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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四十度的高烧持续了几天，下降得很慢很慢。医生们忧心忡忡，担心会有
并发症，担心炎症会继续发展。

    一直到了生日那天我才苏醒过来，窗外已是阳春二月，冬天快过去了。

    二月二十三日，我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克里姆林宫的老仪式———向无名英雄墓敬献花圈。按照我的命令，一号岗哨
已经转移到这里。从前，一号岗哨设在红场上的陵墓旁，在安放着世界无产阶级领
袖遗体的墓室前；克里姆林宫卫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每小时换班一次。今天，
他们守卫在这里，守卫在所有为祖国捐躯士兵的象征性陵墓旁边。

    我向一群新闻记者走了过去，那都是早已熟悉的面孔。他们等我讲话。在离开
这么长时间之后，我现在的说话内容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重要。

    刚开始讲话比较吃力，然而进入习惯的角色，这令我的感觉好了许多。谁也不
应该认为叶利钦像气球一样，被吹走了。

    但是，空气中洋溢着某种激奋的情绪，社会各界期盼着行动，期盼着重大事情
的发生。我在电视上礼节性节目中的出现没有能够消除这种感觉，人们等待着那个
习惯中的叶利钦出现。

    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一年一度的总统致联邦大会咨文。用大理石建造的克里
姆林宫大厅———冷冰冰的空间，众多的与会者，数百名新闻记者；聚集在大厅里
的是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的议员们，所有的政治要员。

    每年的总统咨文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文件，是国家发展的整体构想；这份咨
文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我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大选之后，我第一次带着极其重要
的文件，带着自己的行动纲领面对联邦大会，面对整个民族。

    此外，这也是我因为动手术而长期离开之后的第一次露面，第一次公开发表原
则性的演说。

    情况会怎么样呢？

    在大厅里远非所有的人都想见到已经恢复健康的叶利钦，仅是我的模样就已使
他们受到刺激。传来低沉的嘟囔声，喊叫声，但是我对此没有在意。重要的是我又
理直气壮地向全国人民讲话。

    我发表了三十分钟的演说。

    我越说越觉得轻松。我又找到了自己。

    我几乎相信我找到了这几个月来一直思考的那个最有效的政治进程，几乎已经
相信，还留下一点点……

    一九九七年的班子，这不仅仅是部长，副总理，高层领导。经过几个月雷厉风
行和艰巨紧张的工作，他们成为真正的志同道合者。

    每到星期天，他们有时会在尤马舍夫家的别墅里举行类似野餐的聚会，吃烤羊
肉串，围着篝火唱歌。

    莫斯科的妻子们告诉从外地来的妻子们如何安排在莫斯科的日常生活，把孩子
们送进哪所学校，如何解决加在他们身上的难题。总之，他们相互交流自己女人间
的秘密。

    他们都乐意向我详细叙述他们在星期日聚会的情况，邀请我一起参加，说：和
我们一起去吧，唱唱歌，吃吃东西，休息一下。但是我不想在惟一的休息日里打扰
他们，其他的日子里他们都有可能和我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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