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特勒在家和外出的日子 回柏林后,我很快便意识到,希特勒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总理府似乎静寂空 荡,静得出奇。希特勒已经去了西线,指挥进攻法国的行动。他的这次出行持续了 两个月。很多随从人员与他同行,其中包括威廉·布鲁克纳和沃尔特·海威尔。 希特勒外出后,我便闲了下来。我来到总务处,人们给了我一张购物券,可以 购买一套新制服。我先是在腓特烈大街一家商铺买了双新长统靴,接着,又去了更 远的陶恩沁恩大街。这条街一直通向库达姆大道,一家替希特勒缝制衣服的服装店 给我度身订做了一套制服。我可以按传统样式缝制,即和兵营的绿灰色制服一样, 但这次的布料质量要好得多。第一条裤子完全是直筒的,第二条的大腿处则宽松得 多。上衣和卫队师的一样,左袖口上有块细布条,可以看到希特勒的名字。 在总理府,我遇到了很多人,也有突击队的同志,我还抽空和他们攀谈,但只 一小会儿。我先是和奥古斯特·科伯闲聊,他是这里的“老人”之一,也是衣饰有 纳粹镀金标记的人物之一,年纪约莫30来岁。后来,我们走得越来越近。他是传达 室(即主要入口)的负责人,我俩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科伯很有钱,有人说他是 百万富翁!他曾是一家企业主,这家企业专门用巨型卡车向全国各地运送修建高速 公路需要的砾石。后来,通过观察,我发现他是希特勒身边少数几个可以公开向其 进言的人。和其他护卫突击队老队员一样,科伯于1933年加入战旗护卫队。这是一 支由约瑟夫·狄特里希领导的希特勒私人卫队。狄特里希是希特勒的亲信,对其忠 心耿耿,但我却很少在总理府看到他,只是在纳粹政权摇摇欲坠的日子里,他才更 加频繁地到希特勒那里出谋划策。 在“老人”中,马克斯·阿曼曾在6 月间到法国去与希特勒会面。他回来时, 我得知在希特勒短暂停留巴黎期间,他一直紧随左右。这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 则,在官方会晤或重要出访中,陪同“领袖”的卫兵实际上都是根据其资历选定的。 伴随希特勒参加与墨索里尼会晤的全是他当初的老友,随同希特勒前去贡比涅森林 参加与法国停战协议签字仪式的也是马克斯·阿曼及其他一小部分人。我得承认, 这种指定方式倒是令我感到高兴。远离这类大事,反倒带给我不少平静,至少当时 如此。 我还可以列举奥托·汉森、阿道夫·迪尔(别名阿迪)、赫尔穆特·贝尔曼、 施洛特曼和吕的例子,我已经忘了后面两人的名字。有人说,他们一起组成了护卫 突击队的原始核心力量。在希特勒执政前,他们都是其随从,现在和我保持着非常 密切的关系。 卡尔·魏歇尔特是突击队的另一重量级人物。他处于“年轻人”和“老人”之 间,是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表现得非常典雅,言谈举止中透出 一种超乎寻常的敏锐。魏歇尔特总是找时间助我一臂之力,对我的工作提出一些忠 告,告诫我在公开场合或在希特勒出席的小型会议上应采取什么行为方式,后来, 他成了我的一个得力帮手。 在希特勒返回前这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操作电话总机,那种设备在 当时相当先进。机器设计于1939年,它的运行方式不是插头系统,而是按键、拨号 盘和一个能迅速识别的彩色编码。唯一的红灯是专供希特勒使用的,其他的是白色、 绿色和黄色。总理府的电话号码实际上是希特勒私人房间的号码,即120050. 这个 号码从未变过,直到第三帝国毁灭。 这部机器无需通过邮电局的中转就能接通任何地区的电话。我们是完全独立的。 我也一样,有一个专用号码,任何时候都可以接通。在120050的基础上,再加拨157. 有一条电话线直达我的房间,再后来通向我和我太太的房间。这是邮局技术人员赫 尔曼·格里茨帮忙安装的。也正是在这里,在电话总机前,我第一次碰到了奥托· 根舍。我们年龄相同,但经历迥异。根舍出生在耶拿市,很早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 团和阿道夫·希特勒卫队。当时这些组织刚刚成立,他很年轻就获得了少尉军衔。 在总理府,在我到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常在楼道或传达室碰面。和某些“老人” 一样,他常常絮叨说自己也想参战,成为一名手持武器的真正军人。如果我的记忆 没有出错,根舍曾上过前线,后来,在1943年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私人副官。 在这一时期,没有一位突击队员向我打听我在纳粹党内可能担任的职务,没人 试图了解我的政治态度。我想,能够加入卫队,更不必说是在护卫突击队,本身就 是一种证明,表明我已经加入到这一事业中。更笼统地说,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不 在讨论之列。人们从不议论这类话题。我好像没有听到谁谈论过政府。任何时候, 对领导人的选择或决定都不会在我们的讨论中触及。在我们当中,交谈的话题主要 是家庭、军旅经历、荣誉称号、战斗故事或历史、最近的中彩情况以及经济成就等。 作为战争伤员,我也有几个故事值得吹嘘。我似乎感到,它给了我某种地位,尤其 是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可以说使我处于有利位置。 希特勒是在盛夏返回柏林的,由于对法战役取得了最新胜利,他受到了热烈欢 迎。我的紧张工作重新开始,只要他在柏林,工作负荷就会急剧上升。 我每天都能更多地了解希特勒的个人生活是怎样安排的,他每天的工作是如何 运作的。一般是些固定约会和根据明确指示安排的活动,可谓是一个高效运行的系 统。另外,直到纳粹政权的最后日子,除了遭盟军轰炸的时候,总理府的日日夜夜 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 希特勒每天的最早会晤是从临近中午时分开始的,不会提前。希特勒睡眠极少, 但起得很晚。他的一天一般是从上午11时开始的,有时甚至是11时半。来访者一旦 经过传达室,我们当中便会有人陪同他来到位于总理府正后方的兴登堡客厅。希特 勒亲自到这个宽阔的大厅迎接客人的情况并不少见。午后不久,上午的会见完毕, 他就和副官们以及军方人员关在一间办公室里,对局势进行一次分析。会议一般要 持续到下午两点,常常会更久一些。 大家一般是在一楼餐厅用午餐。去餐厅时,必须横穿大堂,经过另一间相对小 些、面朝冬季花园的客厅,然后来到一间被称为“吸烟室”的房间,尽管希特勒在 场时从来没有人抽烟。来宾一般在这里等候,与希特勒共同进餐时则进旁边的一间 房。在这里,大家上桌前可以谈论任何话题。除了官方招待会和盛大宴请是在冬季 花园另一侧的大餐厅举行,来宾一次很少超过10位。我们突击队的人负责当天上午 打电话预约客人或直接邀请他们。通常的情况是,希特勒的传令兵到电话总机室找 我们,给我们一张拟邀人员名单,我们负责通知。我很快发现,上头越来越多地在 最后一刻让我们亲自去找客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学会了如何找到他们,例如,有 些纳粹官员途经首都时,会下榻佳益酒店。我还常常给纳粹领导机构打电话,找他 们的领导或有空的纳粹区长。 有一条规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希特勒不希望在餐桌上看到两个从事相同职业 的人。据人们向我转述,有一次在饭桌上,他无法忍受两名外科医生或两名建筑师 在他面前争论。他由此得出结论,他们的行为只能归咎于他在场,他们不过想吸引 他的注意力,如同一个家禽饲养场里的两只公鸡。他不想再看到此类事件的发生, 我们必须留神。 除了两三名秘书、一名副官外,桌上客人通常包括一名医生、一名建筑师或艺 术家,他们中还要再加上一位国务秘书或纳粹党负责人。当我们打通电话,通知对 方到总理府与希特勒共进午餐时,对方一般都是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有时会在短 暂惊讶之后作出回应。只有很少几个人,如约瑟夫·戈培尔会毫不犹豫地谢绝邀请。 这位宣传部长经常会在最后一刻借口有事或工作太忙而拒绝与希特勒共进午餐或晚 餐。 在柏林总理府,我没参加过几次有希特勒出席的宴请。我一般是站在门后,更 常见的情况是在传达室或电话总机值班。我只能说,在德国仍频频获胜的那个时期, 希特勒的话很多,常常是一打开话匣子就没个完。我必须承认,这一时期,我对这 类讨论没太留意。是胆怯,还是军人的谨慎或担心知道的太多?我说不准,也许这 些原因都有。我从“老人”的嘴里得知,希特勒在饭桌上以谈论艺术、科学或历史 话题为乐。而且,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他吃饭时从不谈论政治或军事范畴的问题。 午餐后,希特勒接着开会,最常见的是与某人单独交谈。有时,他可以和一名 参谋部成员、一位大使、一位部长或一位金融家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这类来访一般 是在喝茶的时候。希特勒习惯邀请来宾到冬季花园散步,这个地方似乎深受希特勒 青睐。在这里,他曾与空军司令、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纳粹党总管、得力助手 鲁道夫·赫斯以及约瑟夫·戈培尔进行长时间的、经常性的交流。他们很少坐下来。 在这些会谈中,他没带一片纸,也没有任何资料,而且,我从未见他用笔记录什么。 离他们不远,总是有一个我们的人。有时,希特勒身边有一名待从。而当希特 勒与某位将军或高级将领谈话时,他的军事副官几乎全都跟在旁边。另外,在第三 帝国走向末日,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希特勒在园中散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且只有国防军副官相陪,如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鲁道夫·施蒙特或威廉姆斯· 布格多夫,尤其是在最后的几周。 傍晚时分,一旦会议结束,希特勒习惯返回自己的房间,这是他休息或看书的 时间。如果天气好,晚饭前,他也会独自在总理府花园里转上一圈。这时的情况也 一样,我们紧随身后,从未远离过他,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能够看得见他、喊 话能够被他听见的范围内。除了我们在场外,德意志保卫部的一个警察小组也昼夜 在这片树木繁茂的地域警戒。 从兴登堡客厅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上去,就能来到希特勒的房间。他的私人房间 位于楼梯右侧,第一间是书房。我已记不得书架上有些什么书,只记得有一套大型 藏书,是12卷的迈耶尔大词典,听说希特勒很喜欢阅读这类书。接下来是客厅,正 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占去了相当大的空间。桌上总是放置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报纸、 杂志,还有希特勒亲自画的草图或是阿尔伯特·施佩尔给他弄来的建筑图纸。从这 里直接可以去淋浴间和卧室。卧室相对较小,大概长5 米、宽6 米。床也不太大, 主结构是黄铜的。 在床上方略微靠右的墙上,挂有希特勒母亲的画像。当他躺下时,画像就在他 的头上方。床边有一张小圆桌和两张靠椅,这算是最古老的东西了。左侧有一个挂 衣服的壁柜。从这间房可以直接进入另一间留给一位名叫爱娃·布劳恩女士的房间, 不用经过楼道,她是希特勒的情人。我只是在后来,即希特勒从西线返回后不久, 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她。 在希特勒这些私人房间的尽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一间是侍从的,另一间是 供希特勒进行某些私人会面的,比如他妹妹来柏林拜访他时。这间房被称为“楼梯 间”,因为要上三级台阶才能进入房间。房间里布置很简单,仅有一张桌子和四张 椅子。 房间外面,走廊面向大楼的右侧,就是我住的那座楼。这里还有一间希特勒秘 书的工作间。再下三级台阶,就是几位副官、沃尔特·海威尔和奥托·狄特里希的 房间。狄特里希常常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其新闻官海因茨·劳伦兹用。希特勒的另一 亲信、卫队老板塞普·狄特里希在楼上也有一间房,虽然他极少在总理府露面。 在前厅的另一侧,有一间很少使用的小餐厅,正好在希特勒私人房间的旁边。 从这里可以去一间专供大型场合和军事会议使用的会议厅,会议厅位于总理府的另 一侧,即国防军侧楼,与副官和我居住的副楼遥遥相望。主要出入口也在这个侧楼 里,一天24小时都有我们的人把守。 晚上,如果没有贵宾或官方招待会,晚餐一般在晚上8 点过一点开始。客人的 数量和午餐时一样,我们负责找人陪同希特勒进餐。席间,一名服务员会送来最新 的影片清单,一旦上完汤,电影就可以开始了。 电影在我们称之为音乐厅的房间上映。这个大房间靠近吸烟室,与楼下的小客 厅相连。如同我来之后的几个月里多次发现的那样,希特勒喜欢美国片。我不记得 那些在总理府上映的影片名字,只记得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这是我们看的第 一部彩色影片。放映的那天,我正好在房间值班。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显得十分高 兴,对影片赞赏有加。他立即让人打电话叫戈培尔过来,他要告诉后者,德国技术 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拍出类似的影片。讨论结束后,他们各自重新坐下,开始第二 次观看这部影片。 有天晚上,我隐约记得大概是在1940年或1941年,希特勒观看了查里·卓别林 的一部影片。我已经记不清影片的内容,也想不起大厅里人们的反应。我只知道, 大家看到了银幕上的卓别林,仅此而已。我确实无法描述得更为详细一些。 负责找影片的人名叫艾里克·史坦因。大部分片子是从戈培尔的宣传部弄来的, 宣传部位于总理府的正对面,即沃斯大街的另一边。有时,史坦因要到哈克广场附 近的电影仓库去找,该电影仓库位于柏林老区。 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来到吸烟室,面朝壁炉。他身边是其他客人、几位参谋部 成员和一名医生。大家在这里喝茶,有时也喝点香槟或其他烈酒。希特勒喜欢喝茶, 拒绝任何酒类,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一天,一名服务员悄悄告诉我,1941年间, 希特勒在几次演讲前都会喝一小杯佛南布兰卡酒。这位服务员还透露,他将一小瓶 这种酒倒进杯子里,然后放在某个地方,有时是厨房,有时干脆直接放在希特勒的 房间里。据他称,这种饮品对希特勒具有缓解压力的功效。也是在这一时期,我还 从一名“老人”嘴里得知,希特勒现在既不抽香烟也不抽雪茄,而他年轻时很喜欢 一种产自德国南部、口味特别的利口酒,叫克罗茨果酒。 希特勒习惯晚睡。吸烟室的夜间讨论一般要持续到凌晨两三点才结束,在最后 的几年里,有时甚至更晚,希特勒过着一种越来越不规律的生活。 我是唯一在总理府有房间的突击队队员,也是唯一的单身汉。尤其是因为我到 来时,由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在1939年前设计建成的新总理府已经没地方给我 了,其他大部分突击队员都住在那里,住在赫尔曼- 戈林大街旁。所有卫兵的家属, 无论是护卫突击队的还是德意志保卫部的,几乎都住在大楼的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