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到晋察冀军区 1942 年2 月间,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区党委机构撤销后,我被任命为晋察 冀军区副司令员。原挺进军所辖平西地区和平北、冀东三个军分区分编为晋察冀军 区的第11、12、13 军分区,由军区直接指挥;原冀热察区党委所辖的平西、平北、 冀东三个地委,改称第11、12、13 地委、归中共晋察冀分局直接领导。 晋察冀根据地是平型关大战后,由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 师一部在敌后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建立的。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已成为拥有北岳(又称冀西)、冀中、 冀东、平西、平北等广大地区的大块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于敌后,誉满中外。 5 月初,我由平西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寨北村,这是位于太 行山区的一个大村庄,有一两百户人家。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设在这里 及附近小村,人来人往,显得热闹而又秩序井然。我到后,聂荣臻司令员还向各兵 团和总部发了电报,通报我已到达军区正式履职。 对于这次军队序列的调整,我认为是恰当的。挺进军经过三年苦战,已实现了 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战略任务,形成为冀热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 级军事领导机构,这就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创造了重要条件。撤并机构是 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发展的结果,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更 促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局面,敌后根据地更加统一巩固,显示了抗日游击战 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我为此感到兴奋和鼓舞。 同时,我也为能协助聂荣臻司令员工作而感到高兴。记得长征刚到陕北时,我 第一次见到聂帅,对他说: “你是我的老长官。”他很奇怪,说:“我们刚认识啊。”我说:“我同你虽 然没见过面,但久闻你的大名。南昌起义时,我在上级的通报上看到你是我们师又 兼军的党代表。”他一听,高兴地问:“你在哪个部队?”我说:“是叶挺部11 军24 师71 团的。”后来,我到120 师,关向应又告诉我,聂荣臻是有知识的人, 先后在法国、比利时、苏联留学,在苏联还曾与叶挺是同学,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深 深的敬意。我从晋西北调到冀热察挺进军后,在聂帅领导下工作,虽不经常见面, 有时到军区开会,与他也有接触,觉得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有人曾说过,聂荣臻不 仅能治军,还能治国。晋察冀根据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不仅部队在前方打得好, 后方建设也搞得好,很有秩序。兵工厂、被服厂、白求恩卫生学校以及边区银行等 等,一应俱有。当时,晋察冀已制造出TNT 炸药,这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是 最早的,因聂荣臻早年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过化学,能在技术上和经营上给 军工部门以指导。其他如财政、粮食、民兵等工作都搞得很出色,特别是边区发行 的纸币,在战争时期根据地通行,很有威信,等等。当时,延安的报纸,赞誉晋察 冀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我感到,能在聂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到军区时,正是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期间, 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聂荣臻指导冀中区的反“扫荡”斗争。 那时,晋察冀的通信很灵敏,各分区都有电台,我们同冀中军区与各分区的联 系主要是无线电通信。 敌人这次对冀中的“扫荡”是空前残酷的。从5 月1 日开始,由侵华日军华北 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3 个师团主力和5 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及一部 分伪军,共5 万余人,采取所谓“十面出击”、“铁壁合围”等战术,企图彻底摧 毁这个处于华北日伪心脏部位的平原抗日堡垒。敌人先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 稳扎稳打,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然后步步向根据地中心压缩。企图把我军 和领导机关,诱迫、压缩到中心区歼灭。 从5 月中旬起,敌人陆空协同,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多路进攻,进行合围。平 原交通方便,只要一路与我军接触,其余多路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同时,还建立新的点线,形成所谓的“铁环阵”,使我内外线部队隔绝,不能 互相支援,不便于回旋。但这种阵势,又使我有隙可乘。冀中区部队领导以小部兵 力诱诸路之敌于一处,造成合围的大空隙,主力部队及机关则在群众的掩护下,从 敌人空隙中,先后突出重围。 冀中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于5 月下旬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 某些地区要改变斗争方式,一部分主力部队,相机转移山地,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 极配合。我们及时将总部的指示电告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并指示所属各军分区向平 汉、北宁、正太、平绥沿线积极出击,牵制深入冀中中心区的敌人。6 月初,冀中 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决定,除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斗争外,机关和部队分别向外转移。 一部分部队到北岳区;领导机关率主力到冀鲁豫区,然后再转到北岳区。 在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外转移后,冀中进入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 这期间,我们曾指示,指导军民转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强调平原游击战争以武 装斗争为主,从冀中报来的情况中,我们了解到,当地群众在家里挖地洞、垒夹墙, 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掩护我军伤病员、零散人员和地方干部。有的地方武装还 利用地道与敌人展开斗争。我和聂荣臻司令员、唐延杰参谋长一起,对冀中地道斗 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敌据点增多、敌伪汉好特务不断袭击的情况下,为能 与敌坚持斗争和减少自己的损失,自动创造与开展地道斗争,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 创造,并向其他地区介绍了地道斗争的作用及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还提出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武装组织问题。指出武装斗争须与人民群 众的斗争密切联系,武装斗争应是分散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对民兵、 游击队、地区队等武装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领导问题作了具体规定。由于广大 军民的顽强勇敢,也由于斗争方式和指导方法改变,敌重兵无能为力,疲于应付。 冀中根据地的形势得以逐渐好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 晋察冀根据地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更加重视对边区进行 “封锁”和“蚕食”,到处建造封锁沟,制造“无人区”,把根据地分割成好些块。 到1942 年,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已对边区造成严重威胁,有些地 方,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我们鼻子底下。我们派部队去打击敌人, 拆毁堡垒,填封锁沟。但敌人与敌伪政权强迫人民劳役,我们夜里破坏了,白天它 又修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粉碎日军的“蚕食”和封锁,扭转根据地不断缩小的被动局面, 1942 年 9 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驻地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主要 研究贯彻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指示。我们在会议上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 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与会同志认为,必须把反“蚕 食”、反“扫荡”斗争联系起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军事、政治、经济、文 化多种力量,组成多条战线的全面对敌斗争。应针对敌人在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 前强后弱”的弱点,把游击战争发展到“敌后之敌后”去。地方部队与主力部队都 应如此。 我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主要讲反“蚕食”斗争、将“蚕食”与“扫荡”的关 系和反“扫荡”三个方面对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我认为,敌人 “蚕食”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缓和的、隐蔽的、波浪式的形式逐渐向我推进”; 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总结几年来速战速胜及进攻根据地屡遭失败的教训而实 行的战略转变。敌人“蚕食”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是系统的堡垒主义。敌人广泛 地构筑沟墙堡垒,并依托这些工事逐步向我地区推进,由点线的占领逐渐扩大为面 的占领。 我在报告中指出,在反“蚕食”斗争中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如对敌人“蚕食” 政策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以为日寇兵力不足,不可能在广大地区系统地实行其堡垒 政策;还有人认为敌人在我大块根据地上建立几个小小的堡垒,不过九牛一毛;有 些地区在敌“蚕食”尚未严重时,军事上、政策上缺乏具体的研究与认识,不能采 取有效的对策,等等。我提出,华北现时党和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反“蚕食”斗争。 主要方针是到“敌后之敌后”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敌后活动与正面斗争相配 合,平原与山地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正规军相配合,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打破敌人的“蚕食”。 对于敌“蚕食”与“扫荡”的关系,我认为敌人的目的,都是变我根据地为敌 占区。但二者的方法则不同。“蚕食”是以政治斗争为核心,配合军事的、文化的、 经济的各种斗争,采取比较和缓的、隐蔽的方法,以逐渐削弱我们的力量。但这并 不是说敌人不重视军事斗争。大“扫荡”则是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向我进攻,以军 事斗争为主,配合其他形式,采取重兵压境,以多路的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毁灭我 根据地。这两种方法虽不同,但并不矛盾。“蚕食”政策是敌人战略指导的总方针, 不断的经济的“蚕食”,正是为了便于在一定时期的大“扫荡”。因此,我们不能 只注意积蓄力量准备反“扫荡”,也应注意反“蚕食”,应把反“扫荡”与反,‘ 蚕食”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在报告中,我分析了敌人过去对根据地大“扫荡”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反 “扫荡”特别是山岳区的反“扫荡”的方针和战术。在战役初期,因敌兵力处于绝 对优势,应避免同敌主力决战,只以主力军的三分之一和地方军、民兵,展开广泛 的游击战、地雷战;其余主力军一方面与敌周旋,一方面寻歼孤立的小股敌人。 我强调了要对部队进行控制制高点战术的教育,并对控制制高点战术作了阐述。 我当时认为晋察冀军区位于大行山北段之五台山、恒山、军都山、燕山。这些地区 山高势险,有些地段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扼制敌一连一排的行动。在战役中要适当控 制制高点,阻止和威胁敌人运动,打击搜山的敌人,保护山上的群众。在五台山和 恒山山脉的东面,燕山南面,有广大平原,民殷物阜,在这些地区开展地道战,我 们把山岳和平原斗争结合起来,形成对敌斗争的完整而有效的体系。加上“军民团 结如一人”,就会如孙子所说: “故善用兵者,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 除了军事斗争外,我还强调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方面也要密切配合。 反“扫荡”的时候,要做好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得不到休息,见不 到群众,从各个方面消耗疲惫敌人,使敌人处处感受困难,减低斗志和武器装备的 优势。要加强对敌伪军的宣传。敌军与伪军,以及敌伪政权之间,上下有矛盾。我 可利用敌之矛盾,以及太平洋战局不利于敌的形势,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动摇敌 之军心,以坚持持久战,保卫群众利益并促成我军的胜利。 寨北会议后,全军区执行向“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北岳区主力部队的三分之 一到二分之一,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他们派出的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有的秘密 越过敌人封锁线,有的分散到封锁线两侧,积极进行游击活动,开展军事和政治攻 势,瓦解日伪军和伪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孤立打击敌人,相机收复和开辟了1600 个村庄,其中许多小块是我们原来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开始扭转了从1941 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冀中区在寨北会议指引下,恢复工作有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 组织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并利用平原上的青纱 帐作天然屏障,特别是广泛地开展地道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 到1943 年5 、6 月问,冀中区在反“清剿”中消灭敌伪军近4000 人,使小部队 和党政干部能在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不仅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为迎接主 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冀东部队在1941 年被迫转移到长城外的热河南部的山区,更深入到“敌后之 敌后”。他们一面继续向东北发展,一面派出多支小部队,采取多种方式重返冀东 腹地,在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斗争,开 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 根据地。 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和武装,挺进到“敌后之敌后”,不仅恢复了很 多被敌人临时占领的地区,还扩大了解放区,形势也日趋好转。 寨北会议确定的方针,对晋察冀根据地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 为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针,曾受到党中央的赞许。 挺进到“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及其成功,是晋察冀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 边区从建立起,以聂荣臻为首的领导机关就重视游击战争,加以五台山、恒山、 燕山地形有利,群众好,正规军也一起行动,游击战争发展得很快很好。 “模范根据地”之名,同样体现在游击战争方面。我曾以当时边区战争形势为 背景写了一首诗,讴歌晋察冀的游击战争: 同仇敌忾驱倭寇,敌后军民摆战场。 大行高耸燕山险,善攻动于九天上。 燕赵慷慨悲歌地,军民带甲同耕稼。 地道如网村连村,善守藏于九地下。 这虽然是一首诗作,但从当时军事角度来说,也没有夸大。孙子所说“善攻者 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抗战时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 人民武装可以当之。 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加紧对中国人力、物力、 财力的掠夺,以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华北是其掠夺的重点, 而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是重点的重点。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连续发动了第四、 第五次“治安强化活动”,不仅对冀中,对北岳、冀东、平西、平北等许多地方都 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荡”,加上1942年又遇到罕见的大旱灾。根据地的财政、 经济都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困难。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党中央发出指示,指出目 前一年内,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要坚决实行精兵简政,节省人 力,休整兵力,训练干部和发展经济。 为执行中央的方针, 1943 年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审计委员会。 记得这个组织是根据边区政府副主席张苏的建议,借鉴旧社会的形式,成立这 个组织的。其主要职能是控制编制,审计经费开支,检查粮食和物资供应情况。并 推选我兼任了审计委员会的主任。我们为巩固精简成果,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采 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控制编制方面,任何单位要增加或调整编制,都要经过审计 委员会的批准,严格控制脱产人员。在财政方面,缩减公杂费用,严格经费开支手 续,杜绝浪费,厉行节约。在供给方面,主要是尽最大努力节约,并作出具体规定。 边区各级各系统成立实计委员会,并做广泛宣传,使边区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 认识在长期战争中增产节约和建立制度的重要性。我们还对边区人民负担进行了一 次调查研究,总结出脱产人员的比例数,即一面负担的地区(指较巩固的根据地) 按根据地总人日计算,要30 人才能养活1 个脱产人员;两面负担(不巩固的根据 地、游击区对敌我两面都负担)的地区要100 人才能养活1 个脱产人员。这个结论 比较合理。对后来保证边区人民合理负担起了重要作用。 晋察冀边区的审计工作当时在华北各根据地是个创举。这项工作的开展,保证 了边区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稳定了边币,统一了编制,减轻了人民负担,对经济 的发展和持久作战起了好作用。 1943 年夏,程世才去延安学习,我又接替他兼任边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我记忆较深: 第一件事是这年夏季保卫麦收的斗争。北岳区的东西两面是起伏地,再往北, 沿平汉线是一大片平原,这个地区种麦很多,是边区的主要产粮地。 过去一到麦收、日、伪军就纷纷出来抢粮。我考虑,如果把这里变成一面负担, 就能解决北岳区粮食供应的大部分。于是决定,分散一部分正规军,配合地方武装 和民兵保卫麦收。当时从1 、3 、4 分区各抽两个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产麦区。 这时期,敌我双方在麦区展开了紧张的争夺战。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比过 去大,人马也多,有正规军、游击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运粮车马等。 虽然目标大,但都分散躲藏在麦地、田坎以及利于隐蔽的地形地物,敌人不易 发现。加上我们地形熟,情报明,民兵和地方干部都是义务情报员,敌人来抢麦, 我们就打枪,给敌以杀伤,并造成敌人混乱。敌大队来,我又转移了。埋伏在附近 的其他小队如果看到有机会,也同样打。这样,敌伪既不能割麦,运麦,兵力又受 损失。反复搞几次,也就很少再来了。这种战争,江西苏区时期叫“麻雀战”。但 那时的“麻雀战”,都由游击队担任;而现在正规军也参加。当然,无论在战术、 技术和指导方法等方面都有发展、提高。 这是一种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于一体的好的斗争形式。 这次保卫麦收的斗争达到预期目的,成熟的粮食一粒也没有落到敌人的手里。 第二件事是这年秋季反“扫荡”,我们把主力部队分兵敌后,与地方武装密切 配合,以我之长,制敌之短,取得了大胜利。因为我们熟悉地形、民情,正规军敢 于分散,不怕没饭吃;民兵又善于单兵、小组射击,利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 等斗争形式,机动灵活;而敌人是地形、民情不明,缺粮,不敢分散,尤其是日军 不敢分散行动。当时,日军2 万多人,伪军1 万多人,对北岳区进行“扫荡”,我 们留下小部队和民兵以游击战和地雷战籍制敌人,主力转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实行 内线与外线结合、主力与民兵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结合,武装斗争与其他多 种斗争相结合,使敌人到处被动挨打。这次反“扫荡”,我们的损失不大,但敌人 的损失却不小。据统计,共歼敌9000 余人,其中被民兵歼灭的占一半,说明我们 的民兵有力量,也说明正规军与地方武装配合得好,可以用小于敌人的兵力战胜强 大的敌人。 1943 年夏,抗日战争进入第7 个年头。日军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受挫, 不得不继续抽调部队增援南洋,当时从华北抽走了3 个师团,其中有2 个师团是原 驻晋察冀地区的。边区形势开始好转,根据地也在逐渐恢复和发展。但日军为了掩 盖其战略企图,在抽走部队之前又调集兵力,准备对根据地发动新的大“扫荡”。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以40 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 区。7 月中旬,军区接到中央命令,派吕正操率6 个团开赴晋西北担负保卫中央的 任务。8 月1 日,中央通知聂荣臻准备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并决定由程子华代理 晋察冀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由我代理军区司令员,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分局根 据中央精神,决定将北岳、冀中两区党委取消,工作集中于晋察冀分局;原冀中军 区领导机关合并于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由军区直接指挥。 为了迎击敌人的大“扫荡”,我们一面布置战前准备工作,一面研究制定反 “扫荡”的作战方案,决定仍采取内线同外线结合、主力同民兵结合、武装斗争同 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的对敌斗争方针。为此,划分了内外线部队的活动地区及物资 掩蔽地区、补给地区和内线部队应控制的制高点(区)。 加强了情报工作,把重要的电话线路更多地改成了隐蔽线路(晋察冀军区早就 有隐蔽线路的布置)。并设立了宣传站,印制宣传品。正规军连队还组织了飞行射 击组和飞行爆破组,民兵进行侦察编组和爆破训练。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和秋收、秋 耕、秋种的各种准备。到8 月底,北岳区全体军民,包括4 万多部队和18 万民兵, 对敌人每年都要进行的“秋季扫荡”,都已严阵以待。 就在准备反“扫荡”期间,我突然身患重病,整天高烧不退。聂荣臻去延安时, 还以为我的病会很快好起来,但到反“扫荡”开始时,我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了, 由程子华和唐延杰负责反“扫荡”的组织和指挥。 敌人这次大“扫荡”,先从平北开始。8 月8 日,敌6000 多兵力突然向平北 根据地发起进攻,由于敌人的进攻来得突然,平北党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仓促应战, 一度呈现混乱,但很快调整了部署,由被动转为主动。至9 月中旬,“扫荡”平北 的敌人在我打击围困下,大部退出了平北中心区。 紧接着,敌人又对北岳区开始了所谓“毁灭扫荡”。9 月15 日,日伪军近2 万人分别由保定、石家庄、阳泉、五台、张家口、宣化等地出动,以奔袭动作,很 快占领了我根据地的松山、蛟潭庄、唐梅、会口、下关等地。这时,我的病仍不见 好转,整日高烧,便随边区政府、华北联大,白求恩卫生学校等单位转移到神仙山, 先佛也带着孩子到神仙山来既参加反“扫荡”又照看病人。 神仙山地处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位于阜平城北约60 里。主峰奶奶尖海 拔1800 米,兀立在群山之间,地势险要,日寇历次“扫荡”都不敢轻易进入。神 仙山在军区划分防区时,属三分区防地。我在养病时的警卫都由他们负责。但这里 北邻1 分区,反“扫荡”一开始,一分区第1 团政委亲率一个连来担任警卫,军区 卫生部政委姜齐贤也来了,还有陈其源大夫来负责我的治病。姜是长征老兵,精通 医术又有战争经验,不仅随时指导医生工作,还同一团熊政委和先佛研究情况,决 定行动。我们一行100 多人,组成了一个小单位,在反“扫荡”中独立行动。 9 月下旬,敌人深入北岳区地区后,除四处“搜剿”外,还以飞机在空中侦察, 发现哪里有我军的踪迹,就进行轰炸,地面部队立即前往合围。沙河、唐河、滹沱 河之间地区,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军工厂也设在这里。 敌人进入根据地后,主力就朝着这三条河流之间的地区突击。敌主力一部便闯 入了神仙山地区。 三分区政委王平等很关心我的安全,经常向我们通报敌情。一天晚上10点多钟, 王平、黄永胜打电话给我,说敌人将分4 路围攻神仙山,让我当晚就要离开那里。 他们隔一会儿来一个电话,到12 点多敌情完全清楚了。最后的电话中说,敌人将 在拂晓前形成对神仙山的战役包围圈,情况十分紧急,要我们在拂晓前必须突出去。 我当时还发着39 度的高烧,医生、护士提出让我坐担架走。我说,坐担架走山路 很难,行动迟缓,拂晓前出不去;骑骡子天亮能突出去,还是骑骡子。有关同志考 虑我的病情,仍在犹豫。先佛坚决主张骑骡子,并立即行动。夜暗中,我们从敌诸 路分进的间隙中悄悄地插出外线。侧面一、二里处敌人的哨兵在烤火都能看到。拂 晓前,终于顺利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此次神仙山反扫荡,好在先佛同我在一起, 在军事上处于难下决心的时候,她能也敢负责下决心。好久之后,我曾问她:“敌 人包围神仙山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我骑骡子走?”她从容地说:“正是因为情况 紧张,才叫你骑骡子。否则不仅你出不去,大家也会被你拖住。我看你那天虽然发 高烧,你还挺得住。即便万一从骡子上跌下来,也比被敌人包围好。 我们人多,有办法。过去红军打仗行军,不是也有很多伤病员在马上救护的?” 我们突围后,保卫神仙山的部队,依山据险,居高临下,以事先布设的地雷和机枪 射击,节节抗击敌人,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将敌人击退。不久,我们又返回神仙山。 敌人的“扫荡”仍在继续。我的病情不见好转,持续高烧,却始终未能查出病 因。姜齐贤写信给七八里地也正是在反扫荡中的卫生部长殷希鹏,把我的病情告诉 他。殷回信说,根据我的精神状况,看来不要紧,并说我长时间体温较高,说明我 的身体还有抵抗力。姜齐贤接到殷希鹏的信,精神上的负担大减轻。又立即告诉我。 殷过去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又到日本庆应大学研究病理,学术上很有成就,回国后 当医科教授,又任河北医科大学校长,抗战初在河北参军。姜对殷素有学术上的信 任,就按殷的指导思想为我治疗。 我既听医生的话,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10 月底, 2000 多日伪军再犯神仙山。我们与当时隐蔽在这里的机关、学校 和群众一起再次转移。途中,为了能随时行动,警卫战士们天天晚上和衣就寝;马 匹每到一处,只卸下马鞍稍休息一下又重新放上。先佛带着四岁的孩子也在此。她 既要照顾孩子和病人,又随时都在注意敌情和我们这个小单位的行动方向,还要注 意和我有关的单位联系。总之,凡与我们这个单位有关的事宜,她都在注意。有一 天,我们刚刚突出包围圈,敌人便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蜂拥扑向神仙山。我守 山的部队在外围部队配合下,激战两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到11 月,敌人的“扫荡”已成强弩之末,从11 月中旬起,日伪军的主力陆 续转移到沟线外抢粮,只留下一部分在根据地内,以临时据点为依托,奔袭、合击 我机关、部队,并大肆烧杀破坏,交替掩护撤退。军区指挥部队乘胜追击,迫敌撤 退。到12 月中旬,北岳区反“扫荡”战役胜利结束。就在此前不久,我几个月来 的高烧突然退下去,精神状态更好了,仍留在3 分区驻地栾头休息。这时,一团政 委和步兵连归建了。在几个月的行动中,他们和三分区部队处处关心我的安全,照 顾我的行动,我终生难忘。 北岳区的这次反“扫荡”,取得很大胜利。三个月中,军民共作战5600多次, 毙伤日伪军1.1 万多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反“扫荡”后,北岳区向察南、雁北伸 展:冀中军民在反扫荡时隐蔽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又重新恢复了,还新建大批抗 日村政权;冀东部队在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重返关内,不仅解放了长城沿 线的“无人区”,而且将冀东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更广大的冀热边区。 在3 分区休息了两、三个月后,我的身体渐渐康复。回到军区机关不久,接中 央电报,让我去延安养病、学习,并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4 年4 月间,我从阜平动身去延安。路上要通过3 个游击区,2 分区司令 郭天民同志专门派部队护送。在过同蒲路时,因后面的部队炸铁路,敌人发现了我 们的行动,立即来追击。我们一面抵抗,一面向附近的山上转移,敌人不知虚实, 追到半山坡便退了。我们下山后继续赶路,不久就到了晋西北吕正操的司令部,住 了10 天,又去兴县住了几天,就过了黄河。西北的4 月,天气转暖,冰雪开始融 化,黄河上浮动着许多冰凌,我们好不容易乘船渡过黄河,在绥德休息了两天。红 军时期的战友袁任远在那里当专员,派了一辆汽车将我们送到延安。 到延安后,我住在枣园,一边养病,一边自己学习整风文件。蹇先佛也是七大 代表,与我一起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这时,延安整风的学习高潮已经过去; 所谓的“抢救运动”也过去了,整风运动正进入到最后总结提高阶段。 1945 年2 月,在延安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即华北座谈 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及华北各根据地的负责人,我也参加了 这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本来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但后来却发展成为对彭 德怀的批判。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说彭总领导的百团大战,是大错误,一是暴露了自 己的力量,二是帮助了国民党顽固派。还说了其他一些错误。我在会上发言,也批 评了彭的错误,但没有上纲,并说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打得不错,扫除了敌伪许多军 事设施,恢复了根据地不少面积,云云。 散会后,一出会场,有三位同志(内有两位是江西时期的同事)不太高兴地对 我说:今天算是知道你的思想情况了!意思是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落后了。说心 里话,我是不愿跟这种形势的。我认为,对人对事应该实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 就是不好,不能说违心的话,因为我认为百团大战虽有缺点,但没有政治性的或严 重的军事错误。 1945 年4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6 月11 日闭幕,共开了50 天。我出席了这次大会。“七大”是一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 议,她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当时在延安的晋察冀主要领导人有聂荣臻、刘澜涛和我,虽然此时不在晋察冀 根据地,但我始终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保持着联系。1944 年夏,我到延 安不久,一次和聂荣臻交谈,当时冀中形势好转,冀东部队深入热南、辽西,发展 很快,整个晋察冀军区已有18 个分区,鉴于地区扩大和斗争形势发展,军区直属 单位太多,指挥不便,我们应向中央建议在晋察冀建立二级军区。他同意了,就向 中央建议,中央也很快同意了。 晋察冀军区下面成立了冀中、冀晋、冀察、冀热辽4 个二级军区,并相应成立 四个区党委。冀晋军区以第2 、3 、4 、5 军分区组成,赵尔陆任军区司令员,王 平任政治委员兼冀晋区党委书记;冀察军区以第1 、11、12、13 军分区组成,郭 天民任军区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兼冀察区党委书记;冀中军区以第6 、7 、 8、9、10 军分区组成,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林铁任政治委员兼冀中区党委书记 ;冀热辽军区以第14、15、16、17、18 军分区组成,李运昌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同时兼冀热辽区党委书记。 二级军区和4 个区党委成立后,连续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使整个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出现了迅猛扩大的新局面。过去一般的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 很难发展,但晋察冀军区在相持阶段却得到了发展。这说明事物不是绝对的和一成 不变的,只有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掌握这种局势,才是马克思主义的 态度。 1945 年8 月,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继1945 年5 月希特勒投降 之后,8 月8 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时我各大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都还在延安,八 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由察哈尔、热河向北行动;冀热辽的部队立刻向辽 东、吉林挺进。我们军区在延安的几位领导人得知苏蒙联军一路将由蒙古直插张北, 认为这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互相配合的好机会。8 月10 日,聂荣臻、刘澜涛和我 将这一情况电告在晋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华、耿飚,要他们立即派出部队向张家口。 张北方向进攻。他们迅速行动,于8 月底先后夺取和接收了张家口、张北和承德等 城市。 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那些天,延安一片欢腾。宝塔山下,延河两岸,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沉 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记得8 月15 日那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许多人兴奋得 敲打脸盆欢呼,入夜,各窑洞门口都燃起簧火庆祝,八年抗战,艰苦奋斗,胜利的 喜悦难于言表。 日本政府虽然宣布投降了,但日军庞大的武装尚未解除,仍然盘踞着我国许多 城镇和交通要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他一 面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一面调兵遣将,抢占大中城市,并极力阻挠破坏我抗日 军民向日伪军反攻和受降,无理地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然而,这时国民党军 队远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 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也只能由我 军来担任。日本投降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和指示,晋察冀军民向北平、天津、 张家口、承德和山海关、锦州等地发起反攻,并以一部向东北挺进。 为了加强对全面大反攻的领导,8 月18 日,中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以 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黄敬、赵振声和我为常委,以成仿吾、李运昌、 胡锡奎、刘仁、杜理卿、朱良才、詹才芳、赵尔陆为委员,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司 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我为军区 副司令员。不久,我和聂荣臻等一起重返晋察冀军区,执行中央赋予我们的新的历 史任务。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