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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前后

    事情发生在六月二十六日，第二轮大选之前。

    十七点左右，我下班回到别墅。这一天很紧张，很繁重。我在前厅走了几步，
在椅子上坐下，打算就在这儿休息片刻，然后再到二楼更衣。

    突然，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人从腋下将我架起，拖走。一个高大、强
壮的人。那时还没有觉得疼痛，就是这种恍如隔世的惊恐。刚才我还在这儿，可现
在已经到了那儿……有一种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接触到与我们全然不知的另一种
现实的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

    接着，疼痛袭来，巨大的、极其强烈的疼痛。

    感谢上帝，值班医生阿纳托利。格里戈里耶夫就在我的身边。他顿时明白我发
生了什么状况，并且立即给我注射正是心脏病发作时必须注射的药剂，实际上只有
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地把我安置在这个房间里，抬进一张床来，接上了需要用的
装置。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吓坏了，她们的样子看上去真可怕，大概，我的模样……
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

    我在心里想道：“上帝，为什么我竟然如此不走运！已经是第二轮了，剩下的
日子屈指可数！”

    第二天，我以巨大的意志力强迫自己坐起来，仍然只是重复着那句话：“为什
么，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发作？”奈娜不停地说：“鲍里亚，我求求你，安静些，
一切都会好的，不要着急！”

    我决定不取消与列别德预定的会见。

    心肌梗塞发作后的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他们把已经安放着我的床铺的普通
会客室安排成类似办公室的样子。摄像师（我们克里姆林宫的）久久动着脑筋，设
法在胶片上不出现任何多余的东西，特别是一直摆在那儿的钢琴，当然还有床铺；
医疗装置用东西盖了起来。奈娜只恳求一点：“鲍里亚，你千万不要站起来！就坐
在椅子上！你不能站起来！”但是，我忍不住，我用意志力迫使自己站起来向客人
问好。

    列别德对会见非常满意。他被告知我感冒了，因此他没有提多余的问题；而我
不知道为什么却记住了他那不同寻常的外表：黑色的便鞋，白袜子，颜色鲜艳的格
子上装。“他这是一身夏天的打扮”———脑子里闪过与政治完全无关的想法。

    体力已经逐渐恢复，然而医生暂时还绝对不允许我走动。

    但是，距离七月三日（第二轮大选）没有几天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总
统和他的家人在哪儿投票？奈娜坚持要将投票罐直接给我这个“重病号”送到家里
来。她几乎哭着说：“这是合法的！”“是的，是合法的，但是我想和大家一起投
票。”我把塔尼娅叫来。“你有什么建议？”于是我们讨论了各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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