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轭 自1932 年4 月从香港返回上海后,阮玲玉进入了她一生中在电影表演上最为 辉煌的时期,造就她在这一时期如此辉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张达民的“贴 身”纠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后第一次能在上海 独享清静,而不必担心张达民随时随地会进行的骚扰,使她得以将精力集中在拍摄 电影上。 当然,独自在香港的张达民不会就此安份守己,也不可能从此不再纠缠阮玲玉, 虽然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三天两头地往“联华”的摄影棚跑,缠着阮玲玉要钱,他知 道阮玲玉爱面子,不愿让公司的人知道她嫁了个没出息的丈夫。所以,以往他缺钱 的时候,总喜欢到公司去找阮玲玉要钱,元需吵闹,只要悄悄地把阮玲玉叫到摄影 棚外,手一伸,阮玲玉总得给几个钱。现在远隔千里,直接去公司要当然不可能, 但是张达民自有他的办法,他会给阮玲玉写信,信中除了一大堆好听的话外,就是 诉说他一人在港日子是多么艰难! 仅靠那200 元港市的薪水实在不够开销,也太跌明星丈夫的面子,让阮玲玉给 他寄钱。 阮玲玉每每接到张达民的来信,心中也不胜其烦,但想想终究比成天跟在身后 要钱好些,以往拍戏时,有好几次情绪酝酿得好好的,只待导演一声“开麦拉”即 可表演,恰恰此时张达民就来了,两手一伸要钱,情绪全给破坏了。演苦戏时还好, 有时演到高兴的戏时,经这么一来,喜悦的心情哪里还演得出来?现在这种情况总 算不复再现,花两个钱也就花吧。于是阮玲玉免不了常常要给张达民寄些钱。每回 寄钱写信时,总忘不了叮嘱张达民几句,要他好自为之,这个职务得来并不容易。 当然,她也知道这些话说了恐怕也是白说,张达民未见得会听她的。 就这样,阮玲玉平平静静地过了几个月,1932 年秋,正当她全身心地投入《 三个摩登女性》的拍摄的时候,一天下班回家,突然看到了坐在家中的张达民,很 是诧异:“你怎么跑回来了?”“怎么,不欢迎吗?你难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辈子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阮玲玉连忙否定,“我是说你在香港干得好好的,怎么连声 招呼也不打就跑回来了?”“香港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我为那每月区区200 元钱, 天天卖苦力,实在不值得,我辞职不干了。”张达民振振有词。 “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吗,怎么还不够用?”“那几个钱管什么用,还不 够我到澳门玩一趟的开销。”张达民提到澳门,阮玲玉马上想到,张达民一定又去 赌了。在澳门赌起来可是没底,不要说每月几百元,万贯家财赌个精光也没什么希 奇。想到这里,阮玲玉心中猛然一紧,“你是不是又欠下赌债了?”“赌债倒是没 有欠下,只不过……”看着张达民吞吞吐吐的样子,阮玲玉心中着急,“只不过什 么,你倒是说呀。”“说就说,反正你早晚也会知道的。”张达民做出一副破釜沉 舟的样子,“你明知我那点薪水是不够用的,可每月就给我寄那么一点钱,我有什 么办法,我没钱用的时候,就只好问公司借一点喽。”阮玲玉听他说是问公司借了 一点钱,稍稍有些放心,“借了多少,咱们还了就是了。”“要有你说得这么简单 就好了,我单身一人,每月有200 元的薪水,公司哪里还会借钱给我,我是暗借的。” “什么叫暗借?”阮玲玉有些不明白。 “连这都不懂,真笨。”张达民的口气有些不屑,“你想啊,瑞安轮每天的票 款都要汇总到我手上再交公司,我急需钱用的时候,就跟自己……借了那么一点。” 阮玲玉一听,不由气上心头,“你这哪是借,分明是贪污嘛!”“想不到你也这么 说,”张达民大为不满地说,“他们也是这么说我的,我借了没有几回,也就一千 来块钱吧,就被公司发觉了,把我训斥了一顿,就让我回上海了,还说不是看在你 和何东先生的面子,就要去法院告我,真是小题大做。我想,你们不要我,我还不 干了呢,我就回来了。”看着张达民厚颜无耻的样子,阮玲玉气恨交加,“你竟然 做出这等丑事来,让我怎么说你是好呢。”“不知说什么就别说呗。”“我不说不 等于别人就不说,你想,这事能不传到联华公司来吗?我的面子上固然不好看,你 又有何面目再去公司找我呢?”张达民一想,这话倒也不错,以往去公司找阮玲玉 要钱,她怕丢面子,总是给钱了事,这事传过来的话,她的面子也给丢光了,纵然 自己不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老老脸皮再去公司找她,她也未见得再给钱 了。想到此,他没主意了,只好问阮玲玉:“那你说怎么办?”“我一时又能有什 么好办法,好在此事要传过来的话,总还要些日子,你先安安稳稳地在家呆几天再 说。”张达民想想只好如此了,也就不再多言。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此事成了阮玲玉的一块心病,思前想后,“觉得放他(指 张达民——引者注)依旧在上海的恶劣环境里,是无论如何改不过他的坏脾气的”, 但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天,阮玲玉偶尔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十九路军在福 建的有关消息,猛然想起她的广东同乡在十九路军中任财政处长的范其务。当初十 九路军驻扎在上海,“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抗日情绪空前高涨,阮玲玉曾和 上海各界人士一起前往十九路军驻地慰问,就在那时她认识了范其务,相询之下, 得知范其务乃广东大埔人,与阮玲玉的故乡中山很近。老乡相见,自然比别人就多 了一番亲情。之后,在一些社交场所,他们又曾见过几次面,再后来,阮玲玉在香 港时得知了“一·二八”事变时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抗敌的壮举,很是钦佩,而待 阮玲玉自港返沪后,十九路军已被调到福建与红军作战去了。阮玲玉想,若把张达 民托付给范其务,让他远离上海、香港这样的花花世界,少了这些灯红酒绿醉生梦 死的腐朽生活的诱惑,也许他还能收心敛性,重新做人。 主意既定,阮玲玉遂给范其务写了封信,请他为张达民在福建谋个职位。 范其务很快回信表示此事包在他身上,只要张先生愿意到福建这个偏僻的地方 来,一定重用。范其务在信中还说,眼下福清县税务所正缺一个所长,张先生要肯 屈就的话,他可以一手安排。阮玲玉接此信后,如释重负,当即与张达民商量。张 达民的内心当然不愿离开上海,但刚在香港惹了祸,回到上海来不得不有所收敛, 联华公司暂时是不敢去了,手头的钱也就不免有些紧,一听说有个税务所长在等着 自己去做,考虑再三,他才同意去试试。几天后,张达民只身踏上了去福建的旅程。 送走了张达民,阮玲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总算又可以安心地拍片子了。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把张达民送到福建后“不到两个月吧,竟有三日隔两日 地写信来骚扰了”,[1] 张达民那似雪片般飞来的信件所言无非两个字:要钱。他 在信中迭陈福建福清这个地方生活是多么艰苦,他的薪水又是这样的少,根本就不 够用的。阮玲玉担心张达民耐不住在福建的寂寞,再自说自话跑回上海来胡搅蛮缠, 只得花钱消灾,不断地给他寄些钱去。张达民除了好赌钱以外,倒也没有其他更花 钱的嗜好,而赌钱也并不是非要到大都市不可,有着每月的薪水另加上阮玲玉不停 地“输血”,赌本还是有保障的,这样,他也就不急着回上海了,因为回到上海, 未见得比呆在福建钱多。 眼不见,心不烦,早已与张达民没有了丝毫感情的阮玲玉渐渐地将张达民逐出 了她的生活。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