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在延安整风中 机构调整、关系理顺,干部定位,各种规章制度一一建立,各部门间的行政关 系很快明确了。用父亲的政治秘书师哲的话说:“工作正规化,克服了疲沓现象, 改变了自由散漫、游击习气等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央和毛主席对此 是十分重视和赞赏的”。 中办系统走上正规化后,父亲又继续理顺中央所属各部委的工作,逐渐将各部 委领导集中到杨家岭一带办公,各部委的工作也很快走上了正规化。并且也直接影 响驻军、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逐步正规化。 这一段时间父亲的工作看似琐屑,实则是摸索与建立我党在农村部分地区执政 的管理体制,并为尔后在全国城乡执政作奠基。同时,承担起中央大部分“家务”, 为毛泽东摆脱事务,专心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等重要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父 亲的党性决定了他的行为准则,那就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事业放在第 一位。 父亲正式担任中央秘书长不到半年,我党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整风运动。其 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 风。其根本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更有效 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新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在整风运动三个阶段中无论在理论探 索上、在组织管理上、还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父亲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支 持毛泽东。 整顿党风,首先要提高党性,加强党性教育与学习。早在运动准备阶段,19 41年3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提议由父亲写一篇关于增强党 性的文章。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之际,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 性的决定》。在深入研究决定的基础上,父亲立即在他的工作日记本上撰写了关于 《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阐 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大纲》着重阐述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及怎样增强党性锻炼。明确指出,党中央 提出增强全党党性锻炼,绝非偶然。在弄清几个基本前提基础上,必须认清中国党 所处的环境及本身的特点。 几个基本前提:(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 产党的利益;(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觉悟和阶级意识;(三) 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 父亲认为,中国共产党“生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处在“落后 的、同时又是最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的各种不同的 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员”,“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特征,是 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出身的占了较大的比重”,“他们便会把 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甚至资 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同时,由于抗日战争阶段的革命性质与任务的要求“无产阶 级需要与各个阶级合作,包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 就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又增加了一 个可能性”。 至于如何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应该由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首先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必须和自 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长期的强烈地斗争,以具备“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 觉悟和阶级意识”,“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 积极性。” 第二,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要与一切 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 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灵活地、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 第三,“要把个人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 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 第四,必须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要遵守党的统一纪律”,服从组织。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 1942年全党普遍整风开始。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 《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延安转入普遍整风时期。3月初,政治局会议决定,自此 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父亲负责。这一 年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专门学习党的路线,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人员,同 时包括军事学院高级班、延安各机关高级干部三四百人。 在学习阶段,中央党校的同志在学习研究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其他 整风文件时,提出了诸如为什么在1941年中央发出这个决定,为什么没在遵义 会议前提出来,这个决定发出以前我们党内是不是也有党性锻炼呢,等等,许多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为了帮助党员在整风学习中提高党性锻炼的自觉性,7月14 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 是毛泽东率先把增强党性教育列入党的建设的重要日程。皖南事变使认识到一 个深刻的教训,即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必须加强全党干部与党员党性教育与学习。 毛泽东在起草《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道:“绝对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父亲结合历史与当前党内外的实际,透彻地论述了增强党性教育的三点原因: (一)抗战以来,处于统一战线环境中,我党已拥有50万军队,并掌握几千 万人口区域的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日本法西斯和国 民党右派势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我们的党。所以,“我们 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二)抗战以来,我党的队伍迅速扩大,80万党员中75万是在统一战线环 境中加入的新成分。“大批员很需要更多的教育”。同时,大批党员处在比较分散 的长期游击战争环境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 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产生如个人主 义、独立主义等错误思想和倾向,这就更需要增强党性。 (三)党内历史上张国焘叛党及抗日战争中党内出现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 织上不一致的严重现象,警告党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在此,父亲特别指出王明在抗 战以来的错误——“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 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政策、方针进行日常工作。” 上述诸多情形使我们党“不得不在全党面前,把党性问题单独地作为一个问题 提出来。” 接着,又阐明了《决定》的中心思想和增强党性决定对我党建设的作用。他指 出:“《决定》的中心,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 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决定》总结了我党20年来 对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 何巩固党的团结,对今后党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决定》发出一年多,对 全党起了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同时,对整 风学习运动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 在报告中,父亲还专题谈到反对宗派主义问题。他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 的一种表现”,危害极大,“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 内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此,“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这在一般党员中是很重要的,在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更加重要。”因为闹宗派、 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干部。特别是中国党是有军队的,有枪杆子。“如果 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会是很大的”。 面对中央党校学员,面对这些党的高级干部,父亲在报告中向党的高级干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求他们“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 组织问题和自己的行动”,更要求他们“在理论上有修养”,“掌握马列主义的思 想方法,在遇到反马列主义思想的时候,能够起来反对,遇到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 倾向的时候,能够起来斗争”。 也就是在这年4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由毛泽东提议,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 动由父亲和高岗负责,父亲的肩上又增加了一副担子。一周后,以父亲和高岗为首 的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成立。从此,他除了照常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 会议、指导中央党校整风以及坚持中央秘书长的各项工作之外,还要亲自主持陕甘 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会议,亲自参加边区干部整风动员大会并作讲话等。工作的繁 忙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就是这样,父亲也没有放弃个人的学习。他认真地学习、研究毛泽东整 顿三风报告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论述,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撰写心得笔记。 极为推崇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他说:“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有与众 不同的情形,他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这一优良的作风,他是我党恐怕是唯一能 注意调查研究,并且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即是能够敏锐地抓住问题的中心, 找出规律,决定方向的人。”同时,他在笔记中还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工作实 践,从马列主义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总结。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和召开西北局高 干会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边区政府要加强,要抓住中心,掌握政策;提议由任弼 时代表中央指导西北局的党、政、军工作;准备10月中旬召开由党政军干部参加 的西北局高干会,进行整党、整财、整政、整军、整党政军民关系,以实现整顿三 风、精兵简政两个目标,高干会由任弼时、王稼祥指导。 此后近两个月,父亲又积极投入筹备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工作。 10月19日,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开幕。父亲代表中央驻会指导,一直到 1943年1月14日,共计88天。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高干会。除地方县级以 上、部队团级以上266人出席会议外,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209名 领导干部到会旁听;在讨论边区政府工作时,还邀请非党员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 加。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边区党的历史,对边区政府当前与今后工作,特别是生 产和财政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明确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了发展经济的 方针。 父亲主持开幕式。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此次会议“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 要通过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 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11月21日,毛泽东又在大会 报告中生动具体地阐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12条经验,借主义的“箭”射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康生、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 在会议后期就当前工作分别作了报告。 1943年1月7日至9日,父亲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 长篇演讲。演讲分三个部分: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 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 针对会议揭发在军队、政府、群众团体等方面存在对党不够尊重的现象,父亲 指出,其根本原因是:“边区党内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没有思想和意志 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因此,(一)对党的 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 党的领导机关“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中 国共产党是根据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 织原则,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动摇它的”;(二)对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今天边 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只有在进行与领导这些 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反对官僚主义 分子,才能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内容丰富起来”:“才能发动群众的 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意义才 更丰富,政治才能更进一步”;(三)要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倾向。某些高级干部 把党的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 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传 统“起着一种腐蚀与摧毁的作用”。因此必须“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澄清模糊 认识。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父亲认为发展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 的环节”,抓住这一环节,“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 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在演讲中他多处阐明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的辩证关系。他 说:“我们在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以 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 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 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 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因此,他强调指出: 边区应该在经济建设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 道,寻找出建设新主义社会的规律。”在此,他还根据毛泽东所作《经济问题和财 政问题》报告重申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 军民兼顾。” 至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他在演讲中率先提出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 必要性:“任务改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没有领导作 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并强调:“和 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 老样办事。”对于和平建设的一套做法,“还在摸索中,还在过渡的阶段中。” “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 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并且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 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 为此,又提出“必须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必须大大 提高我们党员的创造精神”,要根据党的政策,从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出发, “大胆地去创造”,“独立地创造”;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对一般的官僚 主义倾向“是应当开展群众斗争来反对的”。对“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 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新的领导作 风无法建立起来。 接着,父亲代表中央就重新审查1935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陕北“肃反” 问题的决定作了解释。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郑重宣布:“‘九一八’以后一直到 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性质,是一种‘左’倾机 会主义的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各种政策也都是‘左’的错误的。” 这种错误路线统治时间长,“造成的恶果也就特别大,比陈独秀机会主义以及李立 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十 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由此,他总结道:“如果思想方法不 正确,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那是会把革命弄失败的。” 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 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 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因此,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是很仔细的,很慎重的。” 每个在这一区域工作的党员和干部也就非常光荣。同时,“你们两肩上所担负的责 任都是非常重大的。”他热情地祝愿同志们能够愉快地胜利地完成建设“中央发言 人地位的”陕甘宁边区的伟大任务! 1943年1月14日,高干会议胜利闭幕! 这时,刘少奇伯伯已从外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父亲协助毛泽东完成“精兵简政”这一重大任务。 1943年3月16日,经过数月调查研究,又亲自代表中央书记处推出中央 组织机构调整精简的初步方案。指出:为了使中央更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 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 地工作”;改“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为 “中央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 ;书记处主席“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书记处 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合并中央工委、青委、妇委,对各地党委仍保持原名 义。 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于20日正式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 定: 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对会议所讨论之问题,“主席有 最后决定之权”; 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 王稼祥任副书记; 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任弼 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 …… 为统一党中央对各地区的领导,决定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 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负责敌战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上述同志 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负责。 从此,开始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书记处的领导时期,这大约也是党 中央工作机构最精练的时期。 在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高潮后,中央决定从1943年10月10日开始,党 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 党的历史经验阶段,11月1日至12月上旬,父亲集中精力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 讨论党史的会议,会议特别是对于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党中央领 导机关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以便从社会、历史、阶级、思想根源上全面 地认识和批判王明路线,弄清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真正提高干部的主 义的思想水平。 会议期间,父亲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去看望王明及其妻子孟庆树,做思想工作。 当时王明正在病休,自3月20日中央调整机构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 父亲对王明说,要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完全是治病救人,是 为了党。现在提出两条路线,并不是对王明个人过不去,而是对着王所代表的错误 思想路线,是要把全党干部、党员在思想上弄通。并劝王明安心静养,如果精神好, 能够想想问题时,就想一想,检讨一下。父亲又对孟庆树说,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 反省过去,帮助王明,只要从党的立场出发,许多问题就会慢慢认识清楚。 谈话后,父亲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父亲也是勇于解剖自己的,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 的问题。 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父亲对他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及 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他讲道,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 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 故后来推举毛泽东为中央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泽东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在苏区党代会前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心思想是 批评中央苏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因此,在苏区党代会时,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指责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 路线;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上是“游击习 气”,从而提出正规化在政权上是“过于包办”。后来,临时中央又推行“进攻路 线”、“夺取大城市”、“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方针,故“乃有休整与积极进攻 的争论”。父亲说,毛泽东不同意打吉安、抚州、赣州等大城市及主张开辟闽浙赣 是孤立的。后来有宁都会议的争论。自己在会上积极主张击敌,支持周恩来“须有 权力领导前方军事”,以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 他们认为我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而我不赞成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他们对我发 表的《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有不同意见,即被博古等人认为“工作不合手”, 而派到湘赣去工作。在湘赣一般说是执行博古等人的路线的,但没有全部贯彻临时 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按实际情况加以修改的”,否则,肃 反中“湘赣的一些主要干部,如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张子意等有被肃去的可能”, 这就引起临时中央对湘赣的不满,招致“后来对我的处罚”。1938年到莫斯科 及1940年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主义论》、《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 的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 场和思想方法”。 毛泽东对父亲那一段的评价则是“功大于过”。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 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毛泽东指 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 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1 931—1934年“左”倾路线错误。还提醒大家,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 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 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 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 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 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 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毛泽东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指明了方 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