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
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自欧洲归来，应教育总长
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请范公代为先容，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
寓所。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建立，1912年蔡先生参加首届内阁为第一任教育总长，而
我此时于同盟会《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身份，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
院及各政党总部，因此于采访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谈。而此次不同，是以
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
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
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
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
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
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忙回答说：“先生之喜爱哲学我知道，早在中学时即
读过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至于我，实在不懂印度哲学。印度宗派是如此
之多，而我只不过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烦闷，钻研了一些佛典，领会一点佛
家思想而已。”先生说：“你说你不懂，但又有谁懂呢？我寻不着人，就是你来吧！”
我总不敢承当。先生于是申说道：“我看你也是喜欢哲学的。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
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
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这几句话打动了我。
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叙说至此，不由联想到近年有关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实的传闻。1942年在《纪念
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后又再度传播开来，且更
加离奇、广泛；大小报刊且不说，虽《北京大学学报》亦不能免。事实是我因中学
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
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
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1916年我虽应聘，却因尚在司法部任秘书，一时不得脱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
北大。入校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似仍不少。
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
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
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孙本文诸位均是如此得与我相聚
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盖
当时北大对外开放，任人来听课。以我所知，如军界前辈广东伍庸伯先生（与李济
深同学），江苏江问渔先生（后随黄炎培先生工作，是时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
四旬，而天天来听课。湖北张难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颇有影响的人
物），来听课时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
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
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
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在讲授“印度哲学”（其中包括佛学）之后，我又开有“唯识学”。但在因爱
好哲学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来张尔田先生讲“俱舍论”
（代表小乘）、张克诚先生讲“观所缘缘论”（代表相宗）、邓高镜先生讲“百论”
（代表性宗），虽时间不长，也未列为哲学系正式课程，却仍可见蔡先生锐意繁荣
学术和好学之精神。佛学不属旧学之列，却亦不合于新思潮，因此难免遭非议。此
时，于学生纷纷建立之种种社团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顾名思义其宗
旨自是反宗教。该“同盟”曾组织讲演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者发表意见。
我研究佛学、讲佛学，自是被邀对象。我应邀作了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地点
在三院南河沿室内操场，可容千人左右。记得当时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讲。从
早八点多开始，讲了一上午，意犹未尽，下午又继续讲，待结束时竟日落西山。原
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讲演人李石曾先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当时倡导无政府主
义），在台下自早听到晚，最后竟无时间供他发言。听讲者众多，且有耐心，可见
对讲演内容感到有兴味。但须知对主讲人观点持反对态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讲
“儒家哲学”时，有学生对旁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采取此种
态度，实未可厚非。学问学问，学而不问怎能求得真学问。彼此质疑，互相问难，
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当时北大此种风尚是极可珍贵亦应加以发扬的。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
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
张申府、屠孝实等尝加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
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那时以陈独秀、胡适之等为代表的新派，多主张全盘西化。
陈独秀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新青年》杂志诘问旧
派：孔子真精神是什么？价值何在？旧派张口结舌。可是许多旧派先生竟不感苦恼，
仍埋头于旧学之中，仿佛彼此并不相碍。学生一如教师，也分新旧。新派刊物名《
新潮》，宣传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内容充实而有生气。倾向于旧派的学生办有刊
物名《国故》，却只是示人以一堆陈旧古董，根本无力与新派对垒。虽然我对新思
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
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
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
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讨一个解决。试想，如果中国传
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
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
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
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
且急切！

    我原是个很笨很呆的人，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之日起，就爱寻个准道理，最怕
听无可无不可的话。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便不肯忽略过去，而对此问题如果我
说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没有道理。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
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
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
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
南向社会公开报告。第一次由陈政同学（哲学系）记录。第二次由罗常培同学（中
文系，解放后曾任语言研究所所长，1954年病故）记录。后将两次记录稿加以整理，
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生平第二本专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
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张考卷，记录了我
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
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决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
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
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
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
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而在进入北大之后，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
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于是得以经过自学钻研，在学识上有了
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开始走向成熟。

    我尝说过，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
人，而我则不是；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
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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