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晚年二三事 袁良骏 著名浪漫派小说家,《鬼恋》、《风潇潇》的作者徐訏字伯訏),原名徐传 琮,笔名有徐于、史大刚、东方既白、任子楚、姜城北等,1950年抛妻别女,由 沪赴港。直到1980年癌症去世,他在香港一住30年。这30年,对这位久负盛名的小 说家而言,既有与大陆妻女生离死别的痛苦,也有与英人治下的香港社会格格不入 的矛盾,可以说心态极不平衡。病危临终前一个礼拜,他受洗加入了天主教,皈依 了上帝。这里记述的,是他晚年生活的二三侧面。 “为什么我的书卖不动?” 作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徐訏对赴港创作本来寄望甚深。他满以为香港会 和上海一样,欢迎他、支持他、赞赏他,使他持续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大 出徐訏意外的是,香港对他完全是一副冷面孔。从1950年抵港到1980年去世,徐訏 离港外出时间加起来不过一二年,他基本上是在港岛度过的。然而,他的“专业作 家”的愿望,30年间却始终只能是一个美梦。他首先必须就业挣钱,才能养家糊口。 30年间,他当过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办过出版社、杂志社,却连一天的专业作家 也当不上。与此密切相关的,徐訏的书卖不出去,很多出版社不约他的稿。他曾当 面对小说家、出版家徐速说:“你是搞出版的行家,你得说老实话,为什么我的书 卖不动,而那些黄毛丫头写的书却有人看”徐速说:“大概因为这里是香港吧” 徐訏更加激动:“要我写那些无聊的东西吗?不行!我不能,我还没有到出卖自己的 时候。”如果不是台湾正中书局为他出了15巨册的《徐訏全集》,他至死这套书恐 怕也未必能在香港出版。 “中国笔会”与“香港笔会” 50年代初,香港老作家黄天石等人组建了“中国笔会”,作为“国际笔会”的 香港分支机构。开始,他是参加了的。然而,主事者只让他做一般会员,连个理事 都不给他,更不要说什么会长、副会长了。他一气之下,断然退出,另组“香港笔 会”“英文笔会”,吸收那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外作家参加。 这一分庭抗礼,充分说明了徐訏的无奈和尴尬。 只能当讲师,不能当教授 还有一件徐訏很不舒心的事,那便是因为他未有博士学位,他在香港便只能当 讲师,而不能当教授。尽管他后来已在浸会学院当了文学院院长,但仍然不能当教 授。这样一种英国式的职称晋升制度,也使他十分气恼。 徐訏是法国留学生,因为抗战爆发而提前归国,所以未能拿到学位。但英语、 法语都很好,而且做过《扫荡报》派驻美国的新闻记者。他的《风潇潇》走红后, 也曾被内地一些高校聘为教授或名誉教授。抵港后,他也曾被新加坡南洋大学聘为 教授。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还是只能当讲师而不能当教授。 对于恃才傲物的徐訏来说,这也就成了一道无可奈何的“伤心岭”。 一个自外于香港的“香港人” 种种的不愉快,种种的不平衡,造成了徐訏对香港的无法认同。身在香港30年, 他却始终无法融入香港社会。他成了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外于香港的“香港人”。 徐訏对香港的无法认同,既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他居港 30年,居然一句不学更不说香港话,他说的是上海话或者家乡话浙江慈溪方 言。他请客吃饭,一般要到由沪迁港的餐厅如“红宝石”、“红星”、“温莎” 等或有上海厨师的餐厅。就连看京戏,也要看一些由沪来港的“票友”的演出。 这样一种浓重的上海“情结”,正是他不愿认同香港的有力证明。这种情结,在其 小说创作中也有突出表现。在他在港30年的小说创作中,虽然有一些描写香港人和 香港社会的短篇如《女人与事》、《小人物的上进》等,但长篇小说却一部也 没有,像《江湖行》、《彼岸》等,都是以内地生活为题材的。在他居港30年的小 说创作中,纯粹以香港生活为题材的,连二十分之一也没有。这恐怕也是香港读者 不太接受徐訏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50年代到80年代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的香港人, 怎么可能有耐性去读徐訏的那些40年代以前甚至20世纪初的隔膜、迂远而又节奏缓 慢的故事更何况徐訏在小说中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流落香港”的“过客”、一 个举目无亲的“异乡人”,一再把香港说成是一个“令人憎厌的地方”呢? 摘自《博览群书》2000年第6期袁良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