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起 1935 年1 月10 日对阮玲玉说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上海第一特区 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唐季珊诉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案。从这一天开始, 她就被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诉讼之中。 1 月10 日下午,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大门刚刚开启,即涌进来一大群人,问 明唐季珊诉张达民一案的庭址后,即纷纷涌向该庭,转眼问,庭内已坐无虚席。这 些人手中大多拿着各色各样的小报,兴奋地议论着。早在开庭前几天,报纸就已将 这场讼事宣扬开来,某些小报更是绘声绘色把两个男人如何为了一个电影明星争风 吃醋的种种细节大加渲染,虽然阮玲玉并未直接参与诉讼,但从一开始她就成了这 场讼事的中心。这些旁听者们大多是受了小报的蛊惑,要来亲眼目睹这场唇枪舌剑 般精彩好戏。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阮玲玉会不会亲临法庭。 二时许,唐季珊和张达民在各自的律师陪同下先后步入法庭,分别在原、被告 席上坐定。旁听者们见阮玲玉并未到场,不免有些失望。 二时半,法官叶壁超带着书记员升庭。循例问过原、被告的姓名、籍贯、住址 等事项后,即正式审案。法官先请唐季珊陈明诉讼请求,唐季珊遂将张达民通过孙 弼伍律师写信诬陷他的事陈说了一遍,要求法庭判张达民犯有“虚构事实,妨害名 誉”之罪。说完,将孙弼伍的来信递交给法官。 法官遂转而问张达民:“原告所控均是事实吗?”开庭前张达民即已另聘了洪 士豪律师为他辩护,并商量好了辩护方案,因而从容应答:“原告说我虚构事实,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到底是什么。 我与阮玲玉女士同居已有七、八年之久,且曾在我母亲灵前举行过婚礼,后来 唐季珊趁我远赴福建不在上海之机,接近阮玲玉,并进而经常出入于我家,最后竟 至与阮玲玉姘居,阮玲玉遂携衣饰财物,脱离家庭而改事唐季珊。我返回上海后, 多次索取被唐季珊侵占的财物而不得,乃与孙弼伍律师相商,并准备委托孙律师起 诉唐季珊,但我并没有让孙律师致函唐季珊。想不到唐季珊竟恶人先告状,胡说我 虚构事实云云,真是岂有此理!”说完气呼呼地坐下。 张达民的辩词采用的是偷梁换柱的手法,大谈他与阮玲玉是所谓“夫妻”的事 实,而将唐季珊诉他的虚构侵占财物的事实一笔带过,更显得唐季珊这位先告状者 果然是个恶人。 接着,张达民的辩护律师洪士豪起而为被告辩护,“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条 之规定,妨害名誉罪之构成,须有意图散布于众,而指责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 之事实。而本案仅仅孙律师之一信,是否即已构成该案罪名,殊堪研究。况且该信 还不是被告之主张,应请明察。”张达民的证言和洪士豪的辩词令唐季珊有些沮丧, 他原本以为有了孙弼伍代表张达民写来的信这一铁证就足以告倒张达民,因而开庭 前也没作过多的准备,想不到张达民竟能说出这样一番歪理来,一时很难辩驳。只 听法官宣布:“今日庭讯到此结束,本月17 日下午宣判。退庭。”[1] 此番开庭 不仅引起了许多市民的兴趣,那些专访名人隐私的记者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让他们 可大做文章的好机会,开庭前他们就已将这场讼事炒得滚热,现在则更可大显身手 了。第二天,各报都以大字标题颇为详细地报道了庭审情形,且大多突出电影明星 阮玲玉是怎样先后与两个男人同居这一让市民阶层津津乐道的兴奋点。 看了这些报道,阮玲玉感到了莫大的悲哀。尽管她早已料到此番讼起后,一定 有不少记者不会饶过她,但也没想到报纸上会说得这样难听,就连《申报》这样的 大报竟然也以《阮玲玉小史一页》的标题来报道这场讼事,且文中述及阮玲玉早年 与张达民同居之事时,作了许多不负责任的描述,那些小报就更不用提了。为此她 变得终日郁郁寡欢沉默少言。 1 月17 日下午,第一特区法院对唐季珊诉张达民一案按时进行判决。经过报 纸几天来的热炒以后,此案已成最热门的社会新闻,许多人都以为宣判这天阮玲玉 会亲自到庭,因而赶来旁听者较初审那天又增加了许多。然而,他们再次失望了, 不仅阮玲玉未到,就连唐季珊也没露面,他知道这场官司自己已经输定,也就不来 丢丑了,他由律师熊飞代表他出庭。张达民倒是准时到场,他将是赢家,自然不肯 放过这露脸的机会。 二时半,法官叶璧超升坐,宣读判决:原告唐季珊诉被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 名誉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张达民无罪。判毕即告退庭。[2] 这样的结果是唐季珊 兴讼之初始料未及的,当然觉得窝囊,却也别无他法,只得自我安慰,好在经过这 场在大庭广众下与张达民撕破脸对着干的讼事之后,不用再担心他动不动就以抖落 隐私给报界来威胁来纠缠了。他也用这样的话来安慰阮玲玉,阮玲玉想想也有道理, 但心里总是闷闷的。其实,他们又一次小看了张达民的“能量”。 看到阮玲玉满腹心事的样子,唐季珊也很不开心,遂提议道: “我们何不外出散散心,为张达民这种人生气实在不值得。我们去杭州一游如 何?”“好吧,”阮玲玉点头同意,“不过不能去得太久,《国风》一片我还没拍 完呢。”第二天,阮玲玉即随唐季珊来到杭州,他们下榻于西湖饭店。阮玲玉想起 两年前来杭州拍《城市之夜》时,也是住在这家饭店的,旧地重游,回想起这两年 来的种种变故,不由对人生无常、命运难以捉摸生出无限的感叹。 阮玲玉与唐季珊抵抗城的消息很快传开,“当时震于阮玲玉的大名,前往造访 者为数不少,更有许多杭州名媛,也翩然莅临,一面是瞻仰明星风采,一面也是所 谓藉表欢迎。”杭州观众的热情使阮玲玉的心情开朗了一些。他们在杭州时还接受 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提到最近的讼事,唐季珊对败诉仍耿耿于 怀,以下是他对记者的一段谈话: 这种事情,在上海,真多极啦,张达民,哼,张达民,他是什么东西,是一个 穷光蛋,他想敲我的竹杠……敲我的竹杠,先生,你代我想想看,唐某何等样的人 …… 一个女人去把她艺术换来的钱养活一个男人,同时还屡次替他谋职业,像这样 的一个女人,像这样的对待她的男人,总可算说得过去了,谁知男人是一个贪而无 厌的男人,他因为她的所得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所以竟逼得她不能不和他离开。以 后,她仍旧顾念到旧情,按月给以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一笔——一百元——津贴, 可是这个抹杀了天良的男人,不但不感恩图报,反到处捏造事实,破坏她的名誉, 你想,先生,这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张达民。[3] 当唐季珊对着记者痛骂张达民 时,尤其是听到唐季珊大讲阮玲玉是如何“仍旧顾念到旧情”时,阮玲玉才明白唐 季珊对此实在是很嫉恨的,原来他的大度都是装出来的,难怪他不顾我反对,不惜 让我出丑,执意要去告张达民,想明白了这点,心中又多了份失望。记者在听唐季 珊诉说时,目光却不住地扫向阮玲玉,“阮玲玉当然格外难堪,她似乎很窘,又像 有点懊悔,最后也不过吐出这样一句怨话,‘唉,总怪我自己意志薄弱,所以会弄 出这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事来。’但是她满腔幽怨,也尽在这一句里面了。” [4] 几天后,阮玲玉随唐季珊回到了上海。她不能因个人的私事影响了公司的拍片, 尽管情绪不佳,她仍坚持前往摄影棚拍摄《国风》一片。这是一部为了配合当局提 倡的“新生活运动”而由罗明佑亲自编剧,并与朱石麟共同导演的故事片,影片讲 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在朴县女子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女校长张洁正在给毕业生作关于前途选择的讲 演,她的女儿张兰和张桃就是在座的诸多毕业生中的两位。对于前途,姐妹俩的观 点不尽相同,张兰认为,毕业后当个小学教员就很有意义,而张桃则认为只有到上 海继续升学,才有美好的前途。表兄陈佐对张兰心仪已久,并认为张兰在学业上很 有希望,鼓励她到上海求学。张兰出于对陈佐的敬意,同意赴上海继续求学,就在 那天晚上,她还答应了陈佐的求婚。当她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中时,却在无意中 发现妹妹张桃也爱着陈佐,张兰很爱自己的妹妹,为了妹妹,她毅然断绝了与陈佐 的恋爱关系。不久,张桃嫁给了陈佐,张兰则被县校公费送到上海升学。县校校董 的儿子许伯阳也自费到上海读书,与张兰同在一所大学。 张桃婚后仍向往上海的都市生活,要求陈佐供她去上海读书,陈佐满足了她的 愿望,于是,她也进了张兰就读的那所大学。张桃很快就染上了奢浮的生活习气, 成天与许伯阳沉浸在糜烂的生活里。 一年过去了,张桃与许伯阳的关系越来越不正常,张兰屡劝无效,决定写信给 许伯阳劝其不要再纠缠张桃。不料信未写完就被张桃发现,她疑心张兰爱上许伯阳 而与她相争,才故意挑拨她与许伯阳的关系,为了报复,张桃竟在同学中宣扬张兰 写信追求许伯阳。谣言很快传播开来,张兰因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羞辱和刺激而病倒 了。 张兰住进了医院,张桃和许伯阳却双双返回了故乡,陈佐对张桃的堕落非常失 望。张洁为了去上海照顾住院的张兰,将校务交给了张桃和许伯阳,谁知就在张洁 离校的短短几个月中,张桃和许伯阳已把浮华的风气带进了学校。陈佐耐心劝说张 桃,张桃不但不听,反而提出了离婚,陈佐见事已至此,无法挽回,遂表示同意。 张兰病愈后,张洁返朴县重理校政,她对校风败坏痛心不已,乃召开全校大会, 宣布撤消张桃和许伯阳的职务,却遭到了身为校董的许伯阳父亲的阻挠,他利用权 力,辞退了张洁。从此,学校的不良风气渐渐蔓延到了全城。 张洁虽不当校长,但仍负起教育青年的责任,与这股浮华的不良风气作斗争。 她联合了陈佐等人,到各处发表演说,向民众痛陈利害,最后终于感动了包括 张桃和许伯阳在内的许多人。 云开月朗,学校的风气又转变了。在全县民众的要求下,张洁重任中学的校长, 张兰和陈佐也恢复了昔日的友谊,与张洁一起,为整顿校风而努力。 《国风》既是为了配合当局关于“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又是由罗明佑亲自挂 帅,当然配备了最强的演员阵容,张兰由阮玲玉饰演,张桃由黎莉莉饰演,陈佐由 郑君里饰演,扮演张洁的则是最擅贤妻良母角色的林楚楚。由于这是一部纯粹从一 种理念出发,并服务于某种带有政治意义的目的的影片,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 艺术上的上乘之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影片却成了阮玲玉的最后一部作品。 2 月的一天,阮玲玉结束了一天的拍片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刚刚 坐下,胡蝶来了,老友相逢,当然格外高兴。 “玲玉,前几天我就来过一次,可惜你不在家,没能见到你。我想今天来了无 论如何要等到你,不然我可就不走了。”听胡蝶这一说,阮玲玉想起了从杭州回来 后,母亲曾告诉她胡蝶即将出访欧洲并来向她辞行的事。想不到胡蝶会在临行前又 一次登门向自己辞行,阮玲玉心中挺感动的。“前些天我和季珊去杭州了。你一定 是来向我辞行的吧?你要出国的事我知道了,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好机会。”胡蝶 果然是来辞行的,她即将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苏联。1935 年恰逢苏联电影诞 生20 周年,苏联决定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国际电影展览会,影展的主办者们通过 当时正在苏联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戈公振先生了解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情形,并通过戈 公振致电明星公司,“望贵公司推派代表偕胡蝶女士光临;并希代约联华公司亦派 代表参加”,[5] 从而向“明星”、“联华”等公司及胡蝶本人发出了与会的邀请。 这是中国第一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电影界十分重视,并且惊动了国民党 中央,几经研究方才确定了代表团的人选。明星公司派出经理周剑云、摄影师颜鹤 鸣、翻译孙桂藉和演员胡蝶,相比之下,联华公司则作了低调处理,仅派出了制片 人陶伯逊、编剧余一清、副导演黄谦,这也许与明星公司及胡蝶直接受到邀请,而 对联华公司的邀请则是间接的有一定的关系,尽管有许多观众认为阮玲玉也应该是 代表团的当然成员,但联华公司却不予考虑,这样,胡蝶就成了中国首次向国外派 出的电影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位女演员。 关于向阮玲玉辞行的情形,胡蝶在她的回忆录里有一段颇为详细的描述: ……我和她(指阮玲玉——引者注)最后一次见面,那是我去欧洲之前,到她 家去第一次未见到她,只见到她妈妈和女儿小玉。虽然访欧之前很忙,但似乎未见 到她总有什么欠缺,所以后来又去了一次,她恰好在家,两人见面,十分高兴,我 们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所以谈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谈到我这次出国访问, 她也很高兴,也很感慨,她说:“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 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此机缘。”说着说着,大概触动了她的心事,她不觉眼圈红了。 我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 “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 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她含泪带笑 说:“你真会劝人。”其实这倒真是我的人生哲学,几十年来,我几经甘苦,历尽 沧桑,总是这样自我安慰才度过来的。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起消磨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她送我出门也是高高兴兴的,相 约回来后再叙,但谁能料到,正当我在访欧途中时,她就与世永诀,那次也就是我 们最后的相聚[6 ]不用说胡蝶,就是阮玲玉自己虽然为目前的处境颇为担忧,但 也决没有料到那个欲致她于死地的险恶阴谋已经如此迅速地逼近了自己。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