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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所有在维护法律的机构中工作的思维健全的人都非常清楚，斯库拉托夫
录像带事件———这只是近年来最高检察院、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办公室里那些
“斯库拉托夫们”所玩的双重或者三重游戏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局。他们被赋予了权
力，却丧失了精神指向标。

    当然，也有真正的行家、称职的检察院侦查人员，他们兢兢业业，就像农民种
地一样；也有辛勤调查经济犯罪的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人员，他们确实在努
力地同有组织犯罪和贪污腐败作斗争。

    顺便说一句，总检察长事件还持续了好几个月。已经到了１９９９年秋天，进
行了第三次表决，议员们又一次投票反对他辞职。

    可这个事件已经引不起太大的兴趣。其政治上的分量已经不复存在，而司法程
序则枯燥而平淡。

    被解职以后的斯库拉托夫仍然继续说大话、搞揭发，但几乎没有人再在意他了。
首先，他本人看上去就很可笑。他还是坐带有闪光信号灯的黑色轿车、住国家别墅、
在警卫的保护下踢足球———看来，从这种自由惬意的生活方式中他得到了莫大的
快乐。

    然而，在这段时间中，虽然斯库拉托夫同瑞士检察官卡尔拉。德尔。邦杰会过
面，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大话连篇的谈话，但他没有说出一句能把春天时由
他提起的指控向前推进哪怕一步的话。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斯库拉托夫事件上的坚决和果断使联邦委员会中
许多发热的头脑清醒了过来。

    然而，当我现在又回到那年春天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考虑的却是另外一些东
西。斯库拉托夫———不仅是他一个人———企图让许多商人、领导者以及俄罗斯
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受制于他。斯库拉托夫事件的教训还在于，不能让被解了职的检
察长、刑事案件、轰动一时的调查或者道德责任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在好几年里
都悬而不决。

    １９９９年５月，仍然是那个联邦委员会，最终做出决定，解除斯库拉托夫的
职务。有关检察长的这一光辉事件终于结束了。

    近年来，特别是１９９８年秋天危机之后的这一年来，社会内部对稳定的渴望
大大增强，人们拒绝接受任何变化。

    总统力图加快改革步伐和政治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总理仿佛成了保持这
种外部稳定和平静的最主要因素。他也这样来回答社会和公众的呼声：“给我们安
宁！”

    ……我是否有权退让到一旁，是否有权让普里马科夫逐渐夺取政治主动权，把
国家带回政治的“昨天”？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我坚信没有任何好处。从道德上、政治上和人性上来讲，我都没有这个权利。
我历尽艰辛把国家和人民从长队及物质匮乏中拽了出来，现在一下子又要把一切都
还原，这简直就是罪过。

    同普里马科夫第一次不愉快的交谈发生在一月份。当时他提议杜马讨论最近一
年，即从现在到选举之前这段时间内的政治和解计划。这份计划的实质是什么？

    总统保证不再解散杜马，不打发政府辞职；杜马有权终止弹劾程序，不表示对
政府不信任。政府无权向杜马提出对自己不信任的问题（宪法中有这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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