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祸起萧墙 毛泽东不在北京,奉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是党的中央委员 会副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和怒气,绝不 仅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针对彭、罗、陆、杨的。 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对“左”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调整以后,毛泽东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 小平已开始不满。当然,对居于首位的刘少奇,怒气就更多。此时的毛泽东,为了 维护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 义”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作出决定,由竭尽能事表示“忠于”他的林彪,代 替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这一点,刘少奇没有觉察,邓小平没有觉察,党的高级 干部们也都没有觉察。 对于今后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对于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 系列想法做法,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干部们先是未能察觉,察觉后又不能理解, 这种政治上的“迟钝”,注定了他们将从一开始的“跟不上形势”,到必然地犯 “错误”,到更进一步地被“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 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北京 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 攻击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 列主义大字报”。 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 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 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显 然,对这张突如其来的“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北京 震动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 校。6 月1 日以后,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一股强烈的 躁动的气氛,像瘟疫一样不可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 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 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 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 立。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划活动,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式披挂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此时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 则陷入极其为难的境地。 5 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 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 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 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 夜批示:“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 月1 日, 毛泽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并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 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 ‘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 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 此后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 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刘少奇于6 月3 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如何应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 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 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 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 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 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 驾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 月9 日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 化大革命”问题。会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 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 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 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 身上。从6 月4 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 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 止混乱恢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 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6 月4 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 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 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 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 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 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 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 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 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 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 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 上都不认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 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 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 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 6 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 此后,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 月21日,刘、 邓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 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 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 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 是他们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 望学校恢复正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而且在暗处, 中央文革一班人马,正在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 于江青等人来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场“文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 江青等“文革”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肆挑动和蛊惑,因此, 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 “革命群众”的激烈反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 派”两大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 央负责人,与以林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7 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 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 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 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 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 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 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 作组的斗争更趋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 会昼夜不断。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 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父亲到一个大 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 “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达那没人听得懂的 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加了 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 彻底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 的时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 观点。6 月21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 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7 月8 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 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 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他托词休息不见闻讯赶来的刘少奇,却在当日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 会”。会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 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 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 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 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自然而然 地“犯了错误”。 7 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 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的同志 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 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 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 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 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是检查,是承担,更是肺腑之言。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 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 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我也清楚地记 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 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 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 子上,尽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极端的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 成了欢腾的海洋。 此次大会后,由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消除了阻碍,名正言 顺地进入了“造反有理”的新阶段。 三、炮打司令部 8 月1 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 指责,说“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 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 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 从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 一尽数,罪责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 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 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 局常委。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 但实际地位下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惟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 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 的领导工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 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 理解。在受到批判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 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 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他人,申明正义。8 月2 日,他被通知到人民 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 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 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 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 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 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 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 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 他虽什么也没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 多了,怎么还没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 意见了。”母亲问:“谁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 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 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 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 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 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 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我们几个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组 以后,我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下“错误”,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 不了解,仍各自忙于运动。 8 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 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 支持对联的立场,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记得 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联,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刚刚吵吵闹闹地在 音乐学院辩论完毕,各路队伍又转移到美术学院。由于观点不同,我和大姐两人几 乎对立起来。那时夜已很深,我用美院辩论会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征 求她的意见。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对联是错的!你不要和姐姐辩论,赶快回 家!”妈妈的口气很重,一再重复:“这是爸爸说的!”当时,我很不高兴地遵从 了父母亲的决定,事后明白过来以后,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 8 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 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20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 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红卫兵小将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 整个社会顿时为“红色恐怖”所笼罩。这场为害至深的“革命”运动,由副统帅林 彪亲自号召发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抄家、大揪斗、 大破坏,以至打死人。无数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革命”行动。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 控,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关在家里,不许出去,明确告诉我们不 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那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利状况已有所察觉, 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抄写毛主席 语录。家中的平静,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现在,念及于此,我们仍十分 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文化大革命”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 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去掉刘、邓的阻力后,运动便以更加猛烈 的势头向前发展。 8 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至 11月底,毛泽东在京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 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余音未了,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连”。在毛 泽东的号召下,红卫兵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开始了数以 千万人次计的全国范围“大串连”。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造反的 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 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 同时,由于各红卫兵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各派各组织 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暗斗。运动至此,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沸沸腾腾, 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天下大乱”的“理想”境界。 四、批判刘、邓 尽管造反已“当然有理”,尽管“革命”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但自“文革” 爆发以来,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方 式乃至立论提出疑问。这场运动,虽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虽有林彪、江青两大势力 鼎力支持,但是,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的,新的混乱不断发生。 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发起“文革”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 泽东却认为,阻力的产生,根子还在刘、邓,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邓为首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 统治的地位,并且直到现在,在党内还有市场。为了保证“文革”顺利进行,一定 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10月9 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 同志,还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 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不久,“文革”大员们出马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讲了洋洋六大条, 在历数“文革”丰功伟绩之后,即点名批判刘、邓,说:“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 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 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 的糊涂人。”地位显赫的林彪在结论性的讲话中,除极力宣扬“文革”的必要性和 重大意义外,指名攻击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 “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康生等 “文革”诸将也纷纷发言,一片批判叫嚣之声,使会上充满了火药气味。 会上,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 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陈伯达 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并从60年代起,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