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人们期待着” 天刚拂晓,苏军又开始炮击了。双方在弗雷德里希大街和波茨坦广场展开激战, 彼此相距300 米。午后不久,希特勒吃了康斯坦茨·曼扎利给他做的最后的午餐。 我在楼道仍能碰到他,他很平静,沉默无语。和我相遇时,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没 有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手。 他在爱娃·布劳恩的陪同下,向亲信们作最后的道别。戈培尔夫妇、克莱布斯 和布格多夫将军、副官奥托·根舍、侍从海因茨·林格、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和格 尔达·克里斯琴等也赶来和马丁·鲍曼会合,也许还有阿图尔·艾克斯曼、沃尔特 ·海威尔和威廉·蒙克。时间很短,希特勒和爱娃最后一次回到房间。 不一会儿,我来到电话总机旁,刚刚到了交班时间,技术员亨舍尔和雷茨拉夫 来了。我们正交谈着,楼道里突然传来喊声:“林格,林格!我相信,他们已经完 了!”我没有听到枪声。 楼道里万籁俱寂,没人说话。几秒钟后,我们开始听到低语声。又等了十来分 钟,也许还要久一点,不知是海因茨·林格还是奥托·根舍,我已记不清他们中的 哪一个打开了希特勒的房门。我来到楼道,将头伸过去。房间的第二道门是开着的, 林格和根舍肩并肩地走进去。在房间的尽头,在这个被称为客厅的单人间,我看到 希特勒的躯体一动不动。我没进去,离他大约6 米,也许8 米。希特勒坐在一张靠 近桌子的小靠背椅上,身体前倾。爱娃在他旁边,蜷缩成一团,胸部几乎触到了膝 盖,她穿着一件饰有白色小花的深蓝色连衣裙。 我转向雷茨拉夫并对他说,我要立即回总理府,向谢德尔通报情况,他让我快 去快回。刚到前堡,我就停了下来。我受到很大刺激,变得异常烦躁。我想,最好 还是继续看看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决定调头回去。这时,希特勒的遗体已被放 在地上,林格、根舍、肯普卡和我不认识的一名德意志保卫部成员抬起希特勒的尸 体,把他裹在一张灰色的床单中。我问亨舍尔接下来怎么办,他只回答说:“等着 吧。”接着,他们四人一起将希特勒从紧急出口抬出去。我看到他的鞋子露在床单 外。我决定离开地堡,将这一消息向新总理府通报。 谢德尔坐在办公室里,对我的简短汇报没有任何反应。他呆若木鸡,目光迷离。 几秒钟后,他嘟哝着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好的……行……”然后,他指示我 立即返回岗位,做自己的事情。 刚回楼道,雷茨拉夫就匆匆地告诉我:“领袖的尸体正在火化。快去吧,上去 看看!”我回答说这不可能。于是我俩就待在楼道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我想, 我们是因恐惧而发愣。我们知道,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因里希·穆勒就在附近,在总 理府周围。我看到他最近这些日子总在地堡里闲逛。雷茨拉夫和我担心,如果“盖 世太保穆勒”(人们都这么称呼他)看到我们在希特勒的尸体附近,很可能会就地 处决我们。他也许会认为,我们应对希特勒的死负责。 雷茨拉夫想离开地堡,但一直犹豫不决,需要时间做决定。不知站了多长时间, 该到我们相互道别的时候了,我看着他走出楼道,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傍晚时分,最后几名官员集中在戈培尔和鲍曼身边。我看到有蒙克、艾克斯曼、 布格多夫和克莱布斯将军,后者能说流利的俄语,负责与苏联指挥部联系。几分钟 后,技术人员赫尔曼·格里茨背着一个绕着电线的线盘来找我。他马上要拉一条可 与敌方前沿阵地通话的地下线路,“一直深入到南部400 米的西莫大街”。临走前, 他特地指着电话总机对我交待,那些插口要绝对留出来供他用。 一小时后,格里茨在蒙克和党卫军士兵的陪同下回来了。我试着接通线路,但 徒劳无益,信号灯不亮,格里茨只得返回阴暗的管道。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和 一名苏联士兵通上了电话。匆忙中,我仅对他说:“请等一下,请等一下,克莱布 斯将军马上来。”将军拿过话筒,大家都围着他,一字不漏地听他说话,但他讲什 么我们一点都不懂,我感到他们的交谈非常漫长。 我们在地堡中又进行了一次讨论。不一会儿,克莱布斯将军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大约三四个小时后他才回来。据我所知,苏联人要求无条件投降,直截了当地提出 了分别谈判的建议,戈培尔似乎同意。败局已定,这是最终结局。 5 月1 日白天和晚上,留在地堡里的最后一批人开始撤离,大家分成了若干小 组。至于我嘛,没人来找我,甚至包括我的上司谢德尔。只有我和亨舍尔留在那里, 站在走道和工作室之间,看着一些人在离开前作最后的准备。在离开总理府之前, 亲信们和鲍曼、艾克斯曼一样,来到约瑟夫·戈培尔和玛葛达身边,向他俩作最后 道别,其中包括根舍、蒙克、林格、肯普卡、秘书们、沃尔特·海威尔和维尔纳· 诺曼。 戈培尔选择留在地堡,和太太一起自杀,他们的孩子也一样,将一同消失。天 快黑下来时,玛葛达·戈培尔流着泪从我跟前走过,然后坐在旁边的屋子里。表面 上看,她很平静,甚至在桌上玩起了扑克牌。约瑟夫·戈培尔从房间出来,站在那 里,身体略向前倾,长时间地端详着太太。突然,他问她在干什么。“打通关。” 她回答说,甚至没看他一眼。不一会,阿图尔·艾克斯曼来找他们,拿着一把椅子。 他们开始聊天,共同回忆一起战斗的岁月。其间,玛葛达·戈培尔离开了一次房间, 到前堡的厨房里倒了一杯咖啡。在离她仅几米远的隔壁房间里,她的6 个孩子已经 安息。 晚上又召开了新的会议。约瑟夫·戈培尔极度烦躁,不知疲倦地跑遍了地堡所 有的房间。有一会儿,他歇了下来,问我是否接到打给他的电话。我告诉他有些电 话,其中有一个是打给魏德林将军的,有许多是打给塞福特中尉的,平均每五分钟 有一个。“都已经不重要了,”他说,“战争已经输掉了。”戈培尔回到了自己的 房间。 我想逃离这个地方,于是便来到新总理府的地下室,在那里碰到了阿图尔·艾 克斯曼,他建议我和他的部队一起走,“我马上回来找你。”他对我说。 我重返岗位后,戈培尔从房间出来,问我:“还有谁留在这里?”我告诉他还 有艾克斯曼、蒙克以及我看到的其他人。“可已经没多少人了!”他喊道。我告诉 他,我想离开地堡。戈培尔让我等一下,说目前还不可能。他出去后进了办公室, 并关上了房门。大约一刻钟后,他又从里面出来,显然平静了许多。“行了,我们 已经学会了活着和战斗,因此也很清楚应如何去死。你现在可以自便了。一切都结 束了。”他握了握我的手,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举动。我点了点头,默默地向他道 别。 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感到莫大的快慰。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 脱,一种无限的慰藉。我已疲惫不堪,苏军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我好几天都没有太 太的消息了,然而,我非常平静。 我关掉电话总机,将所有的电话线统统拔掉。我和亨舍尔已经交换了给各自太 太的信,生怕谁不能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活下来。他对我说,他还得留下,要让机器 继续运转,给新总理府的地下护理室供水供电。临走时,我朝地堡看了最后一眼, 里面空荡荡的,只有戈培尔夫妇将自己关在最里头的房间里,此外,就剩下亨舍尔 一个人。我是最后离开这个死亡之穴的人。 在我离开地堡约5 分钟后,约瑟夫·戈培尔和太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是在 很久以后,即20世纪50年代重新见到亨舍尔时才得知这一情况的。他们自杀时,我 应该是在新总理府地穴的某个地方。我找到谢德尔,告诉他我要走,然后我在食堂 吃了点东西,我已筋疲力尽,无法走得更远。我倒在一个角落里,想睡上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