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当父辈们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而浴血奋战时,他们的后代却不得不被送 往遥远的苏联,送进国际儿童院,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人生之旅。 本书经向当事人或其亲友专访,或本人回忆编写而成,记载了59人的成长经历。 苏兆征之子苏河清:童年即跟随父亲革命 1921年9月,苏河清出生在香港。 童年时期的许多往事,苏河清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父亲苏兆征当时领导着香 港海员工会。他常常在码头上为工人们读报纸,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每逢这时,苏 河清便牵着父亲心爱的大狗“阿金”站在远处放哨,一旦发现“摩罗萨”(指红头 阿三、当局雇佣的印度人警察)就把“阿金”放开,让它跑到父亲那里报信。 党中央后来派苏兆征到上海工作,全家人也一同前往。苏河清一家同邓中夏一 家是邻居。当时,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同志常常在苏、邓两家开会。每到这时,苏 河清就和姐姐苏丽娃骑着小童车在弄堂口放哨,一有情况就敲响随身带着的铁盘, 通知大人们赶快采取行动。 1929年2月下旬,苏河清的父亲苏兆征病重住院,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 颖超等同志闻讯后曾赶去医院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苏兆征用极微弱的声音,断断 续续地向在场的人讲道,“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他“希望 大家共同努力奋斗……使革命最后成功”,并用恳切的目光望着几位战友说:“我 妻子和小孩可否送莫斯科,请组织斟量。”临终前他仍断断续续地说,“大家同心 合力起来,……一致合作到我们最后胜利!”当时在场的邓颖超,迅速地在一张纸 片上记录下了这段感人的遗言。 1929年2月25日下午6时,苏兆征溘然长逝。不久,党中央将苏河清及其母亲和 姐姐苏丽娃送往苏联。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难以泯灭的记忆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召开。我 的父母(瞿秋白、杨之华)都出席了会议。休会的时候,父亲依然忙,但也抽空带 我去野外采集各种野花。我到现在还能记起爸爸在大自然中那兴奋和欢快的面容, 他牵着我的手,一起漫步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逗我玩耍嬉笑。 “六大”以后,爸爸留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妈妈进入莫斯科中 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他们工作学习都很忙,便把我送进了一家孤儿院。 1928年底,我转到离莫斯科较远的一所“森林”学校。父母来看望我时为了不 影响工作,经常是乘坐夜车,在火车上睡一晚,第二天一早到达“森林”学校。夏 天,我们在森林里唱歌、跳舞、采蘑菇,父亲还常画画和折纸给我。冬天,地上铺 满了厚厚的积雪,父亲把我放在雪橇里,他拉着雪橇跑,故意把雪橇拉得忽快忽慢, 有时假装跑不动或摔一跤,用手蒙住脸装哭,这时我就冲妈妈喊:“妈妈,我跌跤 都不哭,‘好爸爸’跌一跤就哭,真娇气!”于是大家拍手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父亲因病住在列宁疗养院时,我第一次给他写了一封信,他马上给我回信 写道:“小独伊,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 还有一次,父亲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个大飞艇。他在旁边写道:“你 长大了,也为中国建造这样的大飞艇。”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 观。忽然,我从《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惊呆了的我随即失声 痛哭起来。 1930年因斗争的需要,我父母取道欧洲秘密回国。别后5年来,我时时盼望得到 父母的音信,没想到竟看见这样的消息,没想到5年前的分别竟是永别,我顿时头晕 目眩昏倒在地…… 我们住在上海时,和茅盾伯伯是邻居。父亲为革命奔走于上海、广州、武汉之 间,母亲也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就把我送进幼儿园,和茅盾伯伯的女儿沈霞在 一起。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工作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我和沈霞。 我在家时,父亲总是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希望我多学些知识,将来成为一个 对祖国有用的人。他还为我写过这样一首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父母和我分别后,我收到过他们从柏林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张含义深切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妈妈,1930年 8月1日,克里米亚。”但我看出,俄、中文都是父亲的笔迹。父母给我写的为数不 多的信件几乎都已失散,但这张明信片我保存至今。 张琴秋、张玛娅:母女俩的绝命书 张玛娅(父亲沈泽民)的妈妈张琴秋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 征途中,党中央不断出现“左”的或“右”的错误,作为在其领导下的一名干部, 能不接触一些犯错误的领导?!能不跟着走错一些路吗?所以在“文革”中张琴秋 也不例外地招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 一件事:有一次听毛主席的内部报告,当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 张琴秋顺手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事隔20年后的“文革”期 间,就因此被定为“反党分子”。无数次的轮番批斗后,她与看守她的专案组成员 谈了近一个小时的话,但中心问题只有三个:一、八个字的动机无法形容;二、在 西路军被俘后大节是好的;三、王明是叛党分子,决不会包庇他。当晚她就前一次 的批斗、审讯后的情况,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但还没有等她交上这份汇报,便 含冤离开了人间。她的死,至今是个谜。因为关押期间,她曾给她的二儿子陈祖涛 带过口信:“我是绝不会自杀的。”在清理“反党分子”遗物时,人们在一本书中 发现了这份很像绝命书的“思想汇报”。她写道: 18日晚专案组找我开会,批判我的态度不老实。……八个大字问题,我所以要 求鉴定和自己查毛主席讲话的来源,不是嫁祸于人,就(而)是因为自己挖不出反 毛主席的思想动机。我明知道党的政策,……但我思想上实在没有,怎么办呢?八 个字写在毛主席像片上头完全是偶然的,无意的。……可是,交不出思想,谁也不 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当天晚上开会回来久久不能平静,所以第二天 (即十九日)又请示了×××同志。她的回答很干脆,八个大字想不起动机,谁也 不会相信。这样只剩下一条路了。 ——那就是众所周知的死路一条了。 张琴秋被定为“反党分子”致死,“张琴秋生的女儿,绝不会是好人”——这 是“四人帮”的某个成员讲的。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女儿女婿就被分别关押起来, 进行隔离审查。在非法关押期间,张玛娅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听觉失常,惨景难以 用语言形容。两年后,好容易株连结束,张玛娅开始有了点自由,可没想到,更大 的灾难在等待着她。 1976年,在一次讨论会上,张玛娅讲道:广大群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敬爱的 周总理有什么不对?!开会主持人正要查找天安门的活动情况,便马上装聋作哑地 再向张玛娅发问。张玛娅又将自己的看法重复了一遍。于是,对她的政治迫害便接 踵而来。同年,就在黎明前,她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间。她也留下了一份 绝命书: 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也无法用虚伪的检查去保自己的名 声和家里的安定。党性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交易。 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 一、我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他是坚定不移的。 二、那么,我到底怀疑谁?不相信谁?反对谁呢?这就是江(青)、张(春桥) 两个人,我反对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搞私活、搞极左。 他们两个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勾结起来整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材料。就是他 们两个反对周总理,就是他们两个阴谋策划了《大参考》和《文汇报》的反总理事 件…… 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勇气活着说出自己的这些观点。因为在同志们面前第 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现,这是最难受不过的了。活着没有勇气讲,死了的起 码应有这个勇气讲吧!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为好。 我死后我的名声扫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党组织能恢复我的中国共产 党党员的名誉。 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加以保护。 张太雷之子张芝明:一个不幸的人 1927年4月20日,张芝明出生在上海,乳名小保。他的父亲张太雷是最早的中国 共产党领袖之一,于1927年12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张芝明的母亲王一知,1922 年入党,解放前长期从事党内秘密电台的联络工作。张芝明出生后刚刚满月,父亲 就离开他们母子去湖北、广东投身革命工作。父亲牺牲后,母亲带着他在国民党反 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坚持为党工作。他们一度蛰居北平,张芝明在香山慈幼院开始念 小学。不久,他又随母亲南下到湖南湘潭,来到与母亲一同做地下电台工作的龚饮 冰同志的老家,在那儿继续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饮冰同志到武汉与周恩来接上了头,周恩来对张太雷烈士 的后代非常关心,他指示要尽快把孩子送到苏联去。 1939年初,张芝明进入共产国际莫尼诺国际儿童院,1940年又转到伊万诺沃国 际儿童院。张芝明于1939年1月21日加入苏联少年先锋队,后加入苏联共青团并获得 苏联国籍。1945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这一年的7月6日凌晨,世 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亚拉摩戈多市试验成功。苏联政府很快就作 出了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莫斯科国立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当时,年轻学子们无 不以进入这个专业学习为荣,后来,张芝明靠鲍罗庭的鼎力相助,实现了学习原子 能专业的愿望。 鲍罗庭和张芝明的父亲张太雷有非同寻常的友谊。自1925年起张太雷就担任鲍 罗庭的翻译和助手,在广州,鲍罗庭的办公室设在东教场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里, 鲍罗庭和军事顾问住在楼上,张太雷就住在楼下,鲍罗庭的许多工作日程都由张太 雷负责安排,他有什么问题也都找张太雷商量,他们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结下了深 厚的友情。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鲍罗庭回到莫斯科,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的主 编。张芝明到苏联后,在蔡畅的带领下去拜见了鲍罗庭,当听说张芝明就是老朋友 张太雷的儿子时,鲍罗庭激动得热泪盈眶,抱住张芝明热烈地亲吻。后来,张芝明 跟随鲍罗庭学习英语,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当他听说张芝明想学原子能 专业时,就到处托关系,甚至找到了苏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才使张芝明如愿以偿。 张芝明于1947年底转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原子能专业,一年后又转到了该校的物 理系。1952年12月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1965年,张芝明 回到祖国,被分配到四机部某研究所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芝明被诬陷为“苏修特务”,遭到隔离审查,后来 又被关进监狱。他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神经难以承受这样的摧残,导致精神严重失 常,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加入了苏联国籍,后来多次申请脱 离苏联国籍,苏联方面坚决不同意,并对他的精神施以压力。 张芝明是不幸的。他的报效祖国的良好愿望成为了永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