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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态度坚决地奉劝普里马科夫既不要理会自由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的批评以
及报纸上尖刻的文章，也不要理会有关特工机关可能搞阴谋的传言。“我———总
统，支持您。这是最主要的。”我对他讲。

    直到那个时候我都觉得，他还能接受我的话，至少他试图理解我的意思。

    正是在一九九八年秋天的时候，政治精英们产生了这种感觉，总理正在悄然夺
取总统的全权，正在努力把驾驭国家的方向盘攥到自己的手里。普里马科夫越来越
频繁地同重量级的领导人物们会面，而按照宪法的规定，这些人只有向总统汇报工
作的义务。他竭力把对外情报局中的亲信安插到四处，担任第二把手，即副职。报
纸上开始写道，总统周围的人把我“出卖”给了普里马科夫———例如他们这样写
：总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似乎都同普里马科夫谈妥了，将来他们会留任，因此他们
平静地注视着所有权力从总统手中消失。

    对于这些传闻我的反应非常平静。我不怕任何“成不了气候”的骚动。对于我
来说，最重要的只是普里马科夫和他的政府是否维持政治上的停顿（这将有助于经
济摆脱危机）。

    新政府的口号———“按照力所能及的条件生活”和“生产和购买国产商品”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政府所做的有助于经济的行为就在于新总理使经
济保持了平稳。

    社会问卷调查显示，对普里马科夫的信任率仍然很高，而且很稳定。

    不管普里马科夫愿意不愿意，他都在帮助我达到主要的政治目的：把国家平稳
地带到二０００年，带到选举。然后，正如我当初所考虑的那样，我们一起寻找一
位年富力强的政治人物，把政治接力棒转交给他。为他提供出发场地，帮他挖掘自
身潜能，并且用同样的方式帮助他赢得大选。

    再次生病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日我乘飞机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访问。

    还在头一天晚上我的体温就升到了四十度，第二天早晨医生们把它降下来了，
但很明显，我的状态不太好。医生们初步诊断为气管炎，并开始给我注射抗生素。

    奈娜和塔尼娅劝我不要出发，但我又一次没有听从家人和医生们的劝告。推迟
访问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都到了最后一刻。如果我认为有必要，那么，就像运动员
们所说的那样，哪怕“咬紧牙关”，我也会飞到底、走到底。

    从飞机降落在塔什干机场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更难受了。当时纯粹是靠意志
力在克服虚弱。

    在此，我一定要感谢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要是没有他细致入微的关心
和对当时情况的洞察，我不知道这次访问将会怎样收场。我还记得，在隆重的欢迎
仪式上，就在铺着地毯的检阅道上，面对仪仗队和无数的电视摄像镜头，我眼前突
然天旋地转。头晕。就这么不是时候！幸运的是，伊斯兰。卡里莫夫就在旁边，他
迅速地把我扶住，我转瞬之间就清醒了过来。

    医生们继续使用强力抗生素替我降温。我再次感到呼吸困难、虚弱、胸口灼痛，
只觉得整个世界又变得摇摇晃晃、轻飘飘的。但我还是从塔什干飞到了阿拉木图，
按照计划将在那里进行接下来的访问，同努尔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会晤。由于我
的病情，会晤只得按照被压缩后的方案进行。而后，在医生们的严密监护之下我回
到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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