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自述（6）

    四、国防参议会

    “八一三”以前的几天，我在上海，每天与蒋百里先生见面，商讨时局。11日
因听了蒋先生的话，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车开行之前，适上海市公安局长蔡
劲军来晤谈。他将敌我两方紧张情形告知我，说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
奋。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
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时众人纷纷下车，
我亦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而我
心里则认为已经开火了。

    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但我已认定开火之故，过南京即未下车，迳返山
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12日经兖州到济宁，刚下车入门，我们工作同人即谓中
央连电促我入京，正转电至上海觅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车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
14日清早抵京，晤张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
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
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8 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
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
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诸先生。在上海的沈钧
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15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
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参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来看，
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
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
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 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
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
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逼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这时
所必需，翻过来，平时政府固不见得找这些人来中央，而这些人在平时亦未见得愿
意来。今天政府愿意大家来，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
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有
：谁说敌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国防参议
会虽小，形式多不具备，而我感觉却还不错，似较今天的国民参政大会还好些。这
就是初起时，意念较真。论人数虽后来增至廿五六人，而开会时总不过十余人，可
谓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蒋百里先生、胡适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国，毛泽东先生
在延安没来，周恩来后亦不到，黄炎培、沈钧儒二公常往来上海，张耀曾、颜惠庆
两位讫未入京，晏阳初先生和我亦是往来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谈话亲切，
亦从容随便。这样倒使彼此少隔阂，而易沟通。开会时间亦多，多时每周至四次
（当九国公约在北京开会之时，为听取国际消息）。有不少军事外交财政金融上较
机密的事亦可知道一点，亦正为其人少之故。到后来参政大会上，几百人在座，政
府便不肯拿出报告了。参政大会先是三个月一集会，后改半年一集会。政府报告都
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册，数目字很详细，各部长朗诵一番。形式整齐，而意味却减
多了。大会有议长，议事有规则，提案有手续，表决算人数，种种形式当然比较从
前好看。开会时车马云集，亦甚热闹，但按实来，却按不到一点东西。

    邹先生书中，说国防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上
的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亦未见过。这大致是事实。我们收到的聘函，原来就是
密件（开首称密启者），所以没有向外发表名单。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
说，用不着书面。然正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语对政府有所启发，或往复斟问使我
们得所了解。邹先生又说“代理主席汪精卫把大家意见口头转达政府当局，有时亦
把当局意见口头转达给该会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实。然而比较后来参政会上
文书印件传来递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无用。我想中国政事一切落于“等因奉此”，
正应当矫正。而见于有名的英国宪政，全靠习惯和精神，不假条文规定；似乎我们
亦不要尽在条文上作功夫，而要培养起宪政的精神和习惯，才有希望呢！

    三、国防参议会组织及职权的条文规定，亦许有的，我却未看见。我只记得第
一天的会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以何为标准原则。胡适之先生曾问
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代主席汪精卫对于头一问题，大致回答说着重在野
党派，社会人望，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
选任。对于第二问题，则分三层：一层是政府认为时局严重无比，特请大家来共商
国事，亟愿听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层政府应付时局或
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层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
况以及如何应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现在想来，三层之中，实重在第三层。不只是政府主观要求在第三层，末后收
到一点效用亦在第三层。

    论到第一层，大家怀抱的意见，向政府建议的，军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为
众议所集中的，约有三四点。头一点要调整政府机构，使之合理化，简便化。因为
五院各部会太庞大，不合战时需要。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行政效率不
能增加，反而减少。曾慕韩先生创为“袖珍政府”之议，主张缩小组织，取其轻便，
易于移动。此一要求，实是众议所同，□□□□□□□。大抵裁减人员容易，裁减
机关较难；裁减小机关容易，裁减大机关较难。政府迁武汉后的改组，各部曾有裁
并，五院就不行。

    再一点，要发动民众。三一点，要成立民意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一点，
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
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尚联名提出这几点，恳切地面呈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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