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蜷紧的小手 2000年9 月:阿克萨清真寺事件。一个听命于阿拉法特,从法塔赫分离出来的 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随即出现:阿克萨烈士旅。 一回到以色列,就被迫到那个脏兮兮的医院去做各种检查。我觉得很难受,千 奇百怪的痛楚时不时发作。因为受刑的缘故,我变得很容易受惊。多夫为此忧心忡 忡,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关切地守着我。 “我看你从回来开始就一直惶惶不安。你怕什么呢?” “怎么?要我解释给你听?” “是的。哦不,”多夫纠正道:“我是想问:这是创伤导致的‘生理性反应’, 还是因为过于忧虑导致的心理恐惧?” “前者,生理上的。” “真是的。这比较难以消除。” “很抱歉。” “这不是你自己的原因,”他安慰我,“归根结底,也是。不过会好的。” 当然是我的错,我们犹太人,犯罪感从来都是最强烈的。 医生过来了,脸色阴阴的,让我感觉不妙。他冲我笑。这更危险。一般来说, 当他要放肆责备和教训我的时候,他总是皱着眉头的。如果冲我笑,那是因为怜悯, 并非检查结果良好的表示。 “很严重是吧?” “我还需要给你作些别的检查。不是心脏的问题。也不是神经上的,至少不是 病因。情绪不说明问题。说到底,从你的报告来看,我不清楚你到底怎么回事。” 多夫最先反驳他:“可是事实很清楚:她的神经受了损伤。就是这样。” 医生否定了:“没有。刚才做测试的时候,她的神经很正常。没错,它们受了 折磨,但是一切正常。是别的问题。” 多夫不依不饶的:“就是神经上的问题吧?” “神经有问题,但这是其他导致病痛的问题所带来的。我们还没有找到源头。” “是生理上的,这不复杂吧!” “是生理上的但是我觉得复杂。”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问他:“你要把我在这儿放上很长时间吗?” “不会。观察一两天,目的是为了采血样。” “花两天时间采血样?你说的,我受了‘折磨’,但是还没完全变傻!你对我 隐瞒了什么?” “还要作些补充检查。”他加了一句,还是似笑非笑的样子,隐隐透着不好的 兆头。 “什么补充检查?” “真的没什么,要勇敢一点!我现在就做,免得你再疑神疑鬼。跟护士去吧, 她会帮你做好准备。” 我担心地问:“天,帮我‘做好准备’?什么检查?” “就是取点骨髓样本而已……” 我一下子蹦了起来。医生和多夫把我拉住。护士很紧张,跑出去叫人。 “放开我,否则我揍你,我说话算话!我要出院!” “我亲自来做。你相信我,对吧?听我说,只要做得好,一点事都没有!很快!” “多夫,告诉他让我清静点,要不就没什么好结果!” “你就不能让她平静一下,等会儿再做吗?我可不敢保证她的神经不出问题… …” “这非作不可。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好了鱼儿,勇敢点!我需要你的配合!来! 我曾经给患癌症的孩子做过采样,他们都不抱怨,你反倒要和我扭扭捏捏吗?” 看样子,他是要以情动人。 “下流东西……你知道该用什么口气和我说话你。” 他点点头:“没错,我太知道了,我算是认识你了。来吧,我保证尽我所能, 让你尽可能不感到难受。得让我搞清楚你究竟怎么回事,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 情,也是为了那些有可能遇上这类情形的人。” 一刻钟后,他开始了。多夫走到我旁边,使出浑身解数分散我的注意力。老天, 时刻有人护着真是太舒服了。 医生告诉我:“快完事了。还好吗?不算难受吧?我听不及……” “当然难受。不过这是表面的,所以没什么。” “表面的?” 我试着解释给他听:“表面上的难受,比说不出来的难受好受得多。”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分析分析你的骨髓。还应该分析你的脑部,你有点迟钝。 好了,你看,做完了!” 几秒钟后,我觉得从腰部开始,像是被放光了电的电池。又是那种灼烧的感觉, 从脚到头漫过全身,和第一天的时候一摸一样。此时对噩梦重来的恐惧超过了身上 实实在在的痛苦,我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 “你怎么了?我已经完事了,不会碰你了。” “你让我虚脱了。” “怎么会!你有什么感觉?哪里不舒服?告诉我们,说出来!” 这回,真的是疼痛让我大喊大叫了。剧痛卷土重来,还有那种窒息的感觉。说 给他们听?我根本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拼命地寻找空气,就像个疯子似的在挣扎。 我听到周围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在摁住我。我感觉到他们把传感器装到我身上了。 痛的感觉越来越猛烈,变得无法抗拒。我不知道心脏和脑袋哪个会先爆裂。和从前 几次一样,心脏首先放弃了,我又进到了那片熟悉的轻柔的白雾之中,那么舒服, 那么愉悦。老样子,他们的声音变远了,可依然向我飘过来。 “她心肌梗塞了!” “我跟你说了,为时过早!”是多夫。 “好了,心脏又起博了。她这东西真是结实,不可思议……” “以她受过的训练,会熬过去的!” “你知道我怎么看你的训练吗,你所谓的Schmock ?看看这些年轻人,三十岁 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 “你和那些叙利亚人说去!我们干得很好,因为她的心脏又开始跳了!想想她 在那边受的一次次拷打……” “我想了。再做个采样。我把发病前后做个比较。反正她还昏迷不醒。” 几分钟后,我缓过来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呵护:躺在一张很舒服的床 上,破天荒的是在病房里而不是走廊里。而且,是一个单间。 多夫,那个医生,还有三个另外的军医都在场,观察我的温度计,手里拿着笔 记本。 “这回你是真的醒了吧?刚才你给我们来了好几次假象……醒醒,然后详细说 说情况。我们马上带你去吃饭。” 我勉强睁开眼睛,低声说:“不要冰糕。” “什么,冰糕!你没事吧?” “行了,看来这不是幻觉。我真的回家了。” 医生笑了,不过这次是那种友好的笑,而不是藏有不好预兆的笑。 “看到了吧,嗯?你放心好了,我会想办法帮你的。至于你嘛,你把发生的事 都抛到脑后,好吗?保证?” 我向他保证。我目送他离开,又满心忧虑了。我心想,这种情况谁又能安慰谁 呢。 分析结果除了告诉他们要找的东西有还是没有之外,对于血样或者脊髓里的成 分究竟是什么并没能给出令人惊喜的结果。所以,为了搞清楚我被注射进去的成分 配方,他们还得根据表面迹象做理论推断,逐个排查在我血样里出现或者没有出现 的每一样东西。研究花了不少时间,总之是复杂得很。有时候,某些成分被找到了, 但是根本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他们认定是某种东西导致了某种症状,但在 样本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成分。于是绞尽脑汁,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之间兜来兜去。也 有一些成份潜伏在骨髓里没有发作,等进入血液之后就变得有毒性了。 如果不是非此不可,早就该放弃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向这种化学酷刑的始作俑者索要配方。负责“行业对 外关系”的人员通过土耳其人做了咨询,我们和他们有过协议——以物资的力量— —而且他们没少用这类刑罚。没任何收获。他们只有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很奇 怪的是,他们在我的血样里居然连“常规成分”也找不到。事情变得让人灰心。看 来,我是落到了一个使用最新技术成果的人手中。那个混蛋说他们有“市面上的最 新产品”看来并非诳语。不管怎样,这件事对于化学家和医生来说,“很有吸引力”。 他们对研究十分投入,对我这是个大大的安慰。 我试着用自己主动发病的方式来得到某种缓解。这能帮助我“排出”一部分毒 素,否则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越来越痛苦的压迫感,直到突然爆发,这种爆发 会毫无预兆,大白天,大街上,随时随地。 遗憾的是,医生担心这种方式会导致我的心脏和神经系统过度劳损。他们因此 反对。我怀疑他们在找到解毒剂之前,并不希望我把它们排出来。我一点也不想做 个试验老鼠,但我没的选择。 我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我感觉自己活生生的,我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判了死刑。 管他医生怎么说呢,此时此刻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生存的欲望。 2000年9 月的一个早晨,就在犹太新年的前夕,美国人突然来了。一支特种部 队,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部队,来和我们一起训练,接受更加完备的反恐培训。现在 难道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吗?热气蒸腾,我们在和酷暑对抗之下已经疲惫之极,正 不耐烦地等着新年和赎罪日的长假。陪同任务有点无异于苦差使。拜“不合法”的 Krav Maga 之赐,我被钦定了,和我同病相怜的有一个小组,归我指挥。 第一个任务自然是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客人。可惜的是,疲乏使我们的态度正 好走向了反面。我们其实满怀嫉妒,对他们旺盛的精力,未曾被残酷现实磨损过的 天真态度,对和他们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观报酬,舒适的生活,以及从来不缺 少的安全保障。还能指望我们怎么样了?我们的反应乃出于人的本性……而且是被 预料到了的。前一天晚上,指挥官把我们集合起来,给我们做必要的布置。他先给 我们介绍了一通来客的光荣历史。 “和你们想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毫无经验的新兵,而是经受过考验的人。所 以要尊敬和平等对待他们。别把人家当蠢驴似的作弄。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在什么地方打过战?”我们一个胆子大的同伴讥讽地问了一句。 指挥官强调一遍:“我说过了,要以尊敬的态度平等相处。还有问题吗?” 没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一大早,我们开始等。我们穿戴得很整齐。最终衣服又回复到了刚起床时的模 样。快到晌午了,热气也足以把它们给收拾了。 几辆豪华车到机场去接的那些美国人。到总部的时候,我们看着他们从车上下 来,嘴角挂着笑,一人一个大箱子,还有一个体积可观的运动旅行袋。对我们来说, 这个第一印象很糟糕。等到他们中间有人打开箱子,表情无邪地把那些最新款式的 运动同品往外掏的时候,我们开始无比嫉妒。我们为自己对潮流的无知而拘束不安, 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土拉吧唧的衣服也让我们很不舒服。 在这种部队里,总会有那么一位杂志封面般的健美先生。他们也不例外。此人 叫安东·朱尼奥,我们把他的名字引申为“意大利安东尼奥之日尔曼版”,他是军 衔最高的一个。 我们一个同伴小声嘀咕说:“薪水也最高,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从此就和一个 有向意大利人发展趋势的美国日尔曼人为伍了……” 安东有一顶帽子和几套特轻材质的衣服,外面加有防阳光辐射的涂层,里面是 最新式的透气布料“吸汗并保持干爽”。他不像我们,裤线笔挺跟汽车履带压过似 的,而是脚蹬轻便鞋,鞋上带有“在任何环境下都保证双脚清新的气囊装置”,鞋 底式防滑的。他还有一副镜片质量上乘的太阳镜,设计讲究能固定在头上,一块有 指南针和GPS 卫星定位的手表,一个超轻材料的背包,一把比我们至少轻一公斤的 枪。即便是我们中间最抹不开面子的人,也凑过去仔细研究他最后拿出来的宝贝: 一个类似于五加仑汽油罐形状的小水壶,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材质,既坚固又光滑。 “这个壶用途很多,有最新式的温度调节防护层,”他很骄傲地为我们讲解, “重量只增加了一点点,但能在五个小时的阳光暴晒之下保证水的新鲜度。我曾做 过试验,把它放到太阳下面一整天,到晚上,水的凉度和早上只有很小的区别!” 第二天,我们出发到Neguev沙漠进行拉练。神奇水壶“增加的那一点点重量” 显得分量不轻。而且,安东老是打开喝水,进了空气,时间一长,变得和任何一个 水壶里的水一样热,眼看着水在减少而热气在增加。在他做那个了不起的试验时, 当时水壶无疑是关得紧紧的。出发三个小时之后,当安东把水壶举到嘴边,他又迅 速挪开了,露出恶心的痛苦表情。 “水质不行了,”他抱怨说:“我不知道这壶出了什么问题……肯定是碰了一 下,把防护层损坏了。” 恼怒之下,他准备把里面的水倒到地上。我们冲上去拦住他。冲得最快的那个 同伴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水壶。 “你有病啊!如果你不想要这些水了,给我。” “你想要就拿着吧,都臭了!已经变热了。”安东轻蔑地回答。 “对我来说,只要是液体,那就是好的。”同伴嘀咕着,一边把水往他自己的 水壶里倒。 同伴还有不少水,我们都是,所以加上一点就满了。他把余下的递给我们,大 家按照从新到老的顺序,很宝贝地分了——兵龄越长的,越是训练有素,比新手更 容易储水。我们把“重量极轻”的空壶还给安东,他把壶翻来倒去,想找到“将防 护层碰坏了的撞击”痕迹。 这些美国人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传统习俗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在他们打听即将 到来的犹太新年的时候,其中一个表达了思乡之情。他问我一个同伴:“被‘剥夺 了’过圣诞的权利一定很难过吧?” 我的同伴回答说:“不知道,我从来不过圣诞。如果你是问我,不过斋月是否 很难的话……你觉得呢?”他问我,想找个帮手。 “我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每年斋月的时候我都在国内。每次都要增重好几公 斤!” “你真会开玩笑,”安东开腔了,同时在他同伴的背上拍了一下,示意他必须 大笑,因为他自己早就迫不及待地笑开了。 “怎么是玩笑呢?”我们惊愕地问。 “斋月是禁食的,你怎么可能长胖呢!”安东说,还是对着他的同伴,不过笑 得没那么放肆了。 “又是一个对东方禁食习俗1 完全无知的人……”我的同伴小声嘀咕着。 傍晚,训练房里其热无比。孤零零的一个吊扇送来一点风。平时多夫都会关掉 它,怕造成和实际环境的差异。这回我们走运了,他决定让它转去。尽管如此,美 国人还是受不了,不断抱怨和抗议。 “我还以为以色列到处都有空调呢!”安东很不高兴。 我们没必要搭腔。一来是他说话的腔调让我们很不以为然,再则我们有严厉的 纪律约束:只要到了这里,大家都闷头苦练不准说话。我们全心全意地做着精神准 备,慢慢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以活动关节,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脸上一点表情也 没有。安东把这态度看成是瞧不起人,被激怒了,他气冲冲地抓住我们一个同伴的 袖子:“我问你们呢!你们至少也该回句话吧!” “想凉快吗?那就保持冷静。”同伴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走开了。 多夫开始训练。按照老习惯,每当有访客,他的训练量就会加大。我们了解他, 对此早有心里准备。或许我们该事先给这些美国人通报一声。出于良好的愿望,他 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结果在头十五分钟上就筋疲力尽了。 安东红扑扑的脸已经灰白一片,问我:“这得持续多长时间?一个小时?” 我小声告诉他:“两个半小时。” “什么?”他大叫一声。“还有别的吧?我们不可能两个半小时就一直这么练 下去吧?” “不,正是如此。这会儿嘛,还只是热身而已。” “你骗人吧?开玩笑?这是什么鬼的训练?我们到这儿不是来干这种苦力的,” 而是“到阿拉伯人的地盘上去工作!” 我点点头,开始解释给他听:“你知道,执行任务是非常艰难的,具备好的忍 耐力比较重要,在那些地方……” 可是安东打断我,质问多夫去了,后者假装没看见他。这还不足以让这个美国 人放弃:“嗨!多夫!”他大声喊,整房的人都听见了。 我们中间响起一些耳语声,表明了大家的不安。这家伙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直呼教官的名字?这不单轻率,还很危险:他很可能会激怒他的。多夫转过身来看 着安东,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就像准备咬人的獒狗。 安东还在嚷:“多夫,你告诉我,这样的训练真的要持续两个小时吗?你知道 的,我们今天已经做过一次拉练了。” “是吗?拉练?”多夫反问,礼貌得有点过分,还是那副怪怪的样子。“您没 有看过训练计划吗?确切地说,是两个小时零三十分……” 安东还不作罢:“问题是,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们会耗尽力气的。” 我们中间又是一阵嗡嗡的议论声。多夫笑得更欢,牙齿毕露,我们都不认识他 了。我碰上一个同伴担心的目光。我明白。我过去抓住安东的肩膀,把他拖回原位。 “可是……”他声音宏亮地表示不同意,“我在说话呢,和……” “不和谁。现在要做的,是在连累道我们大家之前先闭上你的嘴。”我咬牙切 齿地,小声威胁他。 安东这才发现这些冒着火的责备的目光,多夫的古怪表情。后面这位重新开始 训练,不再多看他一眼。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干什么蠢事了吗?”他问我,稍稍有点不安。 我去找安东,准备带他去食堂,那儿已经准备好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客人在 我们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我看到他躺在床上,已经睡熟了。陪我去的同伴把我拉到 后面,悄声问我:“坦白地说,如果你是阿拉伯突击队员,会放过他们中间任何一 个吗?” 我打量了一下他这保养得很好、无比健康、营养过剩的身子,肌肉很不均匀, 臂肌和胸肌高高隆起而背部和大腿却平平如也,没有任何耐力,脆弱显而易见。 “不,当然不会。” 第二天早上,我正要和部队一起出发去那边占领区,指挥官叫我去一趟。我走 进办公室,他把窗帘放下,瞥了我一眼:“他们自己出发了吗?”他笑眯眯地问我, 对我这可是很少见的。 “没有,他们在等我。” “哦!”指挥官哼了一声,有点不快。“等着,我去安排一下。” 他走出办公室,我听见他在和秘书交待:“去和部队说一声,今天不要等队长, 自己先去,我有工作要和她谈。”他回来的时候面色好看了许多。 “你有比带队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对着我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在证明出 发的命令已经令行禁止。 我表示了感谢,然后看了一整天报告,为下次任务做准备。到晚上了,我部队 的人争先恐后地回来了,冲到我的办公室里,一片抱怨声。我试图安抚每一个人。 真是一场速度比赛。 其中一个抢先说:“我陪的那个,和每一个擦身而过的阿拉伯人打招呼,‘你 好鲍比’!他说人们会对自己取了名字的人不那么害怕。如果说这表示他对每一个 过身的阿拉伯人都心存恐惧的话,那就见鬼去吧伙计!” “至少你不能责备他对危险没有警惕性吧。”我想让他平静下来。 “他拒绝喝茶,要求喝啤酒,下午的时候他又把水给扔了,因为有异味。”另 一个开始汇报了。 “等他觉得渴,就不会这样任性了。” “我陪的那个想扮成阿拉伯人,可他白得像个丹麦人:太阳一照就跟大红虾似 的!帮他找到一盒化妆膏还差不多。有他在我旁边,人人都把我当成游客:我一辈 子都没丢过这种脸。” “挺好嘛!这样一来,你伪装得很逼真,没人会识破你。” “安东把他那块有测时-日历-罗盘-卫星定位功能的007 表给弄丢了。他坚 持要去一个阿拉伯人的警局报案!你说这严不严重?他不听劝告,把我甩了,自己 跑到警察办公大楼里去。当他开始描述那块表的样子的时候,阿拉伯人如临大敌的 样子我就不用跟你说了!” “有意思。为什么不到爆破处去申请一块‘改装表’送给安东,让他明天再去 雷马拉走一趟?” “还有更糟的:我把他拖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他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向我表示 谢意吗?才不呢,他说他要向我的上司投诉!我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上司而你肯定赞 同我的做法,他说,他要向‘你’的上司投诉。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正在你上司的 办公室呢。” “好啊,那又怎么样?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叹口气。 “我那位拉了一天肚子,把所有的卫生纸都用光了。他说我们的后勤水平不行, 也告状去了。” “没什么,受点批评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够小气的。” “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波 士顿来的!”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调侃他说:“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 己的口音吧?”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脚乱,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随他们 去了。 “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 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 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 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 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 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 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 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 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 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 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 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 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 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 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 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 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 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 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 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 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 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 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 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 ——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 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 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 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 极力为Krav Maga 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 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 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 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 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 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 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 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 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 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 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 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 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 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 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 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 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 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 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 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有个为我们准备“年度总结”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他和我聊什么耐 力和计算机,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 晓,无所不能。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趁我不在的时候。他知道我那会儿 不在。什么东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 国家,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我心想,三四 十年来这段话利用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可笑之极!他有什么资格来 评判?在他眼里,什么是“东西”,什么又是“人”和“什么也不是”?在他看来 我又是什么?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可能“什么也不是”。这是明摆 着的。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但那又 是什么呢?国籍?理想?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这值不值得呢? 没有人可以评判。我更倾向于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 和死亡。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忍无可忍。他自以为是地认为, 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 照他这么说,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找出危险, 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还自以为聪明 绝顶吧?“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 步阐述。饶了我吧…… 开完这“通气会议”往外走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说: “对这种小把戏……” “这不是什么把戏。”他生硬地打断我。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你以为他们会知道你说什么吗?” 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怀疑,没有答腔,面无表情。 2000年11月2 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 市场附近遭遇炸弹攻击。两死十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都在看指挥官用电脑玩扑克接龙游戏。一个磕巴也没打,我们都被他的表 演给迷住了:手手牌都一气呵成,没任何间隔。我鼓足勇气,向他提了一个憋了好 久的问题:“你怎么做到出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呢?” “我不加考虑的时候才能赢,尤其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赢。” “为什么?” “一旦意识到赢了,我就会开始判断,就会输。”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 原来这就是他的杀手锏。该把这叫做直觉呢,还是鲁莽?想到他很可能像玩牌 这样对待他的部下,我觉得非常反感。我被强烈的报复念头包围了。我起身往外走。 走到平台上的时候,回过身对着他大喊一声:“你正在大获全胜。” 立竿见影。他一犹豫,节奏乱了,出了一张臭牌。他气疯了,把鼠标往桌上一 丢,冲着我:“你给我滚!” 没错,我早滚了。 2000年11月20日:负责接送Kfar-Darom村孩子们的一辆校车被炸。两人身亡, 九人受伤,其中有五个小学生。 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恶化。抓了很多人。我说很多,已是成百上千。黎 巴嫩和叙利亚各自的境内都在高压之下,我们好几个联络员变得束手无策。急需找 到解决办法,并且取消我过于频繁的往来穿梭。即便是那些最老实的黎巴嫩人,也 开始对叙利亚人的占领进行反击。以色列人已经撤军,他们不再有被人视为“亲犹” 叛徒的危险。可是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抹掉人们二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恐怖,还有无 所不在的告密。 叙利亚人得到消息了,正在寻找明确的某个目标?或者不过是杯弓蛇影,仅仅 是某些勤勉的官员的额外工作?我不清楚,也等不及事态平息。我动身了,去尽快 把那边的工作做个了断。 抵达贝鲁特机场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直奔市里的商业区,然后搭乘公共汽 车去了另一个坐落在小山岗上的居民区。一个联络员接到我,给我说了说最新的情 况,然后把我送上去城郊的汽车。在那边,另一个接头人把我带上他的破卡车。我 们一起横穿黎巴嫩,过了边境线,在到达“工作点”之前又跑了六百多公里。这是 我第二次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地。我有一种警觉,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预感。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五个孩子的父亲。我对他所知甚少。可是,一种从 未有过的焦虑总缠着我。内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说:“看啊,看看,好好看 看!你什么也没看见吗?你应该能看到的,在视线之外还有些东西,你应该能察觉 的,在感觉之外还有些感觉!”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心,胃,还有一切能 够开动起来的器官我都全力以赴了,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我很恼火。 “你家里有人知道你来接我了吗?” “没有,不过我父亲有点多疑。他不让我开自己家的卡车来,所以只好借了一 个朋友的车。”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要找的原因。 “你在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下,我自己接着走。” “你疯了?坐公共汽车,你得花上两天时间,而且至少倒六次车。” “这无关紧要。按我说的做,然后你直接回家。” 他服从了,把我放到车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自己开车走了。还比较运气,只 等了四十来分钟,车就来了。在第一个关卡,我看到那个接头人已经被捕。消息很 快就在车上这些等着重新开拔的旅客中间传开了。他们互相打听,还向路过的士兵 打听,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我从这些传言里得知,是他一个表兄告发了他。在告密 成风的环境下,亲戚也会互相举报。在这个美妙的国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坐着公共汽车,我顺利过了关。可惜他们还疯得不够彻底,到下一个关卡,所 有的旅客都被拦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困在一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更倒霉的 是,一帮当兵的刚刚赶来这里解救他们毫无经验的长官,有几十个人他们的做法表 示抗议,把这长官给围住了。 旅客被粗步分成两拨,像我这样持欧洲护照的人很快就被检查完了。接下来就 复杂了。由于场面失控,审讯无法进行——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也无法核实 身份——这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军官对此所作的反应和所有无能之辈如出一 辙,也就是大发淫威。为了镇住大家,他下令狠揍一部分人,再关上一部分人。 我被列入了被关的那一部分,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因此逃过了一顿打。至 少暂时如此。第二天,他们宣布,我们将被送到最近的一座城市去,一百公里之外, 好进一步审问和查证身份。我使劲地琢磨:这么长的路程,这么糟糕的路况,我还 是有可能干点什么的。他们肯定会睡觉。如果我跳车,他们可能会开枪。问题是去 哪里,怎么去?去既定目标是不可能了,唯一的去路已经被布控。横穿旷野可能需 要半个月以上,何况我没有食物,也没有钱和证件,更别说接应的人了。 根据这个城市驻防有重要的兵营来看,它可能和中心数据库是联网的。虽然计 划被打乱了,但也许让他们把我带过去更好。我不太了解这一片的情况,不过如果 我想完成任务的话,这个行动方案看起来还是可行的。记得有人说过,要敢于随机 应变……干我们这行,这绝对是个最难以决定的决定:见机行事。 和我一起被抓的这些人远没有被制服。上卡车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阵小小的 骚乱。士兵对付他们的是棍子和枪托。乱成一团,受伤的,头破血流的,手断脚断 的。我想,这会儿可不能把Krav给忘了。我躲过一下,反击,然后从摔倒的士兵手 里把棍子夺了过来。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决定抓住机会,只要打倒一个,我就溜之 大吉。手里有了棍子,我很容易就把前面这拨士兵给冲开了,夺路向一辆正在轰轰 作响的汽车跑过去。倒霉啊,几个士兵同时跳过来了,我膝盖上猛地挨了几下,接 着背上一下,大腿上被踢了几脚,还被猛抡了一棍。总之,不是反击的最后时机。 疯狂的场面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是吼叫整队,我被扔上卡车。好几个小时的 路程。到军营里,我们在逐个受审之前先被关了一整天。轮到我,除了坐下的时候 出点状况,还算顺利。一个叙利亚的上校坐在桌后,我缩在他对面,周围有几个卫 兵。有个细节让我心里一动:桌上摆了一台很不错的电脑。我看了一眼和网络对接 的连接线。老款型,不是RJ45,而是粗圆头的,插头那种,没有像电话线头上那样 的安全止回阀。我想把它拔下来,可坐得太远了。瞅准机会,我突然站起身来,往 办公桌走过去。一个卫兵狠狠给了我一下,我倒在地上,把连接线悄悄扯掉了。 如愿以偿。过了一分钟,上校先生嚷嚷网络坏了,要把“网络维护人员”叫过 来臭骂一顿。看都没看一眼连接线。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进行,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信 息工程师的名字和头衔。不难找到他的办公室。只要找到他的机子,也就不难用上 老办法。我只要查一下他机上的连接记录,看看哪个是刚刚断开的。有意思,简直 是小儿科。 信息工程师一来就发现连接线掉了,他很快醒悟过来,阴阴地看了我一眼。我 装傻,别人也都没在听他的怀疑论断。上校还在骂,说“好多地方有问题”。工作 范围不同了,工程师的活儿一时完不了。 趁他们全都围在屏幕前,我站了起来。没人管我。他们忙着向工程师证明“好 多地方有问题”。我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他们还在继续骂人,没谁注意我。我把挂 在办公室角落里的钥匙圈拿过来,又走了两步,到了门外。我把手铐打开。 在楼的入口处,我问到负责计算机的上校办公室怎么走。一个秘书很热情地指 路。我去了。办公室没人,数据服务器是打开的,已经登陆。不需要密码,也不需 要其他诸如此类的步骤。我开始操作。 五分钟后,工程师往回来了,一路骂骂咧咧。我身上有一个微型喷雾器,用来 脱身足够了。继续。我听见走廊里的叫声。上校在找我。秘书说我问过信息工程师 的办公室。嘈杂声逼近了。我跳到门边看了看。他们有四个人。对我来说太多了点, 我只有对付两个人的药剂。再说工程师也没带枪。 我飞快干完电脑上那点活,又飞快验证了一遍。可以了。我把门大敞开,躲到 门后。他们冲进房间,没看见我,我迅速溜了出去。去大门时间不够了,我冲进带 窗户的第一间办公室,跳了出去。等再听到他们的声音时,我已经跑出老远了,可 惜我的膝盖被昨天晚上那几下给弄伤了,痛得很利害。突然,气喘不上来了,眼前 发黑,耳朵里尖鸣。我好歹在他们追上之前钻到了一辆汽车的下面。我一动不动。 他们到处搜,就是没有弯下身子。这种最基本的老一套,屡试不爽。不过还得碰碰 运气,找到一辆排气管噪音小又不会立马发动的车。这很不容易。 夜深了,我爬出来,关节都硬邦邦了。上车,慢慢出发。一路没碰到路障,畅 通无阻。我顺利到达先前那个接头人住的村子。我本该一刻不停地离开这地方,可 是我没有。绝不能让这个联络员就这么完了。我帮不了他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警告 一下那些告密的人,他们玩的是危险游戏。 他的老婆和五个孩子热情接待了我。他们认识我很长时间了,那两个最小的孩 子还是我看着生下来的。 “你来了!”她喊起来,“阿拉是仁……” “仁慈,对,对……你好吗,达米拉?有什么消息吗?” “他们把他抓走了,你得帮帮我们。” “我知道,可现在怎么样了?你能去探他吗?”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如果我做的到,达米拉。你知道,如果阿拉要我做些什么,我会的。” "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我和孩子们怎么办啊?他们会杀了他的。他们说他是叛 徒,他们要杀了他的。“ “你确定吗?” “是的,他们要杀了他的。” “可是,我帮不了他。”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孩子们,去跟她说,要她一定帮帮我们!” 约瑟夫,就是最小的那个,才五岁。他抱着我的腿不放。孩子是我的软肋。战 争我喜欢,但不是和孩子。我所想像的是大人的战争,好人一边,坏人一边。如果 对面站了一半坏人,四分之三的好人,还有蹒跚的孩子,这不是我能接受的游戏规 则。 我的目标很明确:那个本该小心行事的倒霉家伙就随他去吧。我不想管他。我 只想找到那个告密的表兄,然后把他干掉。再说,如果我不采取一点行动,他们会 丧气,会失去对我的敬畏,甚至可能出卖我。孩子们粘在我身边,好像对即将发生 的事情很感兴趣。他们一夜都在和瞌睡作斗争,为的就是不要错过我第二天一早动 身。他们还是没抗得住,我一大清早爬起来,只叫醒了那个十七岁的老大。作为将 来的一家之主,他必须参加这次惩罚行动,而且既然生在这个混乱的世道,他有必 要了解一切该怎么进行。我找到那个表兄,做了该做的事情。他跟着我。他很害怕, 根本没了为父亲报仇的心思。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安慰他,为的是不让其他人看到他 这副样子。傍晚时分我们回到家中,在翘首以待的家人和邻居面前,他趾高气扬起 来,俨然一副他自己指挥了这次行动的样子。 我看他表演了一番,然后悄悄站起身准备离开。我感觉有只手拉住了我的衣角。 约瑟夫,又是他! “你怎么了?去听你哥哥讲故事吧,我走了。去,到那边去!” 和他那些只对报仇行动中的血腥细节感兴趣的哥哥们不同,这个小家伙爱他的 父亲。他要我帮忙救他父亲。我沉下脸来。孩子仍然在恳求,耐心的,小心翼翼的。 我把脸板起来,冷若冰霜。他不放弃。我装作要去和他母亲说话,从后门溜了出去, 上车,发动。我怎么可能为了满足一个孩子,就去闯军营呢?就算我做到了,他们 以后又能怎么办?这一大家子又能去哪里? 从后视镜里,我看见约瑟夫跟在汽车后面,拼命地跑。我踩下油门。 走出三公里,车胎爆了。在这种满地碎石的路上,常发生这种事。我着手换胎。 千斤顶的把手断了,我耽搁了不少时间。他们怎么回事,总是这些破工具?我等于 没了手柄,又气又累。我在地上躺了足有五分钟。老习惯,我干脆睡了一觉。这些 天超负荷运转,一刻不停,睡一觉感觉会好点。这里没人路过,没什么危险。突然,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把我弄醒了,很轻很轻,就像是有小动物溜到了车子那边。我睁 开眼睛,跳了起来,只见在离我还有相当距离的地方,有张脸红扑扑的,充满了高 兴、希望和激动……约瑟夫。 “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看……只见一个从未见过的小人儿,正一本 正经地看着我呢。‘对不起’……”1 “爸爸他说过,需要的时候你总会在的。” 梦醒了。醒着呢。 “别说了!我们就去想办法帮他,你那愚蠢的父亲。” 突然间,千斤顶的把手不那么短了。我动作迅速地把胎换好。我们回到村里。 我苦思冥想,想找到一个不那么自寻死路的方案。从笨蛋变成傻瓜而已,总之还是 疯了。就像多夫说的,荷尔蒙的变化会让女人同情心大增。这话应验了。至少,基 本上应验了。 我从他家人和邻居中间挑了几个志愿参加的人。人手倒是不缺。所有的人都跃 跃欲试,总之是害怕被人说成“背叛”了父亲或者邻居啊,朋友啊什么的。我就这 样找到了一队帮手。他老婆在探监的时候“看到”过关人的地方,我费了老劲—— 为了让她情绪平静下来,给了她两巴掌——才让她详细描述出那里的具体情况。我 给每个人布置好任务,环环相扣。我又威胁了老半天,那个老大总算去当局那里告 发了我。顺顺当当地,我被抓住,由两个士兵押到牢房。整个晚上,既没有长官提 审,也没有飞电传书:上报要等到第二天。 我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两个沉睡的士兵给解决了,找那个傻父亲也没费周折。我 们穿上那两个士兵的衣服,向最近的出口走过去。当班卫兵还是问了一句,这么晚 了去哪里。我希望联络员能用他那沉沉的声音回答一句。哦老天,他慌了,拔腿就 往外跑。卫兵端起了枪。我一把将他击倒,也开始跑。凭着那把冲锋枪,我们用火 力掩护着各就各位的同伴。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顺利。我们趴在隐蔽处,向追过 来的士兵还击,将他们堵在远处。 这时候,两个最小的孩子应该是呆在卡车里不动的。没这种好事。约瑟夫,那 个小王子,一看到他的父亲就猛冲了过来。我扑上去截住他,直接把他往前面抛出 去好几米远。回身趴下的时候,我肩膀中了一弹。正如所料,孩子见我摔倒,大叫 一声向我跑过来,一下跪倒在我旁边,他被两颗子弹打中了,一颗打在腹部,另一 颗在头部。他倒在我的怀里。我感觉到他的小手蜷紧,头垂在我肩上,血和我的流 在一起。我听到他微弱的呼吸嘎然而止。我像是就此过了一个两个世纪。不用说, 我从此将受不了再谈论和他有关的话题;不用说,当某些晚上回忆重来,朋友就会 听到我喋喋不休,大讲白痴笑话。 一个感情丰富的小人儿,那么聪明,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勇敢,心里有那么多 的爱。真的,他是这残忍世界里的一个异数。他这样的人儿,怎么可能存活于这样 一片土地?我们不得不毁灭一些东西。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失去了同情心。或者说, 我们假装失去。总之,大家都只能如此。 说说我的伤……执行了各种各样的任务,到目前为止我还算幸运,腿上中过一 枪,但只打中了肌肉:痛则痛,没有大碍;另一枪擦破左臂,表皮伤而已;还有一 枪险些打中我的头,但“不过是”受了极大的震荡,除了昏睡几天、神经受损和头 痛之外,没有其他后遗症。 这一次,子弹打进了左肩。血肉模糊,肩骨碎成十几片,弹片也在里面炸开了。 难道我不能像电影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吗,被打中,爬起来,继续往前冲?从未 受过这么猛烈地撞击,左手的枪飞了出去,我人则飞向相反的方向。刚开始,肩上 像是有千斤重担。紧接着,全身痛彻心肺,心就像蹦了出来,每吸一口气,肺就跟 炸开了似的,满嘴血腥味儿。头昏,然后是眼花,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觉得自己 是在向一片红雾里跑,越来越浓,旋转,旋转,旋转…… 我说不出是生还是死。痛到极限的时候,我反而掉到了一片无痛之地,没有时 间,没有尽头,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没有内疚。永恒,迷人。就让我慢慢走到这 片天堂里去吧。世界因此而显得那么飘浮,虚假,那么让人厌倦。所有的忍受都毫 无意义。多好啊,永远地解脱。 联络员赶到身边,把我扔上卡车。我还感觉到,他把儿子的尸体扔到了我身上。 我们一直开,直到一个稍微安全点的村子才停下来。他们找来医生。神智不清之中, 我听到他们要我放松,要给我动手术。光是取那颗子弹和四散的碎骨,手术就持续 了八个小时。他们没办法继续了,因为我失血太多。该死的弹片就随他们去吧,医 生把伤口缝合,全力止血。整个手术只用了一点土法配制的麻醉药。他们用樟脑和 薄荷调制的药膏为我退烧,每隔一个小时给我灌一碗药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 是用来恢复体力,这药水极其反胃,我喝两碗吐一碗。治我的法子有多少,我受的 罪就有多少。没有西药,没有抗生素,因为这里压根儿就找不着。完全靠自行恢复。 我不知道他们在茶水里放了什么,反正见效了。 高烧昏迷了好几天,当我终于醒过来的时候,我坚信自己已经下了地狱。没办 法呼吸,说不出话,每动一下都翻江倒海地痛。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人,这 些勇敢的人,一再安慰我,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会把我从这儿送出去的。我想对他 们说:老天,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了吧! 稍好一点,我们就上路,一站接一站。路况极差,我痛得彻心彻肺,每次清醒 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好不容易,到边界了,回家了。瞬息之间,另一种语言 在我耳边响开了,声音那么的热情洋溢,还有现代文明,空调,无处不在的喧嚣, 氧气,输液,医院,以及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以色列大夫,他们替代了苍蝇的位置, 在我眼前飞舞。上百种的检查又来了。 我又变得自弃。一个同伴过来陪我,守在身边不断鼓励。他握着我的胳膊,就 在约瑟夫曾经握过的地方。这只手带来的感觉,令我陷入了无边的苦痛。一如通向 地狱的路就在眼前铺开……我只有一个念头:从这个充满苦痛的地球上消失,永远。 接下来所经历的,和以往没什么两样。我回复了常态。 从情报效果来讲,这次任务非常成功。系统运行出色。我因而得以消停了一段 时间。我甚至受到一些大人物的接见,听了无数的表扬,以及对于未来的所谓许诺。 对于眼前一切,我找不到特别喜悦的感觉。 这次任务给我本来就不太正常的神经系统带来了新创。我察觉到,我的自控能 力已经一落千丈。我正滑向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