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述略
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年）。此次战争以后，国际侵略日加，国势
危殆。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又遭受日寇长达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
是在这两次中日之战中度过的。我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但自曾祖起来京会
试中进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济，字巨川，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候补侍
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
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
我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
见的。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
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
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
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于社会问题，最初倾向变
法维新，后又转向革命，并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
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遂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而得亲睹当时政
坛上种种丑行。这时我又读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受书中反对私
有制主张的影响，因而热心社会主义，曾写有《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
财产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1913年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
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
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我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
子百家，独推崇佛法。随后我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为先生引入北大任
教。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
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气氛对我等讲授东方古学术的人来说无
形中存在着压力。在此种情势下，我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即产生了根
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我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
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
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弃出家之念，并于
此书出版之1921年结婚。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
1924年我终于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
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劝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在这里我一面觉得南方
富有革命朝气，为全国大局好转带来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为师，模仿国外，
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但此时考虑得更多的乃是
自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看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惟有先在广大农村推
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在中国实施。1929
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
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之后，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
我应邀任学院教务长。这是我投身社会改造活动的开端。但因军阀蒋阎冯中原大战，
开学未满年而停办。旋于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
设研究部与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划邹平县为实验区（后扩大为十余县）。实验
区有师范、实验小学、试验农场、卫生院、金融流通处等。县下设乡学、村学。乡
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
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
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
而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发动民众与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于是我开始追随于国人之
后，也为此而奔走。1937年8 月应邀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曾对动员民众事有
所建议。1938年我访问延安。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访问目的不外考察国共
再度合作，民族命运出现一大转机，共产党方面放弃对内斗争能否持久，同时探听
同仇敌忾情势下，如何努力以巩固此统一之大局。为此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
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
比、强弱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
服。1939年感到留在西南大后方无可尽力，我又决心去华北华东敌后游击区，巡视
中得到国共双方协助。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沿途动员群众抗战，历时
八个月，历经艰险。在战地目睹两党军队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发展，轻则妨碍抗
战，重则内战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除向国共双方指陈党派问题尖锐外，更与
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增强第三方面力量，为
调解两党纷争努力。1941年初，皖南事件爆发，国内团结形势进一步恶化，遂又与
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
同时被推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不
料报纸创刊仅三月余，即因日军攻占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装乘小船逃离香港，
来到桂林。在此我负责民盟华南地区工作，边从事争取民主、宣传抗日的活动，边
从事写作。
1945年8 月，日军投降，抗战宣告结束，两党领导人又会晤于重庆。眼见敌国
外患既去，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我即有意退出现实政治活动，而致力于文化工作。
及至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告成，我更以为中国步入坦途在望，于是托
周恩来先生带信给毛主席，说明自己退出现实政治之意，同时发表《八年努力宣告
结束》等文，向社会表明心迹。因未获毛周二位谅解，我于1946年3 月再度访问延
安。但时局旋即恶化，我不得脱身，反被推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至1946
年底，终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和谈破裂，我即辞去秘书长，去重庆北碚，创办
勉仁文学院，在此讲学并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工作。书中总结了我对中
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并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
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全国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来到北京，得与毛主席多次谈话，表示愿在政府外
效力国家，并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终因故未能实现。1952
年为对解放前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做一番回顾与初步检讨，写成《我的努力与反省》
一长文。1953年9 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发言，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1955
年批判更在全国展开。自此以后我即将主要时间与精力投入著述之中。
1960年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这是早自20年代即酝酿于心的著作，自认
为最关紧要，此生定须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参考书尽失，写作工作
被迫中断。于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难情况下，另写《儒佛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
观》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
旧业，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我坚持“只批
林，不批孔”，为大小会所占去的时间更多，写作近于停顿。至1975年中，此书终
告完成。如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我
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最后，我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
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一点学问，则我正
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为人
行事。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
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
复以学问为事。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卒之，对中国问题有
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今日的主张行动。
回顾过去，我就是这样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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