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 黄秋耘 应该讲,邵荃麟是一个很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也有很多教条主义的东西, 但同时呢,他对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那一套东西,也摆脱不了。在香港文委那段时 间,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了解得比较多。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当时 我领导的小组里,有一位知名的木刻家,他已经结婚,孩子也很大了,却有婚外恋。 木刻家为此事给搞得颇为狼狈。他老婆向组织上告,告到邵荃麟那里去了。按文委 的分工,那位木刻家归我领导,这事要我处理,使我很为难。一方面,我实在不愿 意干预人家这类事情,一干预就容易失去朋友;另一方面,要是去过问的话,也很 难处理,甚至无法处理。木刻家那位女朋友,我也认识的。后来,我跟木刻家摊开 来谈,我说:你是不是跟谁谈恋爱他说,“是的。”我说:这样不好吧他说, “我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我们两个人好就是了。”我说:你夫人对这一点很看不 开呀他说,“我知道。我画的画像她都毁掉了。”谈得很坦白的。事后我向邵荃 麟汇报,说跟木刻家谈过,他觉得假如组织上认为这样不好,他以后就跟那位女朋 友断绝往来。邵荃麟听了,坐在那里抽着烟,想了想说,“他既然已经把情况跟你 说得那么坦率,这就算他跟组织上交待过啦。”我想,这不算交待吧,是他自己承 认而已。邵荃麟说,“你是他的领导,代表组织跟他谈话嘛,他既然那么坦率,就 应该算是他向组织上交待过啦。你晓得吗,秋耘,凡是对这些文化人啦、艺术家啦, 要特别从宽” 他说,“在香港,你对这些人不要抓得太紧。你抓得太紧了,人家受不了,因 此甚至政治上可以脱离组织。这类事情的教训,过去很多啦。”他又说,“做这方 面的领导工作,跟做其他一般的工作不同,跟做部队工作也不一样。”他很通情达 理,对人只要不是大节上的问题,比如政治上投靠国民党,那当然不行,但是对生 活上的问题,他主张从宽。 我看,他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的良知,和正统的马 列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有很多事情,他就感到难于处理。他临死以前,他还问 过我一句话,这在我写的悼念他的文章里已经写到过。他问我:“秋耘,我们总算 共事多年了,你给我想想看,我参加革命这几十年以来,有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党 的事”他这是非常痛心的话。在他资格那么老的一个党员,又是那么高的职务的 人来说他当时已是中央副部级,他总觉得人家那样揪斗他,自己是不是有些什 么不符合党的纪律的地方所以他自己很不放心,但另一方面,他又总觉得问心无 愧。他经常讲:“我对得起老婆,也对得起党。”但是,他也总感觉得自己可能有 些东西不那么正统。他这个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恐怕到死之前还有这个矛盾。我认 为,这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恐怕很多人有,包括周扬也有。作为一个作 家、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良心、良知,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严格的纪律、铁的纪 律之间的矛盾,总是摆脱不开。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作为文化界的一个高层人士来 讲,这完全可以理解。冯雪峰也是这样的。 可以讲,在当代中国写散文的作家中,他是一个真正的散文大师。 不过,孙犁这样的作家有个特点:他是千方百计避开政治,躲开政治,极不愿 意干预生活。与政治有关的人如果同他接触太多,他也会不愿意的。简单讲个例子: 天津的文坛,孙犁当然是个很主要的作家啦,有时候过年,天津市委书记啦、宣传 部长啦要去给他拜年,他就一一谢绝,婉拒不见。要他出来担任什么职务,干点什 么,他也不愿意,坚决不干。他只担任《天津日报》编委,对他来讲,那是很低的 职务啦。 孙犁晚年呢,似乎更消沉一点。我看,他所以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 他夫人去世啦,这是大家知道的。他同他夫人,我不敢说他们感情特别的好,但是 呢,他们夫妇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他和他夫人完全是旧式婚姻,没有谈过恋爱。 他夫人死了以后,他的情绪就更为低落啦。另一个是,他晚年也多病。这么多年他 确实身体不好,病比较多啦。他出外非常少,与外界的接触非常狭窄。这点呢,一 方面说明他清高、洁身自好,但另一方面,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讲,带来不利因素。 所以,他晚年写的作品,真正能够切中时弊的没有多少。他的书房里边,有一个横 条幅,不知是哪一位书法家给他写的,叫:“人淡如菊”。人淡得像菊花一样,可 以讲,这是他整个人格的概括。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有好处,可以免得牵涉文坛的 一些是是非非、无谓的纠纷啦,但很大的不好呢,就是对外界的事物都不大知道。 在今天,作一个陶渊明式的作家,已经不可能,也不可能写出什么大的作品。孙犁 是有意避开一些尖锐的、带有敏感性的社会问题的。召开的什么座谈会啦,举办的 什么活动啦,他一概不参加或谢绝参加。 孙犁有几个好朋友。如侯金镜,原来的《文艺报》副主编,还有郭小川,都跟 孙犁很要好。侯金镜、郭小川死去以后,孙犁写过追悼他们的文章,读起来很感动 人。写他们下放劳动以后,他如何怀念他们。但是呢,他始终不敢接触一个问题: 侯金镜他们得到这样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谁都看得清楚,如果没有“文化 大革命”,侯金镜这样的人是不可能遭迫害致死的。祸根还是搞“文化大革命”啦 他是不敢触及这个的他的哀悼文字,只是抒发一些淡淡的哀愁。再多的话,他 不讲,他也怕讲。近20年来,他跟外界好像隔了一道墙,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 让外边的人靠得他太近,他不想跟外边的人过多接触、深交。他似乎给自己规定了 几条守则,其中一条是尽可能不接受采访。一定要采访的话,一般限定不能超过半 个钟头。那半个钟头,实在谈不了多少话啦。还有,绝对不许提问任何政治性的问 题,你提问了,他也绝对不会给你回答。慢慢呢,文艺界好像忘记了他,他也好像 忘记了其他的人,处于一种隔离状态。在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 孙犁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他没有挨打,也没有受批斗得很厉害。实际上,他也 并没有多少东西可被批斗的。 孙犁为什么会那么孤僻呢我觉得,他心里头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感。 看看近三四十年来吧,文坛里边那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一个一个被批斗,有的被 迫害致死。像跟他熟识、要好的侯金镜,是被迫害死的,郭小川也是被害死的。没 有“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死不了孙犁自己不是怕死,但他觉得这样死,太不 值得另外,他觉得说什么话也好,写什么文章也好,于事无补,没有什么用的, 你发几句牢骚,惹来好大的麻烦,有的还给抓起来,运动一来又得挨批斗啦,等等。 像孙犁这样的作家,也是我们中国文坛所特有的。在世界文坛里边,恐怕也没 有几个这样的作家。 1981年秋天,我同丁玲一起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活 动,住在五月花公寓,有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位保加利亚作家和夫人来访问她, 由我充当翻译。那位保加利亚作家问丁玲:“当年定你为丁陈反党集团,把你流放 到北大荒,据我们所知,主要是周扬对你不好,那么现在你饶恕不饶恕周扬呢” 丁玲就讲:“我不饶恕。我永远都不饶恕,直到我死去那一天。”说得那么坚决的。 我只替她翻了“我不饶恕”那句话,而I’llneverforgivehim untilmydeath我永远不饶恕,直到我死去那一天这一句,我没有 替她翻成英语。我觉得她这样说不好。周扬当然有不对之处,但都已经过去了嘛, 何必到死都不饶恕呢,特别是对外国人这么说,我认为不好。我觉得,把她定为 “丁陈反党集团”啦,划为“右派”啦,最根本的原因是宗派斗争,并不是因为她 思想上跟谁有什么针锋相对。她的思想跟周扬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 区别。 丁玲在美国作过几次演讲。有一次她在一次集会上演讲,有人问她:丁玲女士, 你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呢她说:“我是为了去体验生活。”其实,怎么会是去体验 生活呢应该讲,那是因为划了右派嘛。所以,当时美国人听了,就在会上大声喊: “Sheistellinglie”“她在撒谎”人家知道的,怎么能 隐瞒得过去呢大概她这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是说给国内的领导人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