖来!”“泥来!”“毛毛雨”和“桃花江”带给他的,因此, 寂寞成了一种反作用力。更坏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了,“十年动乱,大地震, 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 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 事都干得出来。”①前几年,有位老同事对他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 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 孙犁笑而不答。他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都很难说,还谈什 么根据地呢。 孙犁自从1951年迁居此院,除了“文革”三年,到1988年迁出,在这里住了三 十七年,是最老的住户了。人地两熟,自然是好事,但这里常常勾起他的不愉快的 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例如,1975年12月2日写的“书衣文录”里就有这样的话: “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及将来可能遭 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②可见,这心情由来已久。大院是一个小世界, 在这里,他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否则,白天 会使他五内不安,夜间会使他辗转反侧。 作为三十七年院内生活的总结,他在迁出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 夤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 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 记。…… 大院之变化,亦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 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① 以这个大院为题材和涉及到这个大院的作品,他已经写了不少了。这也是时代 的记录。 交游 有一次,他对韩映山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的是閛知人,临事讯稀! 焙成交卮鹚担骸笆钦庋阌姓庵缺点。”孙犁很喜欢韩的坦率直言,以为这非 常可贵。他想,如果对别人这样说,那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还是率性 直言的朋友可靠。因为他看到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单是在文人 中,那种以文艺为趋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也太多了。 他说,这实际上已远劣于市道之交了。 韩映山,河北省高阳县人,初中毕业后即回乡生产,坚持业余写作,作品清新、 朴素,充满平原和水乡情趣,50年代以来,出版有短篇集《水乡散记》、《作画》、 《紫苇集》、《红菱集》以及中篇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等。他认识孙犁, 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还在保定读初中,是由诗人远千里引见的。后来,他经常 给《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投稿,迄于今日,仍和孙犁保持着密切的文字交往。 远千里是孙犁十分怀念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冀中人,家在河北省任丘县。1930 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和梁斌相善。喜欢《拓荒者》、《太阳月刊》等左翼刊物上 的诗,也学着写,并于同年加入左联。关于他,还在“文革”期间,孙犁就在自己 决没有想到会发表的“书衣文录”里,一再写下披肝沥胆的文字。那是一本《三唱 集》,远的遗作,孙犁题签。这一天是1975年的9月8日,孙犁为这本书包上书皮之 后,拿起笔来写上:“再为此册题字,不禁泫然。”“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可是当 时千里一定叫我写,我也竟写了。千里重友情,虽知我的字不好,还是要我写。” 为什么说“再为此册题字”呢?原来,他在1973年4月13日晚,在包书皮时题过 一次字,现在重装此书,他就又题了一次字。而且,他把上次题字的摘要,也移抄 在新包装的书皮上了: 此系远的诗集,他在抗日期间,还写些歌词。书面题字是我写的。今天整理残 书,去其污染,粘其破裂,装以薄纸,题记数语。 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 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 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 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 证较久远者,其为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 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①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 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 较晚②。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 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 处,不能入睡。”特别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 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 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 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 朋友身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 碑。在文学史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 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 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 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 事,就不要责备人家。”①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 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 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 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 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 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 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 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 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 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 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 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 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①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在客座 前面一张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体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 (大意)。这固然是对自己身体和精力的一项保护性措施,而对于那种喜欢寻章摘 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种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出的 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出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 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也未必来得及了。 有时也会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孙犁同志: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 时,听你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写完 了吧?发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里也好。 祝您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热 情地和她谈道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小说的两种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 契诃夫,谈《红楼梦》、茅盾……夸张一点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 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 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 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 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 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 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①他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 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时 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 “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②正因为这样,“自从1976 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 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 叹而戚怆……”③这些文章,除了前面说过的《远的怀念》,还有《伙伴的回忆》 (记侯金镜、郭小川)、《回忆何其芳同志》、《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 《夜思》(记张冠伦)、《悼念李季同志》、《悼念田间》,以及写于60年代,同 样可以归于这一类文章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记邵子南)等等。 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青年时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他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到老来仍是如此。他读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不能心 情平静,他给铁凝写信说: ……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 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 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 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 的甘苦。①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北京来访的,尤其多。无须讳言, 由于年龄、经历、学养等等的差异,他们的见解并不总是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 相处得是很不错的。这从孙犁方面说,用得着今天人们常说的一个字眼,那就是理 解。对于这些思想、风格、手法、趣味……连他们自己也往往各自迥异的中青年作 家们,他总是设法去理解他们。不是迁就,是有条件的赞同和鼓励。当然,也不乏 会心的击节赞赏和诚恳的直言谠论。好在他谈的是作品,是艺术,而艺术本身的路 子是十分宽广的,要做的题目很多,他不一定去钻牛角尖或是死胡同。 比起见面,他更习惯于笔谈,即名副其实的文字之交。他给贾平凹写信说: “我很孤独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们朋友们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 淡。有些老朋友,他们的印象里,还是青年时代的我,一旦相见,我怕使他们失望。 对于新交,他们是从我过去的作品认识我的,见面以后,我也担心他们会说是判若 两人。”①经验告诉他,和有些人见面,也确有某些不便之处。举例来说,他讨厌 那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实际今日宗扬,明日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时反 咬一口的人。他觉得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 对于领导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愿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 养也不见得高,但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且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孙犁最不会 应付这种人。他写过一篇《菜花》②,满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 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 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 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 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 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 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没有香味,也就没有异味;色彩单调,也就没有斑驳;是黄色,但,是普天之 下独一无二的这种黄色;而且那样淡雅清净,论出身,决不高贵……这一切,不是 他是谁? 这种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扰的,所以,它只能摆在书案上。 “文革”后期,有一年春节,在石家庄纱厂工作的大女儿(小苹)来了。一天 中午,儿子(小达)来接大姐到佟楼自己的家里住两天。这日正赶上孙犁心里发烦, 就对女儿说:“去吧,让爹安静安静。”女儿三十一岁了,从十六岁进纱厂,很早 就帮助父亲分挑起生活的重担,很知道体爱父母。这样的儿女往往是心重的,听到 父亲这样说,心里很不高兴。孙犁察觉了,愁闷有加,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原来,他的好静,不只对朋友,对家里人也是这样。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发生在“文革”期间,见于他的《〈书衣文录〉拾补》 ①。这一次,却是对朋友:“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 余用饭毕,此公之故态也。”“文革”后,他发觉不对了,在这条“书衣文录”下 面,补写了一个“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 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 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 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 ——自然,朋友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 而温和,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 政法学院。孙犁家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 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 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 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 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 涉足政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 而且几乎同时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 他就住在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 1938年,他去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 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 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 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 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 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犁自己留着看。“文革” 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官儿,之琏做 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 变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孙犁也没有放弃他的 某种“脾气”。他回忆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来感动,也惭愧的,是他对我的体谅。 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车就来看我,天已经黑了。他是想住在我这里的,他知 道我孤僻,就试探着问: “你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吧?” 我说是。却没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里去了。 如果是别人,遇见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绝交了,他并不见怪。①李之琏也 喜欢文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想写作,孙犁马上回信鼓励。他写了关于丁 玲的回忆,孙犁读后,认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叙述之中也很有感情, 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无他,主要是文艺界情形仍很复杂,不如过些时候再说。孙 犁为这位老同学考虑得很周到:如发表,以什么刊物为宜,怎样做,都想到了。好 事多磨,我们等着吧。 理解和误会 所谓“閛知人”,也是相对的为一个作家,他非敏感,很会观察人,通过内心 抓个性和特点。如说曾秀苍(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作者): “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 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 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 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①他 说阿凤是:为人谨慎,与世无争;他的作品与此相符:不着先鞭,不触时忌。甚至 对于古人,如柳宗元、翁同齸、王国维……他也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章或日记,细致 地说出他们的性格,乃至心理活动。对于一些现代作家,他也说得非常在理,如说 郁达夫:“遇人不淑,离散海外……文人不能见机,取祸于无形。天才不可恃,人 誉不可信。千古一辙,而郁氏特显。”“单从爱情而言,郁氏可谓善于追逐,而不 善于掌握;善于婚姻前之筹划,而不善于婚姻后之维持矣。此盖浪漫主义气质所致 也。”①反面的例子,是对于周作人。他很讨厌周作人。他说:“周作人的散文, 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行动上, 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 是虚伪的。”②作家所务,在于知人论世,从这方面说,他是不会“閛于知人”的。 方纪晚年身体很不好,1979年春,有一天早晨曾秀苍来到多伦道大院,把一包 东西交给孙犁,说:“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 他写篇序。” 方纪的衰弱的身影,立刻浮现在他的面前,和青年时代精明强干、热情奔放的 方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6年以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只是在最近两次集会 上,孙犁才见到他。他看到方纪走路、签名都很吃力,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赶上 前去搀扶了他。其实,方纪比他还年轻六岁。 他们过去在冀中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吵得面红耳赤,出言不逊,拍案 而起。但是,吵归吵,总是不伤道义,不伤感情。所以,吵过后,还是朋友。孙犁 的妻子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现在,眼前的兄弟却变成了这般模样。而他对自己的文字事业,又是这样眷念、 热心,对从前的朋友,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信任。这一切“讯号”,迅速地在孙犁 的头脑里建立起联系,他觉得太理解这位已经变得十分衰弱的兄弟的感情了。于是, 连他自己也非常奇怪,他竟一反常态,改变一向疏懒的性格,立刻回答曾秀苍说: “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 心。” 序,很快写出来了。这在他,确乎是一种不常见的勇于自任的慷慨态度。而这 种态度,就来自他的理解朋友,谙达人情。 1978年以来,他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们,写了不少的序。 他向来看重感情,特别是早年战友,总是有求必应。 有一次,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友,接连给他写来两封信,联络感情,随后寄 去诗稿,求序。孙犁满口答应了。 他作序,常常避实就虚,或谈感情,或忆往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 染和启发,而不喜欢对作品的内容,多做介绍。 这位老友的诗稿,他也没有能够通读,同样就昔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 些话。对诗本身,虽无过多表扬,也无过多贬抑,只说有雕琢之病。这也是他一贯 的看法,认为“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 为乐俑。”“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 是相互了解了。”①序写好后,照例在末尾附了几句话:如不能用,请勿勉强。随 后便寄了回去。不久,一家刊物拿走这篇序文,孙犁也写信告诉了老友。值老友外 出,两个月后,才回到家中,看见序文。不看则已,一看便立即给孙犁一个加急电 报:万勿发表。随后是一封长信:这序如用在书上,或在任何刊物发表,会使他处 于“难堪的境地”。 那家刊物远在福州,孙犁即刻发函,追回稿件。当得知已经铸版,又连夜打电 报,请编辑硬挖了下来。此外,他又写信给那位老友,做了些解释和安慰工作。不 料老友又发来加急电报,要求一定撒下序文,以免影响诗集出版。孙犁久久地拿着 电报,感到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热意全消了。他大惑不解:“序文不合意, 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 影响诗集出版呢?”他屡次说自己愚执,憨诚,好直感实言,因此吃过许多苦头, 看来这次也不例外了。但是,“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 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 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 ①那篇序文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话:我苟延残喘,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 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 说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 里去的了。 他忽然明白,这些话说得过于自信,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若说“閛知人” 这倒有些像——倒不一定单指这作序而言。他回想,自己过去写过许多序,别人也 可能有意见,只是海涵,隐忍未发而已。 但是,“知人”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包括伟大的哲人,也常常有看错人的时候。 孙中山先生说,“行易知难,”大概也包括这项内容。 不过,孙犁的心地里十分善良的,一切善良的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美化他的 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孙犁可能确有“閛知人”的缺点这和作序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把话说远了。现在就拉回原来的题目:从1982年6月16日起,他声明不再为别人 作序。从此,这个文体——专门谈论别人著述的文体,就在他的笔下消失了。 还有人来试。那也是一位老朋友、老同事,1946年在河间认识的,当过《天津 日报》的总编和市委宣传部长。他喜欢文学,现在老了,愿意留下一本书。一天黄 昏,他带着稿子来到孙犁家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未寄的信,然后慢慢地、郑重地 说: “我看,还是亲自来一趟。” 他请孙犁作序,孙犁却拒绝了。这很出他意外,脸沉了下来。 孙犁向他解释了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没有得到理解。老朋友拿起书稿, 告辞了,从此没再来过。不久,便传出孙犁不近人情的话。孙犁很苦恼:给人写序, 不好;不给人写序,也不好。中国古话说,将心比心。但是,世间人们的心,是有 种种不同的,如果谁来把人们相互之间理解的次数和误会的次数做个统计,他大概 会失望的。 不过,将心比心还是重要的:比得过,那就通了,就是没有见过面的古人,如 柳宗元等等,也可记理解;比不过,都就“堵”了,纵使几十年的老朋友,也会误 解,乃至产生隔膜。 这位求序不得的老朋友后来死了,而且死在散步的马路上,有好长时间,都没 有人认出他。等有人认出来,送到医院抢救,已经晚了。那是一个深秋,那条马路 上树木很多,有许多黄叶,乱纷纷地飘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孙犁得悉他的死讯,惆怅良久。他终归觉得,对这位老友欠了点什么,因此, 对于他的故去,倍觉难过。他眼前出现了那条马路,和马路两旁的飘落着黄叶的树 木。他突然感到,就连树上的黄叶,也所剩无几了,于是,他在桌上铺平了稿纸, 开始写悼念这位老友的文章。文章写出来了,题目就叫《黄叶》①。也不必过于寂 寞,他们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原是一个乡村教师,爱好文学,在《大公报》文艺 版发表过小说。抗战后,先在冀中七分区办油印小报,负责通讯工作。敌人五一大 “扫荡”以后,转入地下。白天钻进地道里,点着小油灯,给通讯员写信,夜晚, 背上稿件转移。 他长得高大、白净,作风温文,谈吐谨慎。在河间,我们常到野外散步。进城 后,在一家报社共事多年。 他喜欢散步。当乡村教师时,黄昏放学以后,他他到田野里散步。抗日期间, 夜晚行军,也算是散步吧。…… 文坛小风云 当孙犁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他发现前些年的岁月也并非全是虚度, 他显然更加坚定了某些看法。他说,“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 语怪力乱神。”① 他很喜欢五代人作的《敬斋泛说》(清末缪荃荪辑录的丛书《藕香零拾》之一 种)中的一段话,特请曾秀苍书为小幅,张之座右: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 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这都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他借古 人之笔,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蛊俗”、“不可以示子孙” 这五种不应该有的行为或现象,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非颠倒地,反常态、反理性地 发生了。孙犁这样强调它们,自然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事情。 结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他读了一些诗,他 也主张“诗贵有我”。他曾说过,李白、杜甫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成其为李 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渐渐看出,有些诗是把“我”神化,无限制地扩张 “自我意识”,实际是以自我为中心,观察、判断一切,并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 灵感、胆量。结果,出现的不是诗,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 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 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 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 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①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处, 一一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 如刘绍棠、从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⒓制桨肌⑻②容、张贤亮、 鲍昌、邓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 合理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股 “弗洛伊德热”的时候,便不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这一点,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 就叫《孙犁与弗洛伊德》②。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 犁问他买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出了孙犁 的下列议论:“弗洛伊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出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 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 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谬误之处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 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道,那时弗氏著 作尚未大量翻译出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 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 前,他就批判了这种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 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①这虽是就清末讲的, 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斗锋芒。关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 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提出:“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 作。”②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说,他极喜爱泰戈尔的散文。不过, “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③,这也是 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 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做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作家, 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 足音式的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卷起一股小风云——学习外国吗? 这很好,但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 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 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 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①“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 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 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孙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 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 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 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 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 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③ 当批评者不再提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做为创作的首要问题 提了出来:“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 (按:作者此文写于1980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 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 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 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下谈?”①当人们否定了高、大、 全和假、大、空的“英雄典型”论,一般人对塑造英雄人物讳莫如深的时候,他坦 然而理直气壮地说:“群众是喜爱英雄的……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 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 的理所当然的职责。”②他还看到一些刊物的插图,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裸 露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 这时,他常常慨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 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 变形的、狂态的、非现实的东西。”他指出这些标榜新潮或探索的作品,其实是早 已有之,是把肉麻当有趣。“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30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 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 得其解。”③…… 渐渐地,终于招惹出是非来了,他不得不声明: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 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 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 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 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 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 万别捅破这张纸儿。” 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余生, 对于生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①他所评论的或涉及的当代 作家的作品,当然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这也是一个敏感区域,他自己知 道,稍不注意,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但是,这也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写这些文章, 乃是出于至诚,发自热心,而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从直接感受出发,谈读书 感想,决不参考别的评论家定的调子。这样,他谈的纯属文章之道、个人见解,而 决非成见。再则,他在文章里提到的作家,无论年齿长幼,都是他敬重的,或有好 感的;他论及的作品,都是看过以后,感到喜欢的。这样,他由于心里高兴,也就 随读随记,志以纪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赞一辞的。这 一点,我谈到的那些作家,是会一目了然的。对于他们,我并自以为有些知己之感。” ①他的诚意和解释,没有挡住有些人散布流言蜚语。这些人说:他写的一些评论文 章,是教训别人,是要别人按照他的主张去写作。对此,他置辩说:“这是有意的 歪曲和挑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 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 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 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按:即1982年春夏之际), 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 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 的小说吗?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30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 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 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②这些年来,老作 家在文坛上比较沉默,孙犁没有沉默;这些年来,文坛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如 果有,那也是很微小的),孙犁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1986年,他居然开起玩笑, 用“姜化”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对风派和全盘西化的观点, 进行了尖锐、泼辣的揭露和抨击。后来有人去看他,顺便问问是谁写的(其实,这 位来访者从那犀利的笔法上,已有几分猜到是他写的),得到的回答,果然是他写 的。问他何以这样署名,他说:“我一是不想得罪人,二是来点幽默,和他们开个 不大不小玩笑:他们思想新,我的思想守旧,姜化者,僵化也……” 据这位来访者介绍说:有一次,某女作家到孙犁家里做客,讨论到当前创作问 题,孙犁说自己写文章往往左顾右盼,谨小慎微。女作家脱口说道:“你老说自己 胆小,写起来比谁都胆大。“孙犁听后大笑起来。 应该说,他谨慎还是谨慎的。1983年秋,有一天出版社的编辑来他家拿《远道 集》的书稿,对他说:“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按:指《尺泽集》)还要厚 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他慨叹地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 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 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 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他向来的习惯是,一篇文章写出后,总是左看右看,不止一遍地进行修改。这 是基于他的这一认识:“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 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 戏的态度出之。”①可是,文坛上的事情是这件难以预测,就是这样小心,有时还 是闹出笑话。 一家出版社要印他的小说选集,他让编辑代选。选好后,编辑让他写序,他请 对方摘用他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②,做为代序。清样寄来了,值他身体不好,事情 又多,以为摘录旧作,问题不大,就请别人代看了一下。书印出后,才发现出了毛 病:原文是他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 都变成了他的话,而且进行了某种润色和加工,“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 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 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 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严肃与荒诞——修改文章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作品,孙犁是很爱惜的。1946年7月4日,他给康濯的信①里说: “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 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 这样的不舒服,建国后他遇到的更多了。 1980年,江苏省铜山县一位中学教师发现徐州师院函授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 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里的出入甚大,写信问他:究竟哪个版本可 靠?“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 修改的?”显然,这位教师把前者看成了他的原作。 于是,他把前者找来一看,不觉吓了一跳。选本所载《荷花淀》,第二段全被 删去,这一段是: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 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 广场上,就成了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6月里, 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 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下面是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也全被删去:“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 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此外,还有十余处字、句、段被删,一共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几乎删去千字。 对于这种不加任何说明的滥删,孙犁斥之为“偷偷摸摸的行为”。他简直琢磨 不透这种人的心理:“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 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 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①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的《山地回忆》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一位中学老师将这 篇小说选做某部门的业余教材,还好,他没有采取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而是寄来 了他的修改清样。孙犁看到,仅第一段文字,他就用各种符号删来改去,勾画得像 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孙犁确实非常不愉快了,他想:“我写的文章,既然如此不 通,那你何必又去选它呢?”他几乎一生都在做编辑,但从不大砍大削别人的文章。 同样,他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他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退给他,他会更高兴 些。一次,他向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投稿,编辑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删去很 多,文义都接不上了。读者去信质疑,编辑不假思索地把信转来,请作者答复。孙 犁立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不知是什么原因,外界忽然传言:孙犁的文章,不能改动一个字。 这当然是妄传。他实在不记得,别人对自己的稿件稍加改动,就盛气凌人或示 以不满。倒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过度贬抑,曾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 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 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 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 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 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①实际情况是,做为投稿者,他是非常善于体察编辑 改稿的用意或苦心的,而且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如《孙犁文集》的 《自序》,在以《文集自叙》为题向《人民日报》投稿时,有一段文字(大约三百 余字)概述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并涉及时代和社会。发表时这段文 字被删去了(文末有所注明)。孙犁以为编辑删得好。“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 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 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衍,也不 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①在编入文集时,孙犁采用了编辑 的改样。 再如《玉华婶》(《乡里旧闻》之一)②,原稿中曾记述:玉华婶老了,儿媳 们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此稿投寄《文汇月 刊》,登出后,此句被删。孙犁说,乍看此句删得奇怪,细想情有可原:这些年来, “老家伙”三字,常使人联想起“老干部”,编辑将之删去,虽稍损文义,孙犁还 是谅解他们的苦衷的。这就是说,他不只为文章着想,同时也为编辑、为别人着想 了。 他已经交稿、还没有出版的一个集子,书名是《无为集》,他在给编辑的信里 说:“您在编审过程中,可严格选择一下,宁缺勿滥。无内容之书信,可酌量删除, 另有不合时宜的文章、段、句,可删者,亦望不要客气。”③这哪里说得上,他的 文章,别人不能改动一个字呢? 至于他自己的修改,那就更不必说了。他把修改文章,视为成功的重要途径: “多修改文章,要几遍地修改。修改文章,不是单纯文字技术问题,这样做,可以 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①他知道欧阳修晚 年还在修改文稿、为身后百世读者着想之后,深受感动。他以为以文字为业的人, 应该学习这种榜样;但这样认真的人实在极少,所以传世之作也极少。他还认为, 欧阳修并非天才作家,但他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会于心,然后执笔为文,又不 厌其烦地推敲修改,所以成功。他的文章实得于力,非得于才。 这种精神(并非欧阳修一人)显然影响到他。他说: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 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 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 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 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② 像他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真是一种“重劳动”。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换取读者 的谅解。1982年冬,他接连闹病,抵抗力太弱了,别无所事,以写作自娱,尤其爱 写诗。于是,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印象》。过了些天,收到一位读者来信: “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只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 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读了这封信,孙犁开玩笑地说:“捧读之下,心情 沉重,无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换意见,因为怕再浪费他的时间,没有答复。” 他有这样的经验:“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所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 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 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①他倒不以为自己的诗无可挑剔, 他认为老朋友曼晴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对他的诗的毛病,说得最为确切明白,只 是一开头就如此,改起来很难。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当不成诗人,弄个“诗人里 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诱掖 孙犁做过编辑,又做过教师,这两种职业,都有利于养成他在处理稿件或文章 方面严谨、精审的工作品质。或者说,他正是以这样的品质,对待这两种职业的。 他常以编辑的眼光,发现或提出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例如他说, 编辑要浏览百家之书,不怕成为杂家。要熟悉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出及 各种具体知识等等,以避免改稿闹出笑话。有一次,他的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的 “回到冀中”,错排为“回到北平”,编辑没有看出。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北平还 是敌占区。他幽默地说:如果后人据此审查作者历史,岂不麻烦? 他甚至提出,编辑应该注意标点符号,因为就是有经验的作者,有时也不太讲 究标点,一般编辑也容易犯标点错误。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排印的《鲁迅日记》 里,有一段话是:友人惠赠图章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编辑标为:文 曰:“迅翁不可用也”。一点之差,意思大谬。他常用当编辑的习惯,读出许多人 读不出的错误。1982年9月,在在接待南开区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南开文艺》的几位 编辑的时候,谈了他读书的习惯和方式,同时也寄寓着对青年文学爱好者们的期待:…… 现在一些青年人,一个是读的太少,另一个是读的不太仔细。我看书一般看的比较 慢。差不多一字一句地看,连标点符号、错字也不放过。有些青年人,甚至有些搞 文学工作的人,看书看得快极了。最近有个朋友给我捎来一本旧小说,叫《续孽海 花》。我每天晚上也许看上一回到两回。精力也不行。但我看的比较仔细。它的错 字非常多。遇上错字,我就考虑它应该是什么字。这样,印象就加深了。……① 同时,他希望青年人好好写字。他常常发现:内容好的稿件,往往字也抄得工 整;反之亦然。他说,字迹潦草,在考场上也是吃亏的。正好,《天津日报》《文 艺》双月刊的主持人邹明(他也是从50年代起就在《天津日报》文艺版默默耕耘的 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编辑)刚从北京约来舒群的稿子,孙犁即以此为例,向来访者们 说:“舒群同志都七、八十岁了,可那个字就像小学五、六年级非常用功的学生, 写得清楚,一笔一划,每个字都是这样……写字也能代表你是否认真地推敲了,严 肃地思考了。” 他指导投稿者很具体,也很近人情:可以先在地方报刊投稿,这样容易选用, 得到鼓励。投稿前,要经常阅读一些报刊,看看它的内容、要求。投寄时,最好按 邮局规章,寄到编辑部,下面用清楚字体注明姓名、地址,以便联系。发表后,特 别是再经人一捧,容易飘飘然,这是人之常情。但需要克制,人的弱点之一,就是 经不起荣誉考验,要当心压沉自己。再不行,可以在自己桌上放部《鲁迅全集》, 拿它一比,不就显得自己那点儿成绩过于渺小和寒碜了吗?初学写作,最好写自己 熟悉的、有亲身体会的事,要学写短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写好后誊清,先请老师 和周围的人们看,修改满意之后再投稿。要认真,不存侥幸心理。稿件倘被退回, 也不要灰心,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会做得更好。其实,稿件被采用或被退还,都是 正常的事,不要大惊小怪。稿件不用,固然有质量问题,但也不一定。这可能有多 种情况:有时是不适合刊物当前要求,这叫没赶上时候;有时是编辑一眼看高,一 眼看低,这叫没遇见伯乐,如果自己有信心,过些时候或另投他处,终归会有出路。 他还告诉投稿者:在学校作文,可以模仿他人,也可以抄录一些平日喜爱的语 句。但从事创作,千万不能犯抄袭毛病,否则,一经败露,就会一蹶不振。他举出 30年代的穆时英,最初模仿日本的新流派,马上走红,拉稿者纷纷登门,他供不应 求,从模仿沦为抄袭,经人在《现代》杂志上揭出(他的一篇小说抄了日本某作家 的《街景》),这颗“明星”再也放不出光来了。 总之,他对青年写作者言传身教,是很花了心思的。他这样做,目的全在“培 植一代正气之花、磊落之树的新苗”①,他说:“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 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②他虽然在青年作者 身上花了许多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编刊物的时候,从不喜欢把作者叫到 自己家里来,以为干这一行,只应有文字之交。例如和刘绍棠、从维熙等,虽然文 坛盛传他们是孙犁的“大弟子”(孙犁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称呼),但至今见面为数 寥寥。从维熙最初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孙犁只和他 (还有几个别的人)在会议室里见了一面。1957年初春,孙犁在北京住院,从维熙 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去看他,结果没能进去。80年代,孙犁重提此事, 还眷念不已:……1957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 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 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 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①即使在这些他亲自指点、培养过的后辈 作家面前,他也总是那么平易亲切,谦虚谨慎。有一次,他给从维熙写信说:“我 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 过去了。”②现在,他以同样的热情,继续不断地注视着新的作者和新的文学幼芽。 其中,最小的一位是寒青,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孙犁和她说话,就 像和大人说话一样,但谆谆之意,又是十分地感人。他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③:寒 青同学: 收到你2月14日来信,我非常高兴。这并不是因为你在信中赞扬了我,是因为我 看到了你对生活,你对父母,你对文学写作的一片赤诚,和你对我的一片天真之心。 你的文字,也使我高兴。你才十五岁,有这样通顺,鲜明,能很好的表达情意的文 字,证明你是很用功,很懂事的一位小姑娘。 只有严肃纯朴地对待生活,才能严肃纯朴地对待文学艺术。那些把文学艺术看 作是荒诞玩闹的化身的人,最终必然导致荒诞玩闹地对待生活。每年都可以看到, 不久以前还在玩弄魔术、哗众取宠的人,在文艺舞台上消声敛迹了。 我生活得很好,春节过得也很愉快,请你不要挂念我,好好学习,继续努力。 问你父亲好! 孙犁 2月22日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贯串着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 是持久不懈的热情。前些年,他已从具体的编辑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许多人都 能感到,在他和青年作者的接触中,仍然葆有他当编辑时的那种一贯特色。1983年 前后,山东省鱼台县一位青年作家李贯通,常常寄信寄作品给他,向他请教。孙犁 的复信,直率而具体,但又充满激情。例如,有他的信里,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话: “寄来信及刊物收到。当即读过你的小说。小说写得很好,很吸引人,我吃过晚饭, 一口气就读完了,忘记了抽烟。可见是有它的特点了。”“小说主要是写出人物来, 就是写出‘人情’来。故事情节都要服从这一点,不能倒置。你的小说,情节故事 还可以单纯一些,例如‘文化大革命’及遇到管文物的老人,均可从简。写这些东 西,主要是为了‘道理’,而道理本应从人情中生出,不应从编故事中生出。”① 1984年11月14日,李贯通再次致信孙犁,说自己一篇小说发表后,收到不少赞誉的 信,但终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有些朋友说他缺少“诗外功夫”。并随信寄来一期 《萌芽》,上面载有他的新作《第二十一个深夜》,恳请指正。 李信约三四百字。距李写信不足一周,即同年11月20日,孙犁写了一封长达三 千多字的回信②,告诉这位作者:“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 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说来说去,创作一途, 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 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 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 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 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 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 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给我写信,是另 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 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热情洋 溢,没有对年轻作者的由衷爱护,是做不来的。但是,作者的信,正如次开了的堤 防,一时还收它不住: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 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 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 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 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 直率地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他认为甜妮母亲的自尽非常不自然, 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悬念”。由于这一关键性的情节失当,使后面的故事乱了套。 他也想到,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赏这种手法。 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性格变得“复杂化”了,但和她们前面的形象发生了矛 盾和破裂。至于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那简直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 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最后,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说得 过火了,希望得到原谅。 该信稍后发表,没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谅,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来。一位评论工 作者看过他的信和李的小说后,委婉地告诉他:“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 他想:他和这位青年作家只见过一面,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说不上什么了解, 结果会是怎样呢? 他本来已变得不大愿意读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次却找出原稿,读了几遍。还 好,没有发现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他放心了。 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 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 李来了信,没有这样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说改写一次。孙犁劝他不要这样做, 以为这样不合艺术规律,建议他在出书时,原封不动收进去,把精力放在写新的作 品上。 没有私心,不存成见,放笔直言,坐而论道。孙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 诱掖后学的激情,在这次通信里,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于他读书认真、仔细,他提的意见也往往是非常具 体的。有一位作者寄来了他的散文《母亲琐记》。孙犁一直认为散文以纪实为本, 可以剪裁、组织,但不能虚构。读了这篇散文,他回信说:“你这篇散文,有个别 处,使我感到不太真实。如‘第三个对象’,有黑麻子,那是谁都可以一目了然的,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还要母亲去‘暗地察访’?这种写法,即使在小说里也是漏洞, 就不用说散文了。”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 作者特地挂号寄来该期刊物。孙犁知道这是无声的督促,便从当天下午开始阅读, 读到晚上11点钟,仍剩下两节,次日早上读完。因为他读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读, 所以连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看出来了。这些问题,如非编校人员,本来是 不易发现的。其中,第二十页:“看透这层窗户纸,葛翎血如潮涌……”他指出葛 翎二字应是路威之误①。可见,他平常阅读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贯注、念兹在 兹了。 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诉青年作者:要勤写。生活准备尚不充分时,多写些散文; 当真有体会、见闻,适于作小说时,写些短篇也很好。总之,手不能闲着,每个月 要写一两篇才好。他这个方法,特别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说来,可能是个极其简 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计到,写作是有干扰的,特别是某些不恰当的批评,干扰更大。他幽 默地采用了契诃夫的一个比喻:有些批评家对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 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有一次,他也告诉贾平凹:“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 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地吸取, 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①北京有 位作家到天津来,和他谈起贾平凹。他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或有点什 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作家也这 么看。这里指的是,传说贾平凹对佛学感到兴趣。 作家受社会风气、时代思想的影响很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对于 作家个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给予体谅:“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 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 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 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②这 话说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谅,因为当被原谅者看到他这样说,一定是更加警 觉地审视周围,省察自己了。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他心地诚恳,诱导有方。 下面是又一个谆谆善诱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最后一次引述他的“芸斋小 说”了。 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春天的风》③:那是1984年3月,春打“六九”头,而当时 已经进入“九九”了。这天刮着大风,虽然搅得满院子尘土,但空气里已经带着暖 意了。 孙犁正伏案写作,而且确是文思泉涌,好句子抢着跳出来,心情也很愉快—— 他写顺了的时候,情形正是这样。忽然有人敲门。他最怕写作时来客,沉重的敲门 声,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强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这次敲门声却很轻微。 进来的是一位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从面容和眼神上,孙犁看出她神经方面不很 健康。这些年来,常有这样的青年来访。孙犁让给她一把藤椅,她说:“你老年纪 大了,理应坐椅子,我坐凳子。”说着自己拉过一只小凳,坐下了。 孙犁对她发生了好感,心里安定下来。只听女孩子说:“我想拜访一位作家, 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谈些什么呀?”他和气地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可以使对方畅所欲言。 女孩子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我想问问你,我还需要不需要写作?” “你带了稿子来吗?” “没有。我不想写东西了。因为我看到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 都不是那么高尚,他们都很自私。我想,不值得我去写。” 孙犁开导她: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可以先休息休息。等精神好 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人还是很好的,很可爱的,那时再写,情形就会不同。 女孩子说她九岁患病,很固执,想不通。今天来,口袋里还装着很多药。 “是中药还是西药?”孙犁显然想使谈话更随便、空气更轻松些。 “什么药也有。”她掏出一包药叫他看。 “九岁……”孙犁在心里计算着一个数字。 “你今年多大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他问。 她说二十七岁,父母都在保定某大学教书。 “你应该到保定去,那里空气好一些,对你的身体有利。”他说着,那个数字 也算出来了:她是一九六六年得的病。 她承认保定空气好。她拉着自己搭在浅花棉袄上的驼色长围巾说,在那里,这 围巾一个月还很干净,在天津几天就黑了。但她对生活没信心,每天应付许多生活 琐事,她受不了。“生活,并不像文学作品描写得那样可爱。”她说。“那还是因 为你有病。”孙犁深表同情,女孩子感到了这一点。孙犁继续说下去,“生活就是 生活,它不像你想的那样好,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不好。你记着我说的这句话。 这不是我的创造,这是我十四岁时,刚上初中,从一本书上,得到的启示。我一生 信奉它,对我有很大好处,我现在把它奉送给你。你现在,要离开这个城市,这里 对你的病很不利,这里的空气污染,噪音刺激,都很严重。你应该到农村去,呼吸 新鲜空气,吹新鲜的风。” “你叫我去当农民吗?我还没有找到朋友哪!”对方忽然有些不安静了。 “不是。”他赶紧解释,“你可以请假去,碍不着城市户口,也不耽误找对象。 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也得过你这种病,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他告诉她,这病 需要大量新鲜氧气,这个城市人太多、太拥挤,只会加剧她的病。接着,他以自己 的经历现身说法: “我在1956年,得了神经衰弱症,很是严重,我可以说是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 我先到了小汤山疗养院,在那里洗了温泉,吹了由温泉形成的湖泊的风。每天在湖 边转,学习屈子的泽畔行吟,我想屈子那时也是有病。然后我到了青岛,我吹海风, 洗海水澡……我又到了太湖,坐在湖边的大岩石上,像一个入定的和尚,吹着从浩 淼的水面,从芦塘、稻田吹过来的风。……” “我没有你那个条件。”女孩子说。 “是的,你没有我的条件。……你农村有亲戚吧?吹吹农村的风,对你也有利。 从幼年,我就生活在农村。那里的女孩子们,身体都很好,脸都很红润。……”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去呢?” 这问题不好回答,难住了他。因为出来革命早,农村已无家可归?因为老了, 走不动了?好像都不成道理。但他的热心肠没有冷下来,他给她介绍了一位本市的 女作家,并说她们一定可以谈得很好。女孩子很高兴,站在他身旁,看他写好信和 信封(并帮助他纠正了一次笔误)。她把信收起来,脸上有了笑意: “希望你老人家保重。你说我还应该写作吗?” “应该,你很聪明懂事,我想你一定写得很好。”女孩子很礼貌地向他告别。 这一天,他的写作虽然受到些干扰,但他觉得做了一件比写作更有意义的事。 “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 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①他又一次回味着刚才 的谈话。 书 在从战争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中,孙犁是十分重视读书、并且也是读书很 多的一位作家。而且,他相当重视读古书,晚年尤其如此。他把自己的读书过程, 大致分为这样四个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高中到教书, 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是学以致用阶段;进城以后,是广事购求、 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1983年,他在一次答客问时,这样说过:我的生平, 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 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 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 玩书的人。 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 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① 对于他,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欲望,即,只要他还具有生命力,他就具有读书的 欲望。我们举个例子:1956年他得了大病,觉得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平日喜爱的 书,再也无心问津。在北京红十字医院,医生拿来唐诗宋词,试图恢复他的爱好, 他动都不动一下。后来,在小汤山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到附近的新华书 店去买书了(他在那里买了《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他从自己的这个行动, 得悉自己的生命力已开始恢复。 在晚年,读书之对他,似乎更有一些新的意义。70年代中期,他曾在《潜研堂 文集》(清钱大昕作)的“书衣”上写:“能安身心,其唯书乎!”到了80年代, 他自觉身体精力逐年衰减,白天事情多,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但晚上关门以后, 总是要安静地看一会儿书。如前所说,这些年他喜欢读古书,这些书没有标点,有 时读起来很吃力,他又是一个读书认真的人,往往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许多 遍。 他读书的方法之一,是抄书。我们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用这个方法;现 在,他也常劝青年人试试这个方法。1980年3月16日,他给铁凝写信说:“你读着脾 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他一些……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 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①他还说:“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 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 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 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②对于古书,他的搜求和研读方面之广,仅看他的一 些文章题目,也可略知一二。如:《买〈王国维遗书〉记》、《买〈饮冰室文集〉 记》、《买〈崔东璧遗书〉记》、《买〈太平广记〉记》、《读〈伊川先生年谱〉 记》、《读〈朱熹传〉记》、《读〈宋文鉴〉记》、《读〈旧唐书〉记》、《读 〈沈下贤集〉》、《读〈哭庙纪略〉》、《读〈丁酋北闱大狱纪略〉》、《我的二 十四史》、《我的书目书》、《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别的书且不谈,他买了哪些和为什么要买农桑畜牧花卉方面的书呢?从他的文 章里,我们看到他至少买了这些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辑要》、 《蚕桑萃编》、《农政全书》、《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广群芳谱》、 《花镜》、《花经》等等。他自己说:“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 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③他买这些书, 当时也不见得都认真读过,但终究是要读读的。就说他这些农桑方面的书,他读出 些什么心得来呢?我们无妨抄出两段看看。 其一是讲农商矛盾,农业得不到重视,终归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 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 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 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 添置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 云: 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 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 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 句空话……农业搞不好,常常造成社会的动荡。他引《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 中张国维作的序说:“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 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孙犁以为, 这都是替农民说话,也是替明王朝着想的,可惜所谈往往是“官话”(张国维本人 就是“钦差总理粮储”),实际做的背道而驰,明王朝还是很快完了。不过,他对 于徐光启的这部《农政全书》,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 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 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 之传受,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 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读的是古书,讲的是古人,而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思想,却是既合乎历史的实 际,又适应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其二是讲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强调重商轻农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 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 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 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 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 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 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 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和中国国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 他并非泥古的书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 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 摘录在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 小失大,也没在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 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 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 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 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①这则“书箴”,不只回 答了他如何爱书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 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②,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 如此动作,污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 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 赞为一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 包书,我听了半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 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 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 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 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 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 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 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 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 书写题记了……”①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 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 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 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 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 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 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 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 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 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 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 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 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 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 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 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 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 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 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 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 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 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 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 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 何况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 印流传,总之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 另一种情况,已如前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 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 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欲索取石印本, 孙犁很高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物,他爱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 还他的被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 石印为新法,旧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 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爱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 关于藏书,他细心到为后来人着想。在《书衣文录·梅村家藏稿》条下,记有 这样的话:“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不只定价昂,且经查抄者定为珍贵二等。 同时定为珍贵二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广记,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 御览、会真记,流沙坠简,郋园读书志,以及宣统活字国朝书画家笔录。”①其中, 影印明本《太平广记》,宣纸印,磁青面,雍容华贵,茅盾也在求访,因在书店登 记时孙犁在先,故归他有。 前面说过,他的买书,是参阅《鲁迅日记》中的“书帐”的。他的线装旧书, 见于“书帐”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书则多为“书帐”不具,因鲁迅先生已 去世了。这样看来,他的藏书既承续前贤,又有新的积累,是很具个人色彩的。 这位非常珍爱他的藏书的老人,几年前就考虑他的身后的问题了。 1985年国庆节(读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按照中国说法,下一 年就是一个“坎儿”了),给他帮忙的人休息,儿子小达来给他做饭。饭后闲谈, 他对儿子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 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 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 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 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 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 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 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 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 管理别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 保存得好些。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字画也 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外国人 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屋 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小达也有四十多岁了,一言不发,默默听着。孙犁忽然感到:大节日的,这样 的谈话不好再继续下去,便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晚华老不荒 读者一定都还记得,本书开头介绍的那个“幼年OE肚印钡孩子。这个孩子究竟 能长到多大、长成什么样子,连孩子的父母都未必能说清楚。 现在,他早已阅历了人生的许多阶段,回首往事,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九死 余生”——有时为敌人驱赶;有时为自己人驱赶;有时为病魔驱赶;有时是心灰意 冷——自我驱赶……总之,他曾多次跌入死神的怀抱,而每一次又都被它推开了。 单说他那身体,这一生也不能说是十分健康的。我们注意到,近十几年来,光 有文字可查的,他就多次说到自己的病或健康状况: 1975年4月14日记:“晨起扫除李家冲刷下之煤灰,不断弯腰,直立时忽觉晕眩, 脚下绵软。上班后,小路劝到医务室。心脏主动脉第二音亢进,为血管硬化之征。 吴大夫给药。”① 1980年8月29日致铁凝信②:“我的病,是严重晕眩,已查过,心脏及血压正常, 尚需查脑血流及骨质增生两项,因天热,我尚未去查。现已不大晕,但时有不稳定 之感,写作已完全停止……” 1983年8月17日记:“去年秋天,北京来信,要我为一家报纸,写一篇介绍中国 农村妇女的文章。我坐公共汽车到了北郊区。采访完毕,下了大雨,汽车不通了。 我一打听,那里距离市区,不过三十里,背上书包就走了。过去,每天走上八九十 里,对我是平常的事。谁知走了不到二十里,腿就不好使起来,像要跳舞。我以为 是饿了,坐在路旁,吃了两口郊区老乡送给我的新玉米面饼子,还是不顶事。勉强 走到市区,雇了一辆三轮,才回到了家。”③1986年12月17日致关国栋信①:“弟 年老多病,脑血管疾病严重,不能出门,近些年囿于庭院,哪里也没有去过……” 另外,他还多次说到自己好做梦,而且经常是噩梦,“行将已矣”,“大限之 期”将要来临,等等。 老年人的话,自然不是说着玩的;但我们看到,就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从19 76年12月算起吧),却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出版了我们前面列举的那 么多集子,这本身就证明,他仍是文学园地上的一个强有力的耕耘者。说起来多么 有意思:谁会想到,这个至今仍是那么强有力的耕耘者,会是那个“幼年OE肚印钡 暮⒆幽兀炕故撬臻档煤茫“世有OE顿倏迹嘤凶呈⒍┩觥!雹谔斓啦徊猓 撕跎髟铡古语说:“人之有生,唯精与神;精神不蔽,身体常春。”“自静其心 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老而寡欲,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这几条说的, 孙犁全占了。再则,他是作家,他的生命,是与写作共存的。对他来说,写作本身, 就是一剂振奋精神的良药。他说他不会养生之道,也不相信单凭养而获长生。那么, 他信什么呢?除了修补旧书、擦摩小玩意(诗人张志民送给他自己家乡深山出产的 两枚野胡桃,他非常喜欢,常拿在手心里把玩)和养养花之外,那就是写作了吧? 其实,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常在感到寂寞、 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 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 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 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 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才彻 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①从1976年年底以来,他一直顽 强而有效地耕耘着,按产量和收获计算,他应该被评为“壮劳力”。他把自己复出 后的第一个集子定名为《晚华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另一个集子定名为《老荒 集》。实际情况呢,他是“无间寒暑,不计阴晴”②,在他耕耘的土地上,逐年都 是花掩垄野,老而不荒。但是,人们到底记起他已经是七十六岁的高龄老人了。前 些年,在张同志走了以后,他还想找个老伴,当时,住在多伦道大院附近的一位中 年同志,常到他那里走动,孙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他谈过。他的要求并不高,主 要的一点,是理解。也许正是“理解”这两个字太难了吧,事情终于没有成。不过, 说到理解,我们还可以提提过去的一个小插曲。那是在老伴去世之后,别人介绍了 一个对象,他去见面。女方很隆重,连母亲也来了。 “听说你住的房子,很小,是吧?”那位母亲问。“也很低,”他答,“有个 臭虫、蚊子什么的,一伸手就摸着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在张走后,他强调理解,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那是1988年10月,我们在天津开会,很随便地谈起孙犁的生活来。 “这两年,他不再提找对象的事情了。”那位中年同志说。 这就是说,孙犁自己也感觉到,年龄的确是不饶人了。 何况,这些年来,找他录音、录像的人也一再登门,这也加强了他的某种预感。 本来,他是连照相也不肯的。自1956年患病后,他很少照相,每逢照相,他总 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摆动。“你乐一乐!”摄影师说。 但他乐不上来(本书所收他笑得很好的一张近照,实在是很难得的),有时是 一脸苦笑,使摄影师更为难了:“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他高兴地离开座位,摄影师不高兴地走开了。 有的摄影师能体谅他,不强求他笑,也下摆弄他拿姿势,只拿着机子在一边等, 看到他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所以,他记忆中还是照了一些连他自己也觉满意的 照片,其中,有的还是名家的作品。 他还记得1952年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照相的情形。闭幕那天,通知到中南海照 相。他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相,这一次是不能不去的。 穿过几个过道,到了现场,凳子已经摆好。他照例往后面跑,忽听有人喊: “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 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低头坐在那里。 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 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相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 相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①1952年,他是三十九岁,不 用特别夸张,那也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而现在录音的找上门来了,那意义就非同寻 常。 来录音的,是北京一个文学团体派出的两个姑娘。这天早晨8点,他们来到了多 伦道大院。时值隆冬,外面很冷,朴素的冬装把她们包了个严严实实。进屋后,宽 去头巾外衣,孙犁发现,是两个异常美丽的姑娘。霎时间,孙犁感到,青春的光彩 使他那空荡、清冷和老旧的房间,平添了许多温暖和活气,甚至连室内光线都提高 了一度。 “留下你的声音!”身材较高的那个,把小录音机朝孙犁的桌子上随手一丢, 轻声地说。 孙犁本来不喜欢见客,尤其是生客。人传一言不和,他会中止和客人的谈话。 此外,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 这句不祥的刺激性的话没有惹恼他。他看见那位俊俏的姑娘已经退回远处的座 位,脸上露出诚挚而天真的微笑。显然,她只是认真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并没有 考虑“留下”二字意味着什么。 孙犁高兴地把自己的声音留在了那个小盒子里。我们都会记得,他在抗战学院 上课,面对几百人,不用扩音器,一喊就是几个小时。他练出了一副好嗓子,他 “留下”的声音一定是洪亮的。 较矮的那个姑娘,带着一只照相机,给他照了许多相,然后两人又轮流同他合 影。这位姑娘很是文静端庄,她向孙犁合影时,用双手抹抹头发,又平平前襟,青 春的风度和魅力,使孙犁至今不忘——不过,这也说明,孙犁毕竟还不算十分衰老 的。 1988年秋,他迁出了和平区多伦道大院,搬进了南开区鞍山西道西湖村的新楼。 孩子们给他买了新灯、新窗帘,电视也换成了彩色的,较之多伦道的居室陈设,可 以说是焕然一新了。 “我的现代化建设起步很晚,但进展很快。”他对来道贺乔迁之喜的客人们说。 但他搬家时,除了二十一箱书籍、一箱书画、五箱衣被、五筐瓷器、一筐文具…… 等等之外,没有忘记带回那一筐破鞋烂袜。这些孩子们要扔掉的东西,他到底还是 一一收拾在一起,带回来了。 这到底是新居,四周也都是拔地而起的新建楼群。在这里,他将要进入90年代 了。 这本传记结束了,他的下一个里程的人生,正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