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三十、故地重游
他看到介绍中把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名字写成曾珊，就说：“曾山
的名字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搞错了。”这里的干
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这里的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穷困，农村的问
题比较严重。父亲听后没有言语，但表情凝重。中午，兴国县准备了丰盛的很有地
方特色的菜肴。父亲说：“吃到兴国的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招待红军
的深情厚意。那时兴国人民对红军可好了，把自己家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红军。
凡是到过兴国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苏区时你们兴国的人口有二十三万。我记得你
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
在兴国，招待所的人看到邓小平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
都是书，有些还是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厚厚的书。母亲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
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
7 日，父母亲离开兴国。临别时，父亲畅然地说：“总算了了心愿。”
同日上午，父亲到达于都。
对于于都，父亲并不陌生。1931年，他和妻子金维映从上海中央来到江西中央
苏区。父亲在瑞金任县委书记，阿金就在于都任县委书记。后来父亲在会昌任中心
县委书记时，也常来于都。不久之后，他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批判，阿金也离
开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失败后，就是从这里，红军渡过于都河，
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于都，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拥有十几万人口的县城。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天变了，地变了，人也变了，
只有这于都河水，一样地滔滔不绝，向北流去。四十年前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
父亲几次提到他的前妻。他问于都的同志：“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知道
吗？”他还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
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在参观革命纪念馆时，可能觉得介绍的内容中有渲染成分，
父亲只说了一句：“要求真实，符合历史原貌。”晚餐时，看见有一盘“泥鳅焖芋
头”，父亲对陪同的人说：“过去在苏区吃红米饭、青菜、芋头汤，有时候红军战
士到田头地角、水圳里捉点泥鳅、小虾，焖上一锅芋子，也算打‘牙祭’。我对泥
鳅焖芋子有很深的印象，今天重吃它，别有一番风味。”
毕竟是重回故地，看见这么多熟悉的风物人情，心情一定是激动的。在招待所，
夜很深了，父亲还未睡觉。陪同的人提醒他早点休息。他说：“千里迢迢，来一次
故地不容易，已经四十年了，才来这一次。看来，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一次了。”
寥寥数语，表达了一片拳拳之情。
辞别于都之后，8 日到达会昌。
会昌，对于父亲来说，可谓意义非同一般。1932年，父亲在当时被称为中央苏
区的“南大门”的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在这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和面
对面的对敌斗争。也是在这里，因为反对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他被扣上
“右倾路线”代表人物的罪名，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一起，
被斗争、被免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对
于他来说，在会昌，既有光荣的回忆，更有悲壮的阅历。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
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棵大榕树。
当年我经常在这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
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
盐的情况。这次到会昌，恰逢县里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父亲执意要看。他兴致勃勃
地走到会场里，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8 日下午二时，
父亲离开会昌。路上参观了毛泽东旧居，父亲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
受打击的。”
8 日下午，父亲一行到达瑞金。一到这里，当地的同志就对父亲说：“你是我
们的老县委书记，欢迎你。”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温暖了父亲的心。四十
年前，父亲从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是中共瑞金县委的第一
任书记。对于瑞金，父亲怀着深厚的感情。那些革命旧址，还是四十年前的老样子，
太让人熟悉了。
9 日，他参观了瑞金沙洲坝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旧址，再走一公里，就是原中
央军委旧址。对这里，父亲熟悉得很。不用人带路，他也认得。他还主动带着大家，
翻过小山，到当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驻地。在那个坐落在竹林中的小村庄里，父
亲向当地的人介绍，当年在这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在哪里办公；
他本人作为《红星》报的主编，住在哪里，在哪里编辑和印刷报纸。参观后，他看
到一些在晒红薯干的老乡，还特地去和他们打招呼询问。
10日，父亲一行在瑞金参观了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在制糖厂，听完
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父亲说：“不要紧，为什
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别人
在路上要搀扶他，他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二十年。”母亲笑着说：“哪还能
干二十年？”父亲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才六十九岁，我还可以干二十年嘛，干
二十年没有什么问题。”
父亲说，他还可以干二十年。这绝不是信口所说，而是发自内心的信誓旦旦之
言。虽已年近七十，但父亲自觉身体很好，自觉精力很好，自觉还可以工作、还可
以发挥作用。在党和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非常时刻，他坚信，他还可以以他全部的
生命和热血报效党、国家和人民。
在故地瑞金，父亲睹物生情，兴致很高，一改几年来一向的沉默，变得很爱说
话。在制糖厂的酒精车间，他向人发问：“酒精有什么用？”当人家一一介绍酒精
的用处时，他不无风趣地说：“还有一样没有说到。酒精还可以用来开汽车。”接
着他又无限回味地说：“你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在延安时，坐汽车都是用酒精做
燃料的。”看到厂里工人用手工包装糖果，父亲问为什么不搞机械化。陪同的人回
答：“厂里人多，不搞手工操作，许多人没活干。”父亲对他们严肃地说：“不能
这样看问题。人多可以一部分学习，一部分工作。厂里合理地安排好，这样工人的
素质才能提高，厂里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提高。”从工厂出来，父亲一行到街上参观，
当地群众有人认出了他，他也很高兴。到一个商店参观时，父亲兴致勃勃地回忆，
当年瑞金的农民最爱站在路边的铺子边上喝酒。晚上，瑞金地方干部汇报情况，父
亲静静地听完后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四十年。我们还需要努
力。”赣南老区工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在父亲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心里清
楚，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没有摆脱落后和贫困状态的，绝不止赣南一个地方。还
需要努力，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然，对不起老区的人民群众，也对不起全中
国的人民大众。
在瑞金盘桓了三天，父亲才不无留恋地离开了瑞金。临走前，他对瑞金的干部
说：“瑞金对中国革命做过重大贡献，应该有一个革命博物馆。”
11日，父亲一行到达宁都。他来到黄陂公社，详细询问当地的人口、耕地面积、
农民收入、机械化程度及照明用电等情况。此次赣南之行的一路上，除了故地重游
的回味与感慨外，父亲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如果说，在前次
井冈山之行时，他还十分慎言的话，这次赣南之行，他已经是在十分明确和认真地
了解和研究问题了。他知道，他的“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政治上的复出已指
日可待。如果复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了解情况。此次赣南之行，就是一次
可贵的进行调查研究的机会。因此，一路上，他都在刻意详尽地询问和了解情况。
他知道，如果要想在今后的时日里发挥作用，他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在宁都，父亲顺路参观了原中共江西省委旧址。他说：“李富春是当时的省委
书记。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曾经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
职就被免掉了。”对于旧事，父亲的回忆已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历史就是历史，你
既不可以改变它，也不可以沉湎于它。
12日，离开宁都后，当天下午到达广昌。父亲对广昌的干部说：“多年来想来
看一看。过去保卫广昌，没到过广昌。这次了了这个心愿。”
次日，在回南昌的途中，先是路过南丰，趁着休息的片刻，父亲详细地询问了
这个著名的桔子之乡的生产情况。临走时，母亲买了一些南丰蜜桔，准备带给家中
的孩子们。
中午到达抚州。在抚州，父亲参观了纺织、制药、开关等工厂，在开关厂，他
对厂领导说：“不要长期搞军品，单一的不好，还要搞民用。”在厂里，父亲到处
参观，有时还走上走下、爬高爬低的，很有兴致。
晚上地区盛情请客，还上了茅台酒。父亲知道王若飞的儿子王兴和张鼎丞的女
儿张九九一对夫妇在这里，就请地方上去找他们。王兴不在，九九一人来了。
王若飞和张鼎丞都是父亲的老战友。王若飞虽然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牺牲，
但也未逃过“文革”劫难。一个在国民党监狱中坚贞不屈的英勇的共产党员，竟然
被打成了“叛徒”。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也是父亲的老战友，如今也被诬为“叛徒”
关在监狱里。父亲关切地问九九：“王毛毛（王兴的小名）的妈妈怎么样？”九九
说：“说她是二十八个半。”“二十八个半”，是指20年代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中，只有二十八个半可以被称作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后来，这些人因此而被算作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线上”
的人。父亲说：“不可能。我知道她根本不在那个学校。”他又问九九：“若飞呢？”
九九说：“说他是陈独秀分子。”父亲十分肯定地说：“不是。”他回忆地解释道
：“若飞与陈独秀的关系很缠绵，但没参加过陈独秀的宗派活动。他和乔年、延年
关系非常好。”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和陈延年，是两个年轻英勇的共产党的高
级干部，不幸相继在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当时，又岂只是王若飞一个人为之伤心
悲愤。父亲是当年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当事人，也是知情人。九九又说：“他
们还说王若飞在内蒙古被捕是叛徒。”父亲再一次坚定地说：“不是。薄一波受中
央委托去接他，他在狱中很坚定。”那些专门整人害人的“文革”干将，心忒歹毒
了，连死去的烈士也不肯放过。像王若飞这样一个老资格的党的高级干部，为党为
人民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牺牲之后还要遭受陷害诬蔑。父亲怀念这些
牺牲了的革命战友，也为他们在九泉之下仍然受到恶意诬陷而深感气愤。
席间，大家七嘴八舌地交谈。刘俊秀看到九九，也想起了王若飞，就说：“都
说若飞能喝酒。有一次，我喝了十六杯，比若飞喝得多。”父亲笑着说：“若飞不
能喝。他是好酒。”父亲知道九九刚生了孩子，问她有什么困难。九九说江西冬天
太冷，木炭是定量分配的，不够用。父亲当即对地区的领导说：“给他们弄点木炭
吧！”老战友早已作古，只有用这样的方式照顾一下后人了。
15日上午，父亲离开抚州启程回南昌。九九跟抚州地区的人一起送行到抚州的
边界。南昌方面已经有人来接，九九和众人才依依不舍地和两位老人分手告别。
三十一、再见了，步校
父母亲这次二下赣南，一共十天。一路风尘仆仆，终于回到了南昌。
见到家人，特别是小孙女，父母亲十分欣喜。妈妈给我们讲述一路见闻，说爸
爸重回老区，感触很深。老区的干部对他们接待得十分热情，想得也很周到，所到
的每一个地方，连盖的棉被都是新的，他们很受感动。
父母亲回到南昌不久，在天津的奶奶和小姑姑邓先群，带着小姑姑三个月大的
儿子丁丁，还有在四川的二姑父张仲仁，一起来到了江西。这时我和大姐邓林到北
京去了。我是利用放寒假，去看贺平和已经从干校“牛棚”中出来回到北京的公公
婆婆。邓林是在朴方的安排下去北京，看介绍人给她介绍的对象，也就是去“相亲”。
在江西的家里，仍有父母亲、邓楠、飞飞和小家伙眠眠，还有公务员老吴夫妇等七
个人。这次奶奶、小姑姑和二姑父等，一下子又来了四个人。我们那个步校的小楼，
简直可以称之为“人满为患”了。整个小楼两边的楼上楼下，全都挤满了人。小姑
姑和邓楠是我们家有名的两个大嗓门，站在楼外老远就可以听到她们的声音。两个
小家伙只差两个月，丁丁是个男孩儿，个头儿又大，相比之下，眠眠简直就是个可
怜的小不点儿。爸爸做饭手艺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奶奶吧。奶奶回来了，大家又
有好吃的了。饭厅里一个小方桌，每顿饭都挤得满满的。小姑姑和邓楠生完孩子后，
本来就一个比一个胖，还都借口要补充营养，每顿总想多吃点儿。邓楠被妈妈看着，
老是受到限制，不让吃不让喝的，说是不能再长胖了。而小姑姑则不同，有奶奶的
纵容，可以无拘无束地敞开了吃。邓楠觉得太不公平了，整天价发牢骚讲怪话。
二姑父张仲仁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干了一辈子档案工作，光会干活儿不爱说话。
这段时间，常在家的，只有父亲和二姑父两个男子汉，可偏偏这两个男子汉都是不
爱说话的。也难怪，话都让家里的“姑娘”们说完了，哪儿还有别人说话的机会呀。
奶奶总是用她那口好听的四川话说：“我们邓家屋里头的姑娘，简直厉害完！”
其实不光是我们几个姐妹，连我们的两个姑姑也是“厉害完”。我们的两个姑父
则都是老实人，自从“随”了姑姑们进入我们邓家，时常会受点儿“欺负”什么的。
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忍不住发点牢骚。每当发生这种情
况，他们便会立刻遭到我们几个“邓家屋里头的姑娘”七嘴八舌的集体“批判”。
当然，姑父们也有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的大哥大嫂，妈妈这个当大嫂的，总是要
顾全大局出面干涉一下了事。
唉，我们这个家，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总是这样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父
亲这样一个严肃严谨的人，怎么会带出这样性格与他截然不同的一家人来啊。其实，
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气氛的形成，责任还是在父母。归根结底，就是两个
字：纵容。都说父亲为人严厉吧，连他的老部下都说“怕”他。可跟我们这些孩子
在一起，他就没辙了。从在江西时期开始，我们都亲昵地叫父亲“老爷子”。我们
说：“老爷子，看我们多热闹，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嘛。”他会说：“哪有那么多说
的。”看我们闹得太不成样子的时候，他也会说一句：“胡说八道！”算是把我们
骂了。不过，闹归闹，对于父亲，我们其实是敬重有加的，在他认真的时候，我们
都会百分之百地绝对服从，没有一个人敢“刺儿”的。
当我们一家人在江西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在北京，周恩来不顾中央文革的重
重阻挠，正在殚精竭虑地为解放干部做着不懈的努力。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
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
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
摔伤了骨头，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
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原铁道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
害。毛泽东于12月18日作了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
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毛泽东的批示，给周恩来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提供
了更大的支持。
1972年结束了。虽然天上仍是阴云密布，但一线阳光已从天边透出。
1973年来临了，形势依旧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毛泽东继续坚持“文革”极
左错误；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和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毛泽东
对于周恩来，是既不满意，又离不开。不满意的是，他觉得周恩来与他的一些想法
相距甚远；离不开的原因，是到了此时，整个党、政、军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以
及台前幕后全国大局的维持，全靠着周恩来以其耿耿忠诚和超负荷的辛劳极力支撑。
偏偏在这个时刻，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周恩来生病，对于命运多舛的中国来说，
真好似屋漏又遭连夜雨。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要有人来维系呀。在这
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最后决定。
1 月的一天，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委托省委书记黄知真来看望父亲，告诉
他中央通知他于近期之内回北京。这一消息使父母亲及我们全家喜出望外。大家虽
有预感，认为父亲的“问题”快解决了，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地解决，而且马上要回
北京。
要回北京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父亲当然也很高兴，但是，他的高兴不是外在
的，而是蕴于内心的。父亲从来遇难不惊，遇喜不亢，但此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从
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体味出他心中的欣悦。“文革”被打倒以来，六年多了，他时
刻期盼的，难道不正是这一天的到来吗！几年之中，忍受了多少不白之冤，克服了
多少难以想像的困难，经历了在中南海内外的各种人生磨练，为了家庭的每一个成
员和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几年之中，他以劳动锻炼体魄，以博览陶
冶心灵，以和工人们的直接接触体味着人情与世情。寒冬，他每日坚持洗冷水澡。
酷暑，他流着大汗坚持上工地劳动。在家里，他生火、做饭、砍柴、种地，尽着丈
夫、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也密切地关注着世
上的风云变幻，注视着政坛的跌宕起伏，关注着国家的经济情况，关注着人民的生
活状态。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不管事态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他都从容以对。
他从来没有因个人的遭遇而消沉，而悲观，而失望。他一直坚信，真理终究会战胜
谬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他坚信我们的党，坚信我们的国家，坚信我们的人民。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回北京以后，他要以他的信念和热忱，
报效党，报效国家，报效人民。
要回北京了，马上就要离开江西了。虽然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对于这
个羁居了三年多的地方，总感到有一份眷恋不舍之情。父亲说：“不忙，过了春节
再走。”他还要在江西、在步校、在我们这个小楼的家里，过最后一个春节。
2 月3 日，是1973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步校的小楼中度过了中
国的这个传统的节日。春节过后，父亲兴致很高，提出再出去走一次，去著名瓷都
景德镇看看。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大年初六，也就是2 月8 日，父母亲携同二姑
父张仲仁，北上赣北。
汽车离开南昌不久，进入进贤县境界。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就在这里。父
亲想着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王瑞林1952年二十岁时来给父亲当秘书，直到“文革”
爆发离开，现在在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父亲一到进贤便想起了他，想要
见一见他。父亲对陪同他的警卫人员说：“在进贤我没有别的事，就是想见见我的
秘书王瑞林。”陪同他的人说，这一事需要请示中办。
过了进贤，当日到达景德镇，在市委招待所下榻。父亲对市领导说：“景德镇
很有名气，我小学念书时就知道，这回要好好看看。”在景德镇，父亲一行参观了
几个比较大的瓷器厂和陶瓷馆。在参观为民瓷厂时，一个工人认出了来人，脱口喊
了一声：“邓小平！”这在车间里的工人们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10日下午到光明瓷厂，父亲在这里参观整个生产过程，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
询问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临走时，他们刚刚上车，没料想，各车间的工人，像
约好似的，都拥了出来，呼啦一下子把汽车围在了中间。不知是谁带的头，工人们
热烈地鼓起掌来。看见工人们热情热烈的欢迎，父亲立即下了汽车，向大家招手，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感动。许久，父亲一行才在工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坐车驶出了
工厂。
景德镇的干部向父亲介绍，林彪的干将程世清，为了配合林彪的篡权企图，把
享有盛名的瓷器工厂，竟然改成生产什么水陆两用车，真是荒谬已极。而现在根据
周总理的指示，工厂开始恢复生产，还可以做观音、弥勒佛这些以前被说成是“封、
资、修”的东西了。在景德镇，母亲买了一些普通的实用餐具，准备带回南昌给孩
子们。当地的干部说，怎么不买点好的？母亲说：“别看以前在中央工作，我们也
是普通家庭。”景德镇市的同志们对父亲一行十分热情，临走时，送给父母亲四只
精美的瓷瓶。父母亲十分感动，将瓷瓶带回南昌，再带回北京，一直将其珍藏。
11日离开景德镇时，父亲充满感情地对市领导们说：“景德镇不仅是瓷都，而
且世界有名。景德镇的工人是有创造性的，劳动能创造世界。”
从景德镇回来的路上，因得到通知，中央同意他见王瑞林，父亲一行便直奔进
贤。中午时分，当他们到达进贤中办“五七干校”时，看见当时在“干校”任副校
长的李树槐在门口迎接。李树槐原来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文革”前和我们一家
人相当熟悉，到此时也是多年未见了。他深情地对父亲说：“老首长，你来了我们
很高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父亲看见李树槐也很高兴，他说：“我来这里是
想见见王瑞林。”李树槐立即说：“可以。我们马上派人叫他去。”
此时王瑞林还在田头劳动。有人到田间通知他：“你的老首长看你来了。”王
瑞林先是一愣，随即上了来接他的吉普车，匆匆赶到招待所。见到几年未见的老首
长，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能够见面，实乃劫后重逢。看着王瑞林消瘦而晒得黑黑的
面颊，看着他一腿一脚的泥巴，父母亲都很激动。他们专程来进贤，就是为了要看
王瑞林。没想到，原来那个年轻精神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年逾不惑，一副满面风霜
的样子。父亲为人一向寡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从不多说。虽然不会多说，但他
内心的感情却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对王瑞林这样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更是感情很
深。这种感情，不同于对自己子女的骨肉亲情，但却又极其相似。大家一起吃完午
饭，父亲对李树槐说：“我想带王瑞林回南昌去住两天。”李树槐爽快地答应了。
王瑞林随父亲一行回到南昌。在步校的小楼中，王瑞林见到了奶奶和家中的一大群
人。几年没见，大家相互询问着对方的遭遇，其中的沧桑辛酸令人难过，也令人感
叹。像家人一样在步校住了两天后，王瑞林要返回进贤“干校”去了。我们全家人
把他送到门口，大家依依不舍，但却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见。
在江西的三次外出，对父亲来说十分重要。“文革”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
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三次外
出，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
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文革”
到此六年多了，诸多风云，诸多不测，世间的人和事物，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
些变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是好是坏，一目了然。父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他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
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在江西南昌步校的院子里，围绕着那栋灰色的小楼，
父亲仍旧一圈一圈地散步。他的步伐很稳，而且很快。他虽仍旧是那样地不言不语，
但你可以清楚地感到，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六年的
政治磨难，三年的劳动锻炼，为他积蓄了充足的精神和体力，使他做好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好像一艘已经高张起巨帆的航船，一旦风起，便可启程，全速远航。
春节过后，我们全家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北京。
要说“文革”中间学会了什么本事的话，首屈一指要数收拾东西搬家。我们家
的人，总是随着命运的起落被赶来赶去和搬来搬去，练就了一身搬家的好本领。一
声令下，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收拾好。衣服被褥，简单好收拾。那些书是最
宝贵的，要一一收拾好放入箱中。还有就是家里的那些锅碗瓢勺，也得带走啊，不
然到北京用什么东西做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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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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