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守的激进派 1906 年8 月,罗斯福写情给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奥托·特里维廉,对自己当 政以来的政绩做了一番自我评价:“现在,我已做了5 年总统,……这5 年中我们 完成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质性工作。说真的,我很难想起,自紧接内战以后的 重建时期以来,还有哪一个人5 年里做了如此之多的重要工作。”还有一次,在谈 到他对国会立法的干预时,他说:“如果我不干预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铁路运 价法案,不会有牛肉加工法案和纯净食物法案,不会有领事改革法案,不会有巴拿 马运河,不会有雇主责任法;一句话,我们在最近一年内所取得的所有立法都不会 存在……”从这些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罗斯福那种强烈的自得心情。的确,从 1904 年大选到1906 年这期间,他一直感到诸事顺利,春风得意。他的政治声望 达到顶峰,成为举国拥戴的偶像。1905 年底他到民主党的根据地——南部去旅行, 每到一处,均受到热烈欢呼,引起人们阵阵狂热,有人甚至预言他在1908 年会被 民主党人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他这种崇高的威望,一方面得自他的人格魅力,另一 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与他当政以来在内政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 其实,作为一个改革者和一个进步主义领袖,罗斯福是充满矛盾的。 他是一个正视现实、页对弊端而敢作敢为的政治领导人,但同时又身处旧秩序 之中,与保守派瓜葛密切,对那些比他激进的改革者充满偏见。 他总是力图在旧的政治格局中励精图治,便不可避免地与保守势力妥协,而与 激进派保持距离。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黑幕揭发者的态度。 所谓“黑幕揭发者”(Muckrakers),指的是一群在通俗杂志支持下描写社会 黑暗面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心的。他们发 表的文字,大多是亲身调查的所闻听见,切中时人关心的各种社会流弊,因而产生 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刺激了民众改革热情的高涨。当然,作为通俗读物,其中不免 夹杂恣意夸张渲染的成份,失真不实之处在所难免。罗斯福在理智上也承认社会现 实中确有弊病和问题,但却不能接受黑幕揭发者的无情鞭笞和淋漓尽致的揭露。他 公开批评这些人不顾事实,渲染丑恶,只知双眼朝下,对社会上的美好事物视而不 见,好像英国作家保罗·班扬笔下那些手持粪耙专挑污秽的人,故以“Mnckr-akers” 来称呼他们,原意为“扒粪者”,后来这个不雅的绰号竟成了这批作家和记者的代 称。他认为,对于政客和企业家的劣迹,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 应当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但这种揭露必须尊重事实,于事有补,而不能仅仅耽溺 于暴露丑闻和追求刺激;不顾事实的攻击只能使社会受到损害,从而使少数人获利。 他说:“用如此粗鲁和以偏概全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政治与工业生活中的重大而昭彰 的弊病,以致使那些体面的人也难逃谴责,这意味着公众良心的泯灭。”他甚至指 责黑幕揭发者有的是“社会主义者……有的仅仅是故意危言耸听的煽动家;但他们 都在培植一种革命情绪”。显然,他对黑幕揭发者感到不满,主要是出于执政者的 荣誉感和危机意识,他担心过份暴露社会黑暗,会激起人们怀疑和反对现行制度。 罗斯福不仅鄙视激进的改革派,而且有意识地用温和的改革来抵制激进的行动, 终其一生,他都没有超越他在1899 年给普拉特的信里所阐述的政治哲学。他自称 是“保守派一边的激进派”,力图用中庸温和的路线来指导联邦改革,一心要在改 革与旧秩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他在谈到自己促成共和党发生转变一事时说:“在 1896 年和1900 年我们都获得了胜利,那确实是极端保守主义对猛烈的激进主义 的胜利。如果任凭事情像以往一样在我们党内继续下去,很快我们就会遭到猛击而 彼推翻。我的所做所为,就是接管这个保守的党,把它变成林肯时期的那个样子, 也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进步的保守政党,或者叫做保守的激进政党;因为明智的激进 主义和明智的保守主义理所当然是携手并进的。”可见,在他的概念中,保守主义 和激进主义并无根本不同,因为维护现状的最好办法,就是对现状略加改变;而改 变现状的最大限度,则是不触及其根本。因此,他告诫那些连一点点变动都不能接 受的顽固派,“如果我们拒绝用谨慎而温和的方式造成必要的变化的话,那么,恰 恰那些突然而剧烈的变化将可能出现”。他在1908 年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 立场: ……对任何革除弊端和调整社会以适应现代工业条件的努力,都加以盲目而愚 昧的抵制,这体现的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狂暴的激进主义的煽动,因为 明智的激进主义与明智的保守主义是携手并进的。 我们是真正的保守派,因为从长远看就会发现,只有坚定地面对未来,并大力 为那些积极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交往的理想而奋斗的人们提供明智指导的人,才 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 关于罗斯福在政治取向上的双重性,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所塔特作过评 论:“罗斯福当然是代表这样一种类型的改革派,他们的真正动机是深为保守的; 如果不是必须去抵制那些对既定的处世之道更为激进的威胁,他们或许根本就不会 成为一个进步派。”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确有其根据的。罗斯福本人也曾直言不讳 他说过:“建设住的变动为避免毁灭性的变动提供了最佳方法;改革乃是革命的解 毒剂;社会改革不是社会主义的催化剂,而是防止社会主义的措施。”也许正是由 于这种双重性,才使罗斯福既被改革派奉为旗手,又能为保守派所勉强接受。 但这种政治上的藏头缩尾和自相矛盾的表现,似乎与罗斯福的个性不相符合。 按照他那偏激鲁莽、无所畏惧的性格,一旦服膺于进步主义信念,就应当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改革派。显然,有更深层的因素制约着他的政治立场。首先,他的家庭背 景使他从一开始就是有产阶级的一员,与社会上层有着共同的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 因而,他总是申明自己是财产利益的真正捍卫者,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目的就是 争取有产阶级的理解和接纳;其次,他是在美国政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熟悉美 国政治中的通权达变、妥协务实的手法,因此极力在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阶级之间 寻求平衡,这就要求他在政治取向上必须具有双重性;最后,他是个职业政治家, 必然将现实政治利益放在考虑的首位,在推行某项政策、提出某项主张时,第一要 计较的不外是对共和党、对他个人政治利益的利弊得失,他的改革决不可能超出共 和党所能允许的最高限度,即使是这样,他的所作所为仍旧埋下了导致共和党分裂 的种子。以上这种种因素,在罗斯福身上构成一股合力,支配着他的言论和行动。 所谓任何人都难摆脱阶级与时代的制约,正体现在这些地方。 在评论罗斯福的政治立场时,还不得不考察他与大资本家集团的关系,而这个 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评价罗斯福时所争论的热点。 国内史学界曾流行一个观点,认为罗斯福是在摩根集团支持下上台的,因而他 的大公司政策实际上是帮助摩根集团打击其对手,如洛克菲勒、哈里曼等人。这种 说法在史实上也可以找到依据。例如,罗斯福与摩根集团的重要人物乔治·珀金斯 关系密切而引为知交;罗斯福指示公司局与摩根集团的一些大公司达成过有关反托 拉斯的“君子协议”;罗斯福在1907 年默许美国钢铁公司吞并了田纳西煤铁公司 ;罗斯福在处理美孚石油公司案时从不手软,可对美国钢铁公司却始终网开一面; 罗斯福在1904 年大选中得到了摩根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如此等等。从表面看, 似乎罗斯福与摩根集团之间真有某种特殊关系。但若对上述事例的来龙去脉略加探 究,就会发现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这有助于全面认识罗斯福与大资本家之间的关 系。 关于罗斯福与珀金斯的交往,本是件很简单平常的事情,但由于珀金斯是“摩 根的人”,就给这种交往涂上了非同一般的色彩。珀金斯出身寒微,从小职员做起, 后来竟成了摩根集团的主要管理者,在企业界有很大的名望。他不仅精于企业经营 之策,而且热心公务,参与政治,是企业界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对企业界的长远 利益有一定的认识,赞同罗斯福的大公司政策,认为政府的管理与监督是唯一能使 大公司免遭社会抨击的现实途径,因而主动与政府合作,向政府提交公司的年度报 告,公布公司的证券情况,改进工厂的福利设施。这些做法很合罗斯福的心意,曾 特意向企业界宣传推荐。于是,两人猩猩相惜,引为同道,开始了长期的密切交往。 可见,罗斯福与珀金斯的关系,并非因摩根而建立,恰恰相反,是摩根利用这种关 系获得了不少好处,因为珀金斯利用与总统的交情而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穿针引线, 订立了许多“君子协议”。罗斯福鼓励公司局与大公司订立“君子协议”,其本意 在于实施政府对企业的监督,而大公司利用“君子协议”作为护身符乘机加强自己 的垄断地位,则已出乎罗斯福的意料。 罗斯福与美国钢铁公司兼并田纳西煤铁公司一事,确有洗不掉的干系。1907 年发生“经济恐慌”,金融市场吃紧,企业界纷纷指责罗斯福的经济政策;而他本 人也不得不面对他向来头疼的具体经济问题;而且,他的任期将满却出现黑云压城 的局面;这一切令他心烦意乱焦头烂额。这年11 月,摩根派E ·H ·加里和H · C·弗里克去拜访罗斯福,向他介绍说,一家拥有田纳西煤铁公司大量股票的纽约股 票经纪所面临倒闭,如不加扶植,则有可能恶化金融形势,如果摩根集团购进这些 股票,不仅不会增强美钢对钢铁业的控制,而且有助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罗斯福信以为真,当即表示,他不能公开同意这么做,但也不会加以反对。摩 根得到总统的默许,便大胆买下了田纳西煤铁公司。此事在当时并未引人注意。塔 夫脱当政后,司法部对美国钢铁公司提出起诉,所罗列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1907 年兼并田纳西煤铁公司一事。罗斯福被传出席国会听证会做证,在国内激起轩然大 波。但罗斯福始终认为他当时的处理并无不当之处。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辩解说,美 国钢铁公司兼并田纳西煤铁公司的“后果从任何方面看都是有益的……如果……我 不这样做……我就会表明自己是个懦弱和毫无价值的公共官员……我从未怀疑我的 行为是明智之举——一刻也没有”。后来经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美国钢铁公司购买 田纳西煤铁公司的股票,并没有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使他长长松了一口 气。从当时的情形推断,罗斯福显然是受了蒙骗,让摩根钻了一个空子。他坚持认 定自己的行动正当,实际是出于荣誉感和自尊心而作的辩解之辞。但据此认为罗斯 福支持摩根集团扩大其垄断地位,则有些言过其实。 至于罗斯福对洛克菲勒和哈里曼的公开谴责,更不是出于摩根的指使或有意帮 助摩根压制其竞争对手。尽人皆知,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乃是美国成立最早、 名声最坏的大垄断公司。著名新闻记者亨利·D ·劳埃德、艾达·塔贝尔等人先后 著书撰文,揭露其违法行为,不仅引起公众的谴责,也渐为企业界所诟病。罗斯福 拿美孚和洛克菲勒做靶子,既合民心,又有必要,这与他的反托拉斯政策完全是一 致的。美国钢铁公司也是一个超级大垄断组织,社会上对它的批评也时有所闻。罗 斯福当政期间却一直没有对它提出起诉,主要原因并不是罗斯福对摩根的依附,而 是珀金斯、加里等人所倡导的合作主义,使它成为企业与政府合作的一个样板。另 外,罗斯福与铁路大王哈里曼的关系,也曾引起种种议论。两人在1905 年以前关 系一直不错,哈里曼在政治上支持罗斯福,并大力为他的竞选筹措经费,两人不时 在一起探讨政治问题。后来因人事任命问题,两人闹翻,从此彼此不和相互攻讦。 罗斯福为使自己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自行公布了他与哈里曼之间的通信,并公开 指斥其为“不受欢迎的公民”。这种做法暴露了罗斯福的虚荣心和强烈的报复心理, 但与摩根却没有丝毫的爪葛。 而在事实上,罗斯福个人与摩根之间误解很深,彼此怀有敌意。1902年罗斯福 对摩根的北方证券公司不宣而战,曾使摩根十分气恼和不满,从此对罗斯福耿耿于 怀,甚至说他“一无是处”。罗斯福早就了解摩根对他的成见,曾对人说,摩根 “把我当成了一个大敌对操纵者”。1907年1 月27 日,罗斯福在一次宴会上发表 演说,抨击那些不守法的富豪。 当时摩根在座,人们认定其话锋所指,就是摩根,因为他讲这番话时眼睛正望 着摩根就坐的地方。但有人证实罗斯福的眼睛深度近视,根本不可能在较远的距离 辨认出别人的面孔,所以他只是碰巧朝那个方向望了一眼,并无特别的含义。关于 他们而人之间的关系,摩根的传记作者弗雷德里克·L ·艾伦有一番颇有见地的评 论:“这两个人都成了某种象征,罗斯福代表的是政府的权威,而摩根则体现了私 人企业的势力。罗斯福曾大胆地向摩根的权势挑战,这样摩根也就永远不会忘记, 已经发生过一次的事情还有可能再来一次。”所以,摩根对罗斯福的戒备与不满长 期没有消除。1904 年大选中,摩根捐款支持罗斯福的竞选,与其说是相信罗斯福, 毋宁说是盼望共和党继续执政。 根据上述史实,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说,罗斯福绝非摩根在政治上的代理人。 当然,罗斯福出身富家,在政治上与有钱有势的人来往较多,丝毫不足为怪。 实际上,罗斯福苦心孤诣推行的大公司政策,总得不到大资本家集团的理解。 1902 年以来,他的政策一直遭到批评和责难,在1907 年危机发生以后,企业界 和政界对他的批评与责难达到高潮,他的政策甚至被说成是这次危机的祸根。 1907 年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出现短期萧条,生产有所 下降,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原材料和成品价格下跌幅度较大,股票价格下降1/3 。 到1908 年中期始出现复苏迹象。罗斯福在1906 年初就预感到经济波折即将到来。 他在这年1 月10 日写给尼古拉斯·M ·巴特勒的信中说,现在“已成了一个信心 过大投机过热的时代……我们无疑迟早会遇到……逆转的”。可危机一旦真正到来, 他却仓促紧张,举足无措,结果不得不借助私人资本的力量来稳定金融市场。这次 危机的经济后果并不很大,而政治影响却十分强烈,它对联邦干预经济的政策构成 一次严峻的考验。企业界一直不满政府对企业事务的干预,迫于压力才勉强接受了 某些法令。现在,经济形势的波动为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提供了口实和机会。斯普纳 在一次演说中公开批评罗斯福的大公司政策伤害了企业界的信心,引发了这场危机。 全国制造商协会则宣称,“要使企业摆脱政府的迫害”,认为“国家苦干法律太多” ;一家公司在一封公开信中说,“国内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时期,一个不受 政治鼓动与攻击企业行为的干扰的时期”。面对劈头盖脸飞来的批评与责难,罗斯 福颇感委屈和愤懑。他说:“对我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华尔街会认为我是一个鲁 莽放肆的革命派。我不能原谅过失,但除了有利于那些行为公平正当的有产者的事 情外,我肯定什么也不打算做。……我想他们迟早会认识到,即使从他们自己利益 的立场上来说,他们最近几年来对我的反对也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没有什么比我 已经奋力争取制订或正在奋力争取制订的法令,对他们更有好处。我想在我的权限 之内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所有诚实的企业界人士。”进入1908 年,多斯福的政治立 场明显左转,一口气提出了许多激进的改革主张和立法要求,由一个温和的进步派 变成了激进的改革派。促成这一转变的动力,除了企业界的攻击所带来的愤怒外, 还有其他一些内外因素。到1908 年,进步主义运动已在全国各个领域广泛展开, 不少在州和城市改革中获得政治声望的改革者,如拉福莱特、卡明斯、杜利维尔等 人,纷纷来到华盛顿,构成国会改革派的核心,与行政部门俘鼓相应、互相推动, 使联邦改革派的力量大为加强。这对罗斯福的改革主张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另一方面,社会的改革热情更为高涨,各种改革主张、政治学说不断问世,促使罗 斯福对各种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尤为重要的是,罗斯福的任期已近尾声,国会 开始全面反击他对立法事务的干预,对他的立法要求软磨硬抗,使他的不少政策主 张无法成为法律。他由恼变怒,由怒生勇,不顾一切地提出许多激进的政治主张, 发表了很多惊世骇俗之论。也许他心里很清楚,即使他的主张现实可行,也没有时 间变成实际政策,因而他不必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和风险。 罗斯福的改革思想,自1904 年大选后即有所发展,这从他的第四次、第五次、 第六次和第七次年度咨文及许多演说中可以得到印证。他的不少观点,特别是关于 大公司的政策主张,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赞同。 1907 年10 月22 日至25 日,由全国公民协会发起,在芝加哥举行了全国 托拉斯与联合问题讨论会,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基本上肯定了罗斯福关于托拉斯的 大部分政策与建议,并要求政府制定新的法令,允许铁路在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同意 下就合理运价达成协议,并修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禁止劳工与农民的联合, 也允许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产业联合。 这些主张显然反映了全国公民协会协调劳资关系和改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宗 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珀金斯等企业界改革派的观点,但与罗斯福的意见也十分 接近。 1907 年底,罗斯福的第七次年度咨文在很多问题的提法上明显左转。他就管 理大公司、修改反托拉斯法、处理童工和妇工问题、实行工人赔偿立法等重大问题, 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由于思想上的变化,他开始对过去一直很厌恶鄙视的拉福 莱特也表示欣赏,甚至引为同道。 1908 年,他向国会递交了多篇特别咨文,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主张,反 映出他对美国社会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有进一步的认识。 他发现美国社会存在十分严重的危机,感到自己好像生活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 物欲横流、财富专权,道德沦丧,贵族统治正在美国兴起,而这种贵族统治,说到 底是一种“财阀统治”。在这种统治之下,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极为“基本和粗率的”, 即仅仅表现为金钱。他自称,他当政6 年以来所从事的政治努力,就是要阻止这种 财富统治的增长。他更为猛烈地抨击那些“犯罪的富人”,指责他们用一切形式的 不正义手段掠取财富,从压榨工人、践踏公平竞争到玩弄股票、操纵证券以欺骗公 众,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必须开展一场反对特权的运动,必须使那些财富的拥有 者认识到,财产不仅具有权利,而且也负有义务与责任,如果他们长久忽视财产所 应承担的责任,那最终将不得不迫使人们起来夺走他们的特权,因为这些特权的享 有必须以明确与特权相伴随的义务为前提。他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当时整个舆论气 候的变化。那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大资本家,必然谋 求与其经济力量相应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这对民主政治、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 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人们普遍主张对大财富集团加以适当的控制。 罗斯福把那些政治上反对自己的国会头面人物视为大财富的代理人,攻击“犯 罪的富人”,实际是谴责其政敌。他后来还使用过“无形政府”、“特权统治”等 字眼,以描述财富寡头的统治。 基于对美国社会的这种认识,罗斯福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大公司的管理与 监督,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控制大财富集团的唯一有效途径。他不主张片面依赖 反托拉斯法,认为要真正有效地管理大公司,就应当极大地强化联邦“对所有从事 州际商务的联合体的控制,而不是依赖愚蠢的反托拉斯法”;而且,对反托拉斯法 本身而必须加以修改,应当允许那些与公共利益不相冲突的联合。在论及如何强化 联邦对大公司的管理时,他特别提到了行政部门的作用和“公开化”的重要性。他 认为,应当把控制大公司的权力集中起来,交给联邦行政部门的某个部,而不能等 待法院发布判例来行使管理公司的权力;至于“公开化”,也就是要让公众有权知 道大公司的内幕,从而行使监督之权。另外,为抑制私人财富的膨胀,还须对大宗 遗产征收联邦继承税。他设想,总有一天要实行“全国公司注册法”,规定所有从 事州际商务的公司必须从联邦领取许可证,并定期向联邦汇报其经营情况。此外, 他还主张加强联邦对股票市场的管理,反对股票掺水和资本膨胀。在他看来,这场 管理大公司的运动并不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伦理运动,必须长期进行下去。 直到运动所包含的精神深入全体人民的意识中去,最终获得企业与政治上的诚实。 他认为,联邦对大财富集团实行控制,所要达到的目的主要有3 个:一是不让他们 作恶多端以致危害整个共和国;二是防止他们的行为刺激激进主义的兴起;三是保 证社会机会的平等。很明显,罗斯福并未把管理大公司当成一个经济问题来处理, 他所致力去解决的,实际是大公司所造成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消极后果,使 它们不去危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而消除社会对大公司制度的严重不适应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大公司政策是真正有利于财富集团的。只可惜大 资本家往往不能理解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相对那种反对一切垄断与联合的布赖恩主义来说,罗斯福关于大公司的政策设 想多一份现实主义精神。布赖恩反对工业联合运动的出发点,是力图恢复旧时代的 经济生活秩序,保护农场主和中小企业主的利益;罗斯福的“反企业”立场,实际 是为了维护企业的长远利益,因而在根本上是偏袒企业的。有意思的是,罗斯福为 证明其企业政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时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寻找依据,他 曾说:“无论何处,文明的进步总是意味着对契约的限制与管理。”也即说,个人 自由向国家干预的让步,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但先他半个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梅 恩在其《古代法》中提出,一切向前发展的社会的方向,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换言之,控制与依附让位于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乃是社会进步的趋势。这一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欧社会发展的实际,因而在西方思想界广为流传。罗斯福的 提法虽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但同样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现实: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的泛滥,已经酿成难以收拾的灾祸,必须进行必要的拨反了。罗斯福算不上思想家, 但他的丰富学识和敏锐观察力,使他能够看出社会与时代的总趋势,这是他与他那 个时代大部分职业政客的最大区别所在。 对劳资关系和工人处境,罗斯福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公开倡导和鼓励劳工组 织起来,与雇主就雇佣条件达成协议;和平罢工的权利也应得到承认;但“抵制” 和“编制黑名单”之举是不应允许的。他主张对法院发布司法禁令的权力加以限制 ;对劳资争端实行强制调查制度;逐步扩大8 小时工资制;制订更合理的雇主责任 法,区别危险行业,提高赔偿金额,如果最高法院仍判其违宪,那就会引发“革命”, 因为工人不会长久忍受那已经难以忍受的处境;应当逐步扩大工人拥有企业财产的 份额;要禁止雇佣童工,减少雇佣女工,缩短工时;要减轻下层人的税收负担;要 推进职业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是一份很全面、很具体的劳工政策方案, 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流行的所有劳工立法要求。与以往相比,罗斯福此时考虑得更 多的是工人的实际处境,而不仅只从政治方面注重劳资关系的意义。 罗斯福在发表上述言论时,心里当然知道,自己已没有时间和机会来实现这些 计划,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敢于放言纵论,无所顾虑。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 家,罗斯福很少提出自己明显不能实现的政治主张,而1908 年是一个例外。好在 有这个例外,人们才得以看到罗斯福的改革思想产生了一次大发展。美国历史学家 乔治·莫里在评价罗斯福1908 年提出的改革计划时写道:“他实际上提出了在塔 夫脱和威尔逊当政时期所实行的所有改革的设想,也许还可以补充说明一点,其中 几项甚至到了新政时期才得以实现。”他还认为,罗斯福“在1907—1908 年间发 表的观点……将构成他1910 年那激进的奥萨瓦托米演说和1912 年的新国家主义 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的社会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因而,他的思想得不到时人的理解也就不足为怪了。他政治上的老朋友尼古拉 斯·M ·巴特勒在1908 年2 月写信告诉他,外界对他的特别咨文反应强烈,许多 支持他的政府的人,都为此感到十分伤心和惋惜。 但巴特勒同时又说,知识界的人士还是理解他所提出的主张的。对此,罗斯福 不知是否略感安慰?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