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明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 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是既多又复杂。 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 里,在私人之间,毛泽东却似乎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这是为什么?明知道林 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这又是为什么?把刘、邓拆开,难道 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难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林彪最“红”的时候, 毛泽东就想到了什么,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什么?毛泽东之心,实如大海之深,深不 可测啊。 按照毛泽东的预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这一年中发 生的事情,的确是又多又快又混乱。 继“一月夺权”和“二月逆流”之后,3 月,掀起全国范围“抓叛徒”的风潮, 无数无辜者被诬蔑和定罪。4 月,报刊上对刘、邓,特别对刘少奇的批判大大升级。 6 月,打、砸、抢、抄、抓的歪风泛滥全国,中央不得不发出进行纠正的通知。7 月,林彪提出抓“军内一小撮”,一大批军队干部被打倒。同月,江青提出“文攻 武卫”,致使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大规模流血事件频频发生。8 月,在中央文 革煽动下,发生了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涉外事件。 到了这时,全国上下,包括军队的各级干部大批倒台,党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 各派造反组织相互争斗,大规模流血武斗不断爆发,工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生产 持续下降,全国陷入大动乱和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毛泽东从7 月到9 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巡视之后,他非但丝毫 没有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反而发表谈话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 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 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他的预言的实现,看到了真正的“天下大乱”。天 下大乱,既然要乱,就要彻底地乱,翻天覆地地乱。 毛泽东曾经自我剖析:“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虎气,是王者之气,是霸道之气。猴气,是斗争之气,是造反之气。集此二气于一 身的毛泽东,极其典型地融合了因二气而造就的双重性格。他既是主宰者,又是造 反者。他以主宰者的身份,发动了造反运动;又以造反者的身份,达到了新的主宰 境界。环顾古今中外,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可以以这样不同寻常的性格和方式, 去造就和追寻他那不断“革命”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是一个永远的强者。他的所想所为,不可以常人而论之。 也许,这就是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常常会出现巨大的差距的原因之一。 八、狂涛中的一叶孤舟 在为“文革”所冲击的芸芸众生中,我们家的命运,并不是最悲惨的。父母亲 姑且不论,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上的浮沉本就是他们 的“宿命”。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来说,从极其单纯的学生 生活,一下子落入被批斗被污辱的万丈深渊,的确是艰难的人生体验。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我们找了一个 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 在一楼的最里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 个别中办内部“犯错误”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 我们姐妹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一走 上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咳嗽一下都清晰可 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所则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 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着了煤火,奶奶为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 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孩子一样被赶 到学校,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 家虽然简陋,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 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 母亲。我们知道,此夜此时,他们一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 中南海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会 上了。 院子里住的都是中办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上面有交待,因此对我们都还 不错。看我们刚来,还来问我们缺什么少什么,或给我们送点葱送点酱什么的。从 中南海的家乍来这里,我们觉得破旧而简陋,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则从来就 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觉得不好。到这里来后,我们才知 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极少,最低的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 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还要养活老少三代一家子人。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 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 一家子人就睡在上面。吃饭也就是棒子面窝头加咸菜,带肉的炸酱面就是好东西了。 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看了这些,我 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 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 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 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 熟悉了这种生活。人就是这样,只要是心里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什么日子 都能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况且,工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着,比起他们来,我们还 算“富裕”的呢。 这时,表面上,父母亲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过钱由“组织”代管,发不到他们 手里,要用得一次一次地申请。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家人,因无任何生活来源,中办 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用,奶奶每月只有二十元钱,都从父母工 资中扣除。每月的“月例”,中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由我们去领。在中南 海里面,妈妈知道我们在外度日不易,总是找借口多要一点钱送给我们。她一会儿 说冬天到了该买棉衣了,一会儿说被子没带够要买被子了,一会儿说男孩子能吃粮 票不够了,每月总是想尽办法,变着法子,不管钱还是粮票,能多加一点算一点。 在中南海外面,二姐邓楠和我每月按时去西门门口领钱领粮票。有的时候,我们还 能看到夹在钱中妈妈手写的单子和纸条。拿着纸条,看着妈妈那熟悉而又秀丽的字 迹,就好像触摸到她那温暖的双手,令我们激动而更加想念不已。时间长一点,我 们的胆子也大了一点,开始以各种借口多要一点钱,还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一些家 中书房的书。一开始,对方态度不好,不答理我们,姐姐和我就在中南海西门外大 声地争喊,闹着不走,弄得对方无可奈何。由于我们不惧怕,敢和他们斗,妈妈在 内,我们在外,相互配合,我们除了能够多领到一点钱粮之外,还从家里拿出来了 许多的书。就是这些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无数个艰难孤独的日日夜夜。两年 之中,在中南海的大墙内外,父母亲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又间接的方式, 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我的奶奶。 奶奶名叫夏伯根,是父亲的继母,是我两个姑姑的母亲。她是四川嘉陵江上一 位老船工的女儿,嫁给我的爷爷做续弦后,成为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支 柱。在我们家乡,奶奶是方圆几十里地有名的能干人,她会做饭,会做农活,会做 衣服,会养猪养鸡。爷爷早亡,留下孤儿寡母的一大家人,全靠她一人撑持。在国 民党统治下,顶着“共产党家属”的罪名,她藏匿过父亲他们寄回家乡的革命书籍, 保护过华蓥山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支持女儿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她心里认定 一条,就是共产党好。1949年,四川刚一解放,奶奶把门一锁,拿着个小包袱卷儿 就从家乡来到重庆,从此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奶奶来后,真是帮了妈 妈大忙。由于工作忙,妈妈把家中的小事杂事全交给奶奶来管。我和弟弟飞飞都是 奶奶带大的,后来我的两个姑姑的四个孩子也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奶奶不仅带我们 长大,还给我们做饭做鞋做衣服。奶奶一双小脚,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可是 特别聪明,她会用心算算术,还每天听广播听新闻,国内国际大事儿差不多全都知 道。我们长大一点儿后,她就教我们缝衣边儿钉纽扣儿,教我们腌萝卜做咸菜,教 我们好多好多的生活常识。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我们从奶奶那里学到的东西,真 是说之不完道之不尽。奶奶带大了这么多的孩子,操持了这么多的家务,爸爸妈妈 总是说,奶奶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这次从中南海出来,父母亲不在身边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还有奶奶。 奶奶原本就是劳动家庭出身,原本就在困难中度过了大半生,她什么都经历过,什 么也不怕,什么也难不倒她。她虽不懂政治,但受到这么大的变动和冲击却没有慌 乱。在方壶斋,街道上组织斗争她,她忍受着谩骂和侮辱,却一点儿都不怕。她凭 着一股子硬气劲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倒要看看怎么个结束!”有了她,我 们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我和飞飞,就有了生活的依靠。有了她,我们才可能比较快 和比较容易地渡过难关。我们周围也有许许多多被赶出家门的“黑帮子女”,其中 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生活技能和生活经验,不会生火,不会做饭,不会管理钱 物。有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人衣裳破了不会补,有的人住的小屋又破又脏又 乱。而我们,则有奶奶,有这最后的依靠。其实,奶奶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依靠, 而且还是最为可贵的精神支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奶奶,我们怎能如此顺利地适 应生活?可能连“滚出中南海”后的第一顿饭都不知怎样着落。奶奶不仅照顾我们 这一家人的生活,还特别富于同情心。罗瑞卿家的玉田、朵朵和点点,乌兰夫家的 其其格几个女孩儿,也都和奶奶特别的亲。她们都是被赶出来没有家的孩子,偶尔 来我们家或住我们家时,都是奶奶给她们做饭吃。在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心中, 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到方壶斋后,我们尽管仍可从父母那里领来一些生活费用,但由于不知道这种 状况能够维持多久,不知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尽量节俭度日。 奶奶特别会做饭,也特别会节省。炒菜虽然没肉少油,但放点儿她自己做的豆瓣辣 酱,就香味四溢。买来腔骨,炖一大锅,可以做菜,可以煮面,也可以做汤。炸一 碗酱,肉少点,酱多点,再买点切面(粮店里卖的新鲜面条),放点自制辣椒油, 炸酱面的味道就自然不同。飞飞十六岁,在蹿个儿,正是能吃的时候。奶奶心疼小 孙子,有时想给他做点肉菜,可飞飞不吃,说就爱吃炸酱面,有一段时间甚至故意 天天吃、顿顿吃,足足吃了一个礼拜。 奶奶、飞飞和我在家里住着,过得总算安稳。而哥哥姐姐们却还得回所在的大 学接受批判和管制,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大姐邓林被中央美术学院造反派关起来。院内院外只要一有事件发生,也不管 与她有关无关,都要把她拉出来斗一番,斗别人时,也要让她“陪斗”。大姐是个 老实的人,对造反派的审讯和谩骂,她不会回嘴,不会争吵,只坚持一条,就是不 管问什么,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造反派让她“劳动改造”,美院所有的女厕所都 让她一个人打扫。她每天兢兢业业,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特别想家,担心在 家的奶奶和弟妹。每次我去看她,她都问个不停,总想多说一会儿话,舍不得让我 走。哥哥朴方在学校被造反派限制了自由,不能回家。他想念亲人,就和同在北大 上学的妹妹邓楠约好,每个星期悄悄地在未名湖见面。未名湖畔,兄妹两人趁着晚 上天黑看不见人,避开造反派的监视,畅开胸怀,相互交换消息和想法。哥哥对历 史和政治知道得多,对形势也比较敏感,他给妹妹讲了好多对局势的分析。而妹妹 则可以出学校可以回家,外面的消息多一些,也趁此时全数告诉哥哥。已经记不清 楚在未名湖畔共有多少次见面了,只记得从小到大,兄妹之间,从未如此深地在思 想上相互沟通过。 邓楠在学校虽也受到批判,但造反派允许她周末可以回家。她数学好,又会算 计,所以我们那个在方壶斋的家,就由她全权管钱管家。可以说,在那两年中,对 家里和弟妹操心最多的就数她了。每次从学校回家,她总要买点东西带回来。想买 点水果带给弟妹,又嫌贵买不起。平时香蕉三毛二分钱一斤,偶尔可以碰到一毛二 分一斤的处理品,便高兴极了,有点儿烂也没关系,赶紧买点给大家“解解馋”。 有一次她看到卖旧木板子,就买了几大块,走了好远的路,累得呼哧呼哧地扛回家 来。别看木板旧,买回来还真有用,后来哥哥拿这些木板,为家里做了一个小碗架。 有奶奶管理日常生活,姐姐管理钱物,我和飞飞虽已十六七岁,却还不用为生 计操心,整日在家就是看书。那时候外面乱得厉害,我们一搬到这儿来,远远近近 都知道邓小平的“狗崽子”住在这里,我们出门在外,不是挨骂就是挨石头,最轻 也是为人指点数落。由于厌恶世事,我们没事儿就呆在家里,不愿出去。这倒也好, 呆在家里静下心来正好可以看书,只要能找到的能借到的,不管什么都看。那一阵 子,真是读了不少的书。学校不上课,我们自己从书本上学。飞飞“文革”开始时 上初中二年级,他偏科数理化,这时正好把初中课程自修完成,而后又开始看高中 的书。他还十分爱学下围棋,经常把塑料棋盘放在床上,抱本棋谱,一边看一边摆 一边学,偶有心得,还会小小地自鸣得意一下。我呢,则是喜文不喜理,文学的、 历史的、政治的,有什么看什么,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知识的瀚海。真是“躲进小 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方壶斋这个小天地里,有奶奶的照顾,有哥哥姐 姐们的关爱,再穷再苦我们都不怕。我们唯一的心愿,只是想过一种安定的生活。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