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出发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个多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 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我自红31 军驻地甘肃镇原县前往出 席。会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而斗争。 会议首先由洛甫(张闻天)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了毛泽东、洛甫、 朱德、博古、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杨尚昆、聂荣臻等19人为大会主席 团,领导大会工作。我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在第一阶段由毛泽东作《中 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然后各代表团分组讨论,讨论后由毛泽东作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会议的第二阶段,由 博古作《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然后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最后,由林伯渠致 闭幕词,会议结束。 这次会议批准了1935 年以来党的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通过这次 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团结,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 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回部队。先从延安乘卡车到云阳镇,这里当时是红军前敌 总指挥部与组成不久的援西军指挥机关所在地(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 浩),然后再骑马回到部队。我向军政委郭述申介绍了苏区代表会议的精神,并立 即决定对部队进行传达,积极准备抗战。当时部队中要求抗日的气氛十分强烈。我 们把指战员的抗战热情,引导到战前的主要准备工作——练兵。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 流尽最后一滴血。7 月9 日,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 左权、徐海东及我率全体红军将士通电南京政府,请缨杀敌。彭总要求红军加紧练 武,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的项目,准备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我们的 特长——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 这时,中央派陈质到我部来,他是北伐军和红军老指挥员,有丰富的战争经验, 准备在部队改编后由他任旅长。为了加强对部队训练的领导和激发练兵热情,我们 两个老兵一起拟定训练计划,并用一天时间,专门集中营以上干部进行了一次射击 训练,从瞄准、击发到跪姿、卧姿、立姿射击的基本要领,一一练习。最后进行实 弹射击,由我和陈质带头,记得陈赓三发子弹打了28 环,我打了27 环。 两个老兵的射击成绩,虽不是十全十美(陈比我好),但起了带头作用。我们 后来定的军政课目,大体都能完成。 从此,只要有点时间,各级干部都利用来练兵。部队掀起学习热潮,都想学好 本领,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当时称日本鬼子)。我也认真学习,想搞好一点。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我们在行军中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同国民党地方官员和 军队的联系与接触也多了。先是为了在西兰大道上迎接西路军溃散的归队人员,刘 伯承让我与当时任国民党平凉专员的胡公冕取得联系。平凉位于西兰大道中间,与 陕西、宁夏毗邻,由于胡公冕的协助,使西路军归队人员得到了些方便。 我与胡公冕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当时,他随北伐军打到江苏。1927年春蒋 介石叛变革命,他脱离蒋介石跑到武汉来,参加反蒋运动。 这次在平凉我与他通过几次电话,除了叙旧、讲国共合作相互友好的话外,主 要请他协助解决部队吃粮问题。他说我们搞粮食搞得太厉害了。我说: “我们没有人发饷,只能向地方要,希望给予帮助。”由于他的合作,我们筹 粮筹款能较顺利进行。 胡公冕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与我们有过合作,解放后不久,在国务院参事室 工作。 我们在开展练兵的过程中,国民党还派了一个视察组来。组长萧致平,井冈山 时期我们就曾交过手。红四军下井冈山后,他率独立15 旅来追击。我们在大柏地 反击,将他们大部分歼灭,这次他来,身份不同,我们友好接待。 我向他们介绍了我军练兵的情况。视察组也说了些要团结抗战的话。 8 月6 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各部到陕西三原地区集结待命。 8 月7 日, 31 军和整个援西军一起,在刘伯承司令员的率领下,从甘肃镇原出发, 途经甘肃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8 月下旬到达三原城西的 石桥镇地区。 在行军中,有一天,到淳化城宿营。陈赓要我给他一张名片。我问干什么,他 说你别管了。他拿到我的名片就送给县政府,还笑着对我说:“今晚请你的客。” 我认为他开玩笑,一笑置之。不一会儿,县太爷来了,对我们倍加慰问。陈赓说: “我们上前线抗战,对地方有点麻烦。”于是,他提了些正当要求,县长都答应办, 还热情地请我们吃晚饭。我没有想到西安事变后印的名片,还能用来办事。而且有 人请我们吃饭。 在三原待命整编期间,我们一方面抓紧各级干部的配备,另一方面加强对干部 的教育训练。记得当时我们曾召集全军的参谋长、参谋和连长上课。 由我讲授行军和防空知识,陈展讲授铁道运输及渡河知识。在此期间,刘怕承 和张浩还向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向全国民众提出的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 应是: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 赢就走;创造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出,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我党在统一 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这次会议正确地指导了 我党我军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 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8 月底,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结果,宣布红军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9 月11 日改为 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或集总),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叶剑英和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115 师、120 师、129 师。改编后的这三个师,主力就是长征时的一、二、四方面军。 1937 年9 月初,军委命令,我改任120 师副师长。红31 军改编为129 师386 旅,陈赓任旅长。这时,日军向华北战场大举增兵,华北战局危急。 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就开始相继誓师出征。我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天,同彭 德怀一起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彭总去西安,是准备和周恩来到山西与第二战区 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八路军参战事宜;我是准备经西安到太原等待120 师的到来, 周恩来副主席让我一起去太原,也做点统一战线工作。 在西安住了两天,9 月3 日晚,我就跟周、彭及林彪、聂荣臻、徐向前以及南 汉宸、程子华等一行10 多人,乘坐西安行营派出的专列前往太原。火车经风陵渡 进入山西,5 日到太原。这时,刘少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北方局组 织部长)及做秘密工作的杨尚昆、朱瑞,还有薄一波、李昌(秘密党员)等均在太 原,不久,朱德也来了。 一到太原,周恩来就去前方同阎锡山会面,又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各方 面的要人谈话,并出席许多会议,宣传抗日救国。知名爱国人士续范亭、杜仲远等 不断来找他,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或分头进行活动,或与他一 起参加一些活动。当时,平津失陷,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 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八路军过了 黄河,要从太原上前线,老百姓对我们期望很大。 在太原期间,有两次活动我一直印象很深。 一次是参加太原的一个万人群众大会,周恩来让我出席,并代表八路军讲话。 在大会上,当主席介绍八路军代表时,群众热烈欢迎。我在讲话中说,我们八路军 正向前线开动,我们上前线是不会退回来的!会场掌声齐鸣,欢声雷动。因为这时 国民党军队先后从平、津、南口败退下来,我讲八路军是不会退回来的,群众怎么 不激动呢!我有什么把握这样讲呢?第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体 官兵都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第二,我们有长期革命战争 经验,后来总结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敢于也能够在敌后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 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在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南、 安徽、四川等地,就是这么干起来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来打我们,我们也有在敌 占区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和本事。我们不但不后退,还要前进,打到 鸭绿江边呢。这是我们八路军当时的气魄;第三,有统一战线这个早已证明的法宝。 我们党有与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 和各个阶层。因此,我在讲话中充满了坚定和自信。 另一次是去成城中学。这个学校的校长侯如墉,是个秘密共产党员,在他的领 导和影响下,全校师生抗战热情很高。我去学校看望他们,并同10多名师生进行了 交谈。青年们抗日救亡的热情,令我感动不已。后来,侯如墉校长把全校师生组织 起来,同我们联系。太原失守,这个学校的师生又自动武装起来,组成革命游击队, 转移到晋西北,同八路军到敌后打游击。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堪称在民族危亡中投笔 从戎的榜样。我曾为此写下了《成城中学赞》的诗句: 班超投笔古今名,集体从戎更典型。 虎视晋绥寒敌胆,成城诚不负成城。 在太原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与南汉宸等根据中央的指示,经过与阎锡山谈判, 商定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第二战区行营直接指 挥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下设各级战动会,以 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为主要任务,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这是在日本侵略者 大举进攻中国,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时期产生的统一战线组织。日本侵略者要灭亡中 国,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加上山西当时处于抗日前线,虽然阎锡山是地主资产 阶级的代表,但日本进攻中国,尤其是进攻山西,他是反对的。山西是阎锡山长期 割据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乡,他对蒋介石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自己决策。而中 国共产党在日本进攻的时候,认为山西在华北游击战争中具有决定作用,并以山西 为中心,部署绥、冀、察游击战争。这时利用“战地”这个有动员性的口号及第二 战区这个合法名义,成立一个共同的组织,双方都能接受。战总动会还将此前阎锡 山的“守土抗战”口号略加改造,提出“保卫山西”。日本打来了,我们提出保卫 山西,是最好的动员群众的口号,也是山西统治阶级能接受的口号。 战总动会以著名的爱国将军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南汉宸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 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我过去不认识续范亭, 1935 年从白色区域的报纸上看 到,他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激愤得曾在南京中 山陵前自杀,幸而遇救,继续为抗日救国奔波。他敢于以鲜血来抗议国民党的不抵 抗政策,令人十分钦佩和崇敬,感到在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里也有这种热血爱国人士, 对我们是个鼓舞。在太原我初次见到他,他40 多岁,身材颀长,面容瘦削,垂直 的鼻梁和宽厚的嘴唇,给人的印象是坚毅、深沉。后来在晋西北,我们经常见面, 虽然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们始终以一个革命家来尊敬这位爱国将军。 南汉宸的年龄与周恩来相近,也是这次来太原的火车上第一次见面的。我知道 他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是个经验 丰富的职业革命家。因统战工作关系,周对这位秘密党员用中国的传统称呼“南先 生”,我们也跟着这样称呼。 程子华,我们早就认识,这次又见面了,自然感到很亲切。他是早期的黄埔生, 老红军,与徐海东一起率红25军最先长征到陕北,他担任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长期间, 我和120 师的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常同他一起商量问题。 在太原住了约10 天左右,贺龙、关向应等率120 师经太原开往晋西北前线, 我即随部队行动了。 自从长征出草地不久,我奉朱德总司令面喻调任31 军军长,就离开了贺龙、 关向应等。这次,我被任命为120 师副师长,贺龙为师长、关向应为政委,我们再 度共事。别后重逢,感到亲切。120 师的其他领导人,如周士第、甘泗淇、陈希云、 赵熔等,也都是老同事,部队大部分高上级干部我也熟悉。 120 师是由红二、六军团和陕北红27 军、28 军,独立第1 师、第2 师、赤 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部改编的。下辖358 旅和359 旅及教导团、特务营、骑兵 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全师共14000 多人。除一个团及师直属的5 个营在 陕北担任河防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外,主力共8000 多人,全部东渡黄河,开 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中央决定八路军各师都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加强党的领导。120 师军政委员会 由贺龙、关向应、我及甘泗淇、王震5 人组成,贺龙为书记。根据洛川会议精神, 我们到华北抗战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 存与扩大自己;争取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 战略方针。 部队经太原开往宁武、神池。这时,日军3 个师沿平绥路东段分三路向南进攻, 并已先后占领大同、广灵、蔚县。平绥路东线国民党军纷纷向南撤退,战线已南移 到察南和晋北。中央军委判断,进攻华北的日军。企图夺取华北5 省。据此,军委 认为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须适当变更部署,要 求120 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 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9 月下旬,师军政委员会决定,部队分散到晋西北各县 发动群众,建立晋西北根据地,并向大同、绥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在敌后创立大 块游击根据地。但部队刚分散到神地、五寨、岢岚、五台不久,敌人对太原的进攻 就开始了。10 月10 日,日军逼近忻口,准备夺取太原。 位于太原与忻县之间的忻口,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重要通道,也是保卫太原的最 后一道防线。国民党军为保卫太原,在这里集结重兵,组织忻口会战。参加会战的 有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的部队,八路军配合这次作战。我师主力配合其右集团, 由国民党第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 我们曾派358 旅716 团团长宋时轮率一个营,赶赴日寇向南进攻的重兵集结和 机动位置大同附近,在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袭扰并迟滞敌人。我师主力则 位于南进之敌侧面,发动游击战的战略进攻和多次战术进攻,伏击、侧击敌人,阻 止日军前进。全师各部队先后收复了宁武、阳方口、平鲁、井坪等城镇,并三度占 领雁门关,常常切断南下进攻忻口之日军的后方主要运输线,给日军的进攻造成很 大困难。同时,在忻口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广大官兵,也进行了坚决抵抗,使忻口 会战坚持了20 多天。但是,由于日军沿正太路西进时,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抵 抗不力,日军遂进占寿阳、榆次,防守忻口一线的国民党军侧后受到威胁,遂向晋 西南撤退,1 月8 日太原失陷。 敌人占领太原后,八路军是真的“不会退回来”。120 师以管涔山脉为依托, 继续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这里,西凭黄河,背靠陕 甘宁老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相接;北可威胁直至控制平绥路和 长城要塞,群山起伏,山河交错,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在太原失陷后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 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 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这时期,刘少奇也在报刊上 撰文,说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并说中国几十万正规军不能抵御日本军队 的侵入,但抗日游击战争如果发动起来,就可以战胜日本侵略军。是年秋冬之间, 120 师在晋西北分兵进行全面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山西省牺牲救 国同盟会”及“战总动会”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使地方政权与人民武装迅速 建立起来。这时,除宋(时轮)支队继续在雁北地区外,由关向应率师政治部大部 和教导团700 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晋西北各县;同时, 358 旅在忻具至太原 以西、汾离公路以北地区展开; 359 旅在雁门关、崞县、忻县以西地区展开,发 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组织游击队和抗战团体。不久,根据地内建立了以赵林为书记、罗贵波为副书记的 晋西北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及地方工作。 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战总动会”也来到晋西北。那时,谁都知道,八路军 120 师原来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些事不便于出面,就由“战总动会”这个 统一战线组织来出面。我师把师教导团的近千名干部,分散到各级“战动会”或国 民党地方政权中去做工作,各旅、各团也派出干部,帮助地方工作。由于“战动会” 中的共产党员南汉宸4 程子华等善于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发动群众,团结各阶级、阶 层,就有利于地方党及地方工作的建立。 晋西北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我在晋西北工作初期,看到晋西北地区广大而党组织不强,除与当地党的领导 同志及总会内的党员多联系外,还与当地国民党长官交朋友。如与晋西北专员公署 专员张隽轩既有工作交往,还常谈国共关系和抗战大局。 他也邀我去给干部讲游击战争。我知道他是山西当权派杨爱源的外甥,也曾经 和我们的秘密工作有联系,就去讲了几次。我在讲演时,各界都有人来参加听讲。 当时讲的题目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我用红军“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 以应付敌人”和“十六字诀”等游击战争的经验,说明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可以把 敌人打败、困死。我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我率5 个连,与根据地的群众 武装密切配合,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在国民党中央军一个3 旅6 团编制的师 (李抱冰师)进占东固时,我们将敌团团围住,内外隔绝。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撤退, 说明只要截断日本侵略军的后勤供应,他们就没有办法。日本军队到中国来,对后 勤的依赖更强,人吃罐头,马带草饼,只要我们持久地坚持游击战争,敌人就难以 坚持下去。 当时阎锡山的骑兵军驻在静乐一带,我们注意团结他们,有时还主动帮助他们 补充兵员。一次我去骑兵军,军长赵承缓集合军官让我给他们讲话,这就给我在他 们军官中进行宣传的一次合法机会。我讲了要团结御侮,共同抗战,赵承绶自己也 在听讲。还有一次,贺龙、南汉宸和我一起到骑兵军军部,商请赵承绶出兵参战, 并让他担任作战指挥,赵承绶谦辞说,还是由你们指挥,我们配合作战,赵承绶只 能如此,因为北伐战争和红军战争有名的英雄贺龙就在他面前。 又如傅作义的部队,从前线退下来后,减员不少,我们在临县动员了3500新兵 都补充他们。他们过去招兵买马、招降纳叛那套办法,在军阀混战中是可以的,但 要发动广大群众打日本,就要战动总会、牺盟会和我们的民运部帮助了,对他们做 不利于抗战的事,我们也从多种渠道进行制约。比如赵承绶骑兵军的政治部主任宋 震环(后改名宋日昌,解放后在上海工作),是中共党员,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山 西同乡关系,从各方面影响赵。我们有时也公开同他谈判,减少其消极方面的影响。 通过我们的积极努力,到1937 年底,晋西北根据地县以下的共产党组织都建 立起来了,还普遍成立了工、农、青、妇、儿童等群众组织。部队也有很大的发展, 120 师由上前线时的3 个团发展到6 个团,由8000 余人发展到20000 多人;游击 队和脱产民兵发展到10000 多人。全师半年多的艰苦奋斗,为在晋西北建立敌后抗 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 年2 月下旬,日军的黑田旅团,配属炮兵和骑兵、工兵,加上伪兵共10000 多人,向晋西北大举进攻。敌人分为三路:一路为千田联队,由朔县出动,进占宁 武、神池后,一股向西,进占保德城;一股南进,向五寨、岢岚攻击;另一路为竹 内联队,由井坪镇出动,先后占领偏关、河曲;第三路为伪蒙军李守信部约3000 余人,由绥远南犯,占领清水河后,进至偏关与日军会合。同时,在太(原)汾 (阳)公路之敌,亦向西犯,占离石后,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隔河炮击 我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当时在晋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一见敌人,就节节退 避。这时,我120 师主力正在同蒲路北段进行破击战,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反攻太 原、石家庄的行动。在敌人向根据地进攻的情况下,立即回师迎敌。 敌人来势很猛,连续占领我晋西北根据地的河曲、保德、偏关、神池、五寨、 苛岚和宁武七座县城,压迫我军西渡黄河。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分散深 入以后,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于四月初将河曲、保德、偏关、神池、五寨、岢岚和 宁武等7 座县城,全部光复。 收复7 城的胜利,是对建立不久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一次大的考验。这次胜利, 也是由于我们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 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在整个战役中,我们既注意集中兵力打敌一路,又采 取了以一部兵力围困敌据点,而以大部兵力及地方游击队,在敌人交通线上开展游 击战,破坏交通,打击敌人外出部队,逼迫敌人撤退,为主力创造在运动中歼灭敌 人的机会。 战役过程中,我有时在师部,有时在前线指挥作战。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我还 摸索出以打夜战来对付敌人强大火力的办法。如717 团进攻三井之战,当时敌是一 个大队加炮兵中队及工兵,我团2500 人,在三井附近待机。敌人是午后到的,如 果在国内战争时期,就会立即迎击,但此次作战,我稳住不动,待午夜稍后才攻击, 拂晓,将敌全部击溃,歼敌俘敌约300 人,我方也伤亡250 人。如果不是夜战,伤 亡会更大。 战后,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在晋西北与敌人作战的经验》的文章,发表在 1938 年9 月的《解放》周刊上。我在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缺点及敌人的战 略、战术特点,总结了我们在晋西北抗战中正规战和游击战的部分经验。我在文章 最后说:“不要将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看作一成不变的模型,机械的狭隘的运用我 们的经验和原则,如果不随时察明敌人战略战术运用的变迁,都会在现代战争的进 程中落伍的。要知道在这大规模的复杂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无论敌我双方,都会在 不断的残酷战争中,吸收世界各国进步的军事学术,都会在许多新的经验中展开着、 补充着现成的原则,成就着新的原则。我们要随时随地观察敌人战略、战术的运用 及其变迁,而定下对策,要从自己许多新的经验中充实我们的武库,并按照实际情 况灵活地运用。”今天来看,这是总结军事经验的泛论,反映我当时一些军事观点。 收复七城之后,晋西北根据地局势又稳定了。不久,我因事赴延安。先到了兴 县, 120 师教导团在那里。教导团团长彭绍辉让我给学员讲讲课,我就讲了在晋 西北的作战经验,并与教职员一起,将抗战以来我们进行的游击战、正规战的基本 经验作了一些总结。随后我西渡黄河到陕北,约于7 月上旬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我去看望正在养伤的林彪。他是3 月初在行军途经山西隰县时被阎 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的,当时他还兼着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职务。林彪对我说,你刚 从前方来,给学员们讲讲前方的情况。我答应了,在抗大讲了一次《抗日战争的经 验教训》,这篇讲稿后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刊登了。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我列席了会议,从9 月29 日开始,至11 月6 日结束,共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对党在抗战中的基本政策,作了更深入 的研究。会议内外充满了民主气氛和同志间的亲密情谊,对于我这个见识不广又是 初次参加中央全会的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为我即将独立担任 领导工作,提高了信心和勇气。 会议快结束时,得悉冀东起义失败,八路军主力退到北平西面的百花山永定河 地区,冀东只留下少量地方武装坚持。军委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敌人的远后方,我 军的最前线,必须坚持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11 月25 日,由毛泽东、王稼祥、 杨尚昆联名签发了一个指示,指出,宋(时轮)、邓(华) 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 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 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 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 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冀热察区的军事政治环境,有许多有利条 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 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因此,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 挺进军,派我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权工作。 军政委员会须有地方党及地方军队的领导者参加,名单待我、彭真到冀察晋后由北 方分局提出,交中央批准。并告知,我不日将由延安启程,经晋西北到晋察冀。指 挥机关由延安拨出一部干部,并由贺、关和我负责成立之。要求宋、邓两纵队目前 在平绥路南各择地整训,补充。 12 月初,我与贺龙、关向应、彭真、程子华等一同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又研 究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问题。我们从延安出发前,中央调来的一批干部和从中央 党校、抗大毕业的青年约百人,去挺进军工作。 与贺龙同志分手颇有些依依惜别之情。我在南昌起义及二、六军团会师前军内 通报及中外报刊上看到他的革命活动情况,深为敬佩。会师之后,两军团在研究军 事、政治和群众工作,等等,交往甚多,为了便于工作,统一指挥,他与任弼时、 关向应常要我住到二军团。抗战初期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一年多,关系是好的。虽然 我们在个人性格、作风、爱好有不同,有时还发生不悦,但在大的方针政策和军事 行动是合作得好的。现在还要分开,而且要离开120 师,对贺及120 师的战友,深 有惜别之意。贺龙同志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 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一 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人,这是我和好些同志都知道的。 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受折磨,含冤去世。一想到他, 至今仍甚为愤慨和惋惜。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