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自豪的家庭(3) 纳胡姆·戈德曼是一位重友情、守诺言的人。1976年母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 毫不犹豫地给他打电话,请他营救。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 使我母亲尽快得以释放。 这样,我们家成为处于探索对话初级阶段的特殊地点,而这样的地点值得存在。 只见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士中曾有以色列议员兼《这个世界》周刊杂志社社长乌里· 阿夫内里、阿拉伯事务专家埃利泽尔·贝里、葡萄牙未来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 哲学家埃贝尔·马尔库斯、弗朗索瓦·密特朗顾问埃里克·德·罗特希尔德、让—保 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夫瓦等。还有曾起草联合国242 号决议的英国外交家卡 拉顿勋爵。他的到来,由于我的缘故引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我好多次听说过 242 号决议,当时并不认为这个协议对巴勒斯坦有利。卡拉顿勋爵坐在客厅的扶手 椅上,我端着小点心走近,毫不犹豫地重复念着事前记住有关他与决议的话:“卡 拉顿不好,不好卡拉顿。”无论如何,事情很清楚:母亲和卡拉顿的交谈是平等而 坚定的…… 我们家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地方,载满人的汽车停在家门口。他们都要看看这位 巴勒斯坦女性。她更常常向以色列当局挑战,并通过媒体大力鼓动群众行动。 然而,母亲也受到不知情的巴勒斯坦同胞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她何以在家中接 待那么多以色列“敌人”。在被软禁的大约四个月期间,她幽居家中,甚至不能到 平台上看看太阳。我们全家难以忍受这种局面,随即发动了一场声援活动。她出不 了门,大家干脆来看她。以色列当局为了控制来访者,专派一个巴方警察记下他们 的名字。这警察若不造成堵车,便不能完成任务。这个警察是条好汉,不久便辞职 不干了。当时,与其让他坐在我们家门口,不如请他进来喝咖啡;他喜欢看电视, 爱看埃及味的连续剧《达拉斯》,不落下任何一集。巡逻的以色列军官见他不在岗 位上,便来敲我们家的门;见他竟然坐在电视机前,还端着一杯咖啡,他们简直目 瞪口呆了。 尽管有这些开心时刻,我们有时也会失去勇气,我们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变化。 年轻人的游行示威仍然遭到暴力镇压。往往是他们倒在以军士兵的子弹下。这些大 兵都是同龄人,我们甚至偶尔接待过他们的父母。 记得那时一个小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约六岁……他的母亲曾是以色列左 派记者,名叫娜奥米·加尔。她常来看望我们。两位母亲谈话时,我和戴维玩,这 是他的名字。他亲切可爱,讨人喜欢。岁月流逝,后来我们离开纳布卢斯,迁到拉 马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是亲爱的女记者朋友寄来的。信中告知我们,她 的儿子已到约旦河西岸服役。对此向我们深表歉意。我承认,自己非常反感,想不 到儿时一块玩的这个小戴维,竟然会在某一天游行示威时向我开枪!他母亲给我解 释说,他不可能违抗命令,一方面,这封信写得动人,诚恳解释,尽量辩白;另方 面,戴维身着军装,在我对面用枪瞄准我的样子浮现于眼前。他究竟想干什么? 对游行示威暴力镇压,且不提后来镇压大起义,曾激起以色列社会部分人们的 真正抗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尽管有这些善良的感情,我们 的兄弟姐妹却不容申辩地一一倒下。先向你伸出友好之手,转瞬间又朝你挥动他们 的枪。对这些人惯有的两面性,我至今仍然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