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1949 年底,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我在衡阳碰到了刚从北京来的黄克诚。 一见面,他对我说: “老萧,你可能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到哪里?”他说:“一是到军训 部;一是到英国去。”在此之前,我曾听有人说,新中国建立后,要往各个国家派 大使,英国是世界上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派人去。 我问黄克诚:“究竟去哪儿呢?”他说:“朱老总属意于你去军训部。”从个 人心愿讲,我还是希望留在国内,留在军队。作为一个老兵,毕竟对军队、对军事 工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向往之情。 1950 年3 、4 月之交,我在汉口正式接到通知,调我到军委军训部任部长。 林彪夫妇在东湖为我和先佛送行。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也很少流露感情。 那天,他说了些勉励的话。我到四野近一年,一直处于大进军作战中,军事上 和林彪配合得不错,看得出他是比较满意的。 那个时代,全党“一盘棋”、全军“一盘棋”的思想很明确,我接到通知后很 炔就动身了。大约在4 月初,来到北京。 4 月的北京,春意浓浓。迎春花开着,柳树泛着嫩嫩的绿色。建国伊始,万象 更新,街上的行人都显得朝气蓬勃,让人觉着兴奋、开心。 调四野前,我在华北军区工作,华北军区司令部此时驻在庆王府。这是一座很 大的院落,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司令部的人多数是我熟悉的战友,我们相见,非 常高兴,当得知我调任军训部长时,主要负责人表示,有困难尽管找他们,即一定 帮助之意。 我在华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总参谋部报到。总参谋长徐向前 当时正在养病,由聂荣臻代理总长。聂帅是我的老领导,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聂帅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 “你来得正好。军队建设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百业待举,担子很重啊。”我 说:“我想早点到军训部上班。”聂帅笑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 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手上。”这时我才知道,任命我当部长的那个军训部,只有 我一个“光杆司令”。 没有办公地方,没有工作人员,一切都没有。 担子确实很重。 不久,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 代总长和我,一起研究军训部的工作。周副主席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训部 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 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 军事训练的部门。 讲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兴奋,你一句我一句他说起来。总的意思就是,过去我 们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运动战环境,现在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人民解放军成为 国防军,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就不能沿袭过去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和 游击习气。军队要向正规化、现代化走,要由低级建军阶段走向高级建军阶段。 周副主席、朱老总和聂帅都反复强调一个思想,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就必须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我记得朱老总打着手势说:“不搞正规化、现 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成。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 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军训部成立后的几项主要 工作:一是制定全军军事训练计划;二是组织编写条令条例;三是筹备组建陆军大 学,而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军训部组建起来。 周副主席对我说:“具体方案由你提出,荣臻同志审定。”我从1926 年参加 北伐战争,一直在沙场征战, 20 多年来,枪林弹雨,从南方打到北方,又从北方 打到南方。如今,南下征尘未洗,又受领了新的使命。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 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这样神圣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 时也深感责任重大。说实话,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我缺乏现代化知识,担心不能 胜任工作。 当我正想说出自己的顾虑时,见朱老总和聂帅正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话到嘴 边又咽回了。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我同朱老总、聂帅以及叶帅等接触时,就听 他们谈起军队的训练问题。他们这些老军人,深知训练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那 时就在为新阶段建军的训练方针和任务筹划着。有他们支持、帮助和指导,我还有 什么顾虑呢? 在战争年代,我虽然主要是领兵打仗,但也有过主持军事训练的经验。 红军时期,我三次带农民军,从立正、稍息、端枪、瞄准开始,硬是把“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训练成了能攻善守的红军战士。下井冈山后,我担任过 红军教导队的队长;湘鄂川黔时期,兼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解放战争中,兼任过 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对于军队训练工作不算太生疏。特别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 读兵书,注意古今治军经验,对于训练军队有些想法,想到这些,我坚定了信心。 组建军训部,一切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是找“落脚点”。好在当时房子并不 紧张,军队进城时,占了一些旧兵营和官僚的房产。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与我看 了几个地方,最后选中东四六条的一座院落。院子不大,房子也不多,但环境僻静, 适宜办公。人民军队胜利后第一个军训部便设在了这里。 有了办公地点,紧接着就是选调干部。选人比选房子要复杂得多。我们定了选 调干部的三条标准:一是政治强;二是有作战经验;三是有文化。当时从华北军政 大学选调了一部分懂训练的人员,还从各方面选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李钟 奇、刘光弟、吴伟、叶楚平、陶汉章、蔡铁根等,他们勤奋实干,成为军训部初创 时期的骨干。 干部调齐后,根据工作任务,建立了部办公室和训练局、军校局和出版局等。 几个局大部新建的,只有出版局是原有的,它是由在延安时期建立的军委四局改称 的。局长是童陆生,是一位对中国的古典文史和中外军事典籍,都有涉猎的人。早 在延安时期就开始组织人陆续翻译一些苏军的教材和收集中外军事资料。军训部成 立后,更系统地翻译了苏军的条例、条令。此外,他还组织人员广泛收集各种军事 图书资料,包括国民党的操典、条令,还有日本、德国的操典等。后来军训部编写 条令,大家都到他那里查阅资料。 经过近5 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终于搭起来了,各项工作也准备就绪。6 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我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9 月,我们召开了一个大会,宣告 军训部正式成立,公布了全体干部的任职命令。 这里要特别提到,当时军训部的编制中,还有个高级研究室,也叫参事室。这 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的,主要是安置国民党起义将领和解放的高级军官,如周 亚卫、高树勋、廖安邦、翟建新、马鹏飞等,都在这个研究室,这也是当时军队中 唯一具有统战性质的机构。军训部初建阶段,这个机构曾起过一些咨询的作用。当 时的主任周亚卫,曾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我请他写一份介绍日本陆军情况的材料,他笔头很快,几天就搞出来了,其中 关于“野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预备役部队)部分,我感到很有参考价值。他们 虽然不参与决策,但经常介绍中外军队的一些情况,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视 野,也打开了思路。 军训部成立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抓编写条令、制定全军训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以及筹建陆军大学。这三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任务十分艰巨,调来的同志齐心努 力,都想把工作搞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军队 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自然地成了建国后军队建 设的纲领。当时提出四个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过去长期处于游击 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战,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 是统一的,但从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上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 惯制定的。当时五大军区都颁布了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十分必要。但在建国 以后不久。1951 年军委制定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军方针,就 是适应这种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明确 地提出了“五统四性”,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 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并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 部队所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可以说,这些就是当时我们编写条令以及 组织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 编写共同条令,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记得1950 年的夏天,我们在东 单大华电影院(当时军训部没有礼堂,开大会只能租用地方电影院)开大会,我作 了动员。会后组成了精干的班子,专门负责编写条令。开始就是编写纪律、内务、 队列三大条令。我们编写条令,除了参考各地区的材料以外,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 条令。中国军队只有国民党时期有较为完备的条令,我们当然不能以他们的条令为 蓝本,主要是参考苏军的条令。苏军的三大条令这时都已经翻译出来,又结合中国 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拟出了初稿。夏 天开动员会,冬天便送审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指定由刘伯承审定三部条令,总理对我说:“只要刘伯承点了 头,就算通过了。”刘帅此时还在西南,我们编写出一部分,就派专人送去给他审 一部分。12 月22 日,刘帅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内务条令已研究完 了,讨论中所提的问题均由张戈同志面告,总的原则应该是: 1.以苏军内务条令为蓝本;2.以我军优良传统及其好的历史习惯为基础;3.一 般的应简明易行;4.适合现在,照顾将来,特别加强陆、海、空军的建设及备战的 观点。”过了一个星期,他又给我来信,写道:“对纪律条令之草拟,我们意见: 1.应以苏军纪律条令为蓝本并照顾我军优良习惯与作风;2.条令内应注重教育, 多讲理少惩罚。”根据刘帅的指示,我们又反复讨论并向五大军区军训处长和有经 验有知识的人征求意见,草本先送196 师去试验,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摆排。 精心修改后,又送到刘帅审查。1951 年1 月15 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在开学 典礼上,我见到刘帅。此时,他已调军事学院当院长了,一见面他便对我说:“你 不要急着走,等两天我就全部看完了。”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修改稿送给他也 就几天时间,厚厚的一摞,他竟快要看完了。开学典礼后,我到扬州走了一趟,回 来后,刘帅捧着三部条令的稿本对我说:“好了,可以拿走了。”回到北京以后, 我把刘伯承审过的条令,送给总理和聂帅,他们都表示伯承同志审过了就可以定下 来。这时,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我又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我对他说: “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来,给你演示一下吧?”他说:“好!” 我就从华北军区调了一个连,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 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了。 彭总看了很高兴,说:“可以,就这样!”2 月1 日,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毛主席在颁发三 大条令的命令中指出:“全国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新任务, 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要求。”条令颁布的那 天,我真是高兴啊!人民军队几十年风风雨雨,艰难奋战,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 令,有了军队建设的准绳。后来,这三部条令草案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颁发执行, 但基本内容没有变。 三大条令颁发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贯彻条令也是正规化的养成教 育,从军人一举一动,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入手,培养军人和部队严格正规的良好 作风。从贯彻三大条令开始,全军各部队逐渐走上统一的轨道。 在编写条令的同时,第二项工作是部队训练。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队训练 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我曾指定陶汉章负责组织编制一个全军的训练大纲。在此之 前,全军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各军区各搞各的,为了便于将来统一指挥和统一管 理,军委指令制定全军的训练大纲。1949 年和1950 年部队大部分在执行消灭蒋 介石残部的战略追击任务; 1951 年和1953 年又赴朝参战,作战任务仍很紧张, 没办法全面实施正规化训练。我们从实际出发,前面仗怎么打,后面兵就怎么练。 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战争规模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加先 进了,特别是炮、装、工、通、化、铁道等兵种,还有空军都参战,诸军兵种的合 同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 这就对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和组织 实施训练时,就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 1950 年11 月,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 主要是研究训练教育大政方针的。我在会上讲了两次话,对全军的训练方针进行阐 述。这个讲话事先搞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又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任务、特点进行研 究,写成稿子报到军委审定后才讲的。 记得会议开始前,周总理找我去,要审查这个讲话。那天,我到了中南海总理 的办公室,只见那里已等了许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总政的……,大家都有 事情要向总理请示,就排队等候。轮到我时,已是夜里12 点了。我先把讲话稿念 了一遍,总理很认真地听着。念完,他又把稿子拿过去,一段一段地看,一句一句 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我们对训练方针的制定,是很认真的。除事先与北京有 关方面商量外,还多次请示刘伯承,概括于下: “在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兵 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战,了解参 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我对总理说:“这是比较完整 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 合作战’”。 这两句话,前一句着重于技术方面的学习。后一句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学会诸 兵种合同作战。 总理听后,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点头说:“行,就这两句话吧。”当我从 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才觉得有些倦意,而周总 理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干了二十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都要总理亲自处理,他的 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紧张劳累。 但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十分舒畅。几十年艰苦奋战,终于打下了江山,大家都 抱着要好好干一番事业,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心愿,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累?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我又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话,正式 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问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 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 1951 年4 月19 日,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好, 照发。”当天下午,军委正式拟复:“军训部萧克部长:送来1950 年12 月关于 全国军事学校及全国部队训练会议的报告阅悉。我们同意这一报告所提的各项原则, 望由军训部将此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各师、各特种兵部队及各军事 学校研讨施行。会议中所决定的三类文件:(一)军事学校教育类;(二)部队训 练类;(三)军事出版类,亦望由军训部印发全国部队及军事学校试行。”从此我 军部队训练和学校教育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依据。 1953 年6 月以前,部队训练主要还是以学技术、学文化为主。当时苏联援助 了我们许多武器装备。但是,部队广大指战员多文化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农民,掌 握这些武器装备就发生了困难。所以,学技术、学文化就成了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 1950 年我们在全军掀起以学技术为主的技术训练热潮; 1951 年总政治部又把文 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提出向文化大进军的口号。 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了,在政治上翻 了身的人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军队的主人翁。正是这 种精神动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难 度较大的技术。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50 年代初期,苏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 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 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刻苦认真,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 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苏军教官很惊讶,也很满意。 当时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因为那时世界上真心真意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是具 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苏联给了我们物资和军事装备援助,我们只能学苏联。当然, 任何一件事强调过了,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有的同志主张“不走样地学”,不从中 国的实际出发,完全照搬苏联,这都是不足取的。 那时,各个单位都请苏联顾问,部队的特种兵学校和师以上单位都有顾问,有 些顾问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意见也难以实行。但总的来说,那时对于学苏联的问 题,我们是把握得好的,苏联顾问大部分起了好作用。 提起苏联顾问,我十分怀念曾一起共过事的格拉兹诺夫。他是我们军训部的首 席顾问,我刚到北京时,他就来了,住在一个旅馆里。那年他已经57岁了,是苏军 的一个中将军长。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见他在伏案工作。旅馆的条件不好,连个写 字台也没有,他就趴在茶几上写教材。他为人坦诚,忠厚,我们常在一起交谈,我 曾问他:“您在哪里读的书?”他说,他是雇农出身,只读过小学。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他十六七岁,沙皇征兵把他征去了。 在寒冷的战壕里,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当时列宁号召所有的沙皇士兵扔 掉枪回家去,他响应。回家后又出来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文化和军事知识都是在 红军中学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小雇农,当红军后, 派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毕业当了高级将领,还来中国当军训部首 席顾问,真值得人们学习,工作中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 当时,我们与苏联顾问彼此都很真诚,一方真诚地学,一方真诚地帮。在南京军事 学院时,陈毅和刘伯承也曾对我说起苏联顾问的事,说军事学院的教材都是他们编 的。陈毅与那位60 多岁的首席顾问谈话,认为顾问有知识。要认真的顾和问。 1952 年12 月,第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开 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确定了从1953年6 月开 始全军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训练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计 划。 在这期间,我们着重抓了高级干部集训和机关演习。记得1951 年在河南明港 由军训部主持搞了一次加强步兵团演习,这是军训部第一次抓的诸兵种合同作战演 习,规模虽然不算大,但为即将展开的正规化训练做了示范。1952年在南口又搞了 一次战术演习,也为1953 年的训练创造了条件。类似的演习以后就多了,规模也 越来越大,像1954 年11 月由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主持的抗登陆演习, 1955 年 11 月在辽东半岛由叶剑英主持的抗登陆演习,都是全军性的。和平时期练兵,就 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 合训练和检验。我们开展正规化训练,必须下大力抓演习,在这点上,军训部做了 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为各部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53 年底,我们在年终总结时,对这时期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评论: “1953 年下半年我军按正规统一计划进行部队训练,这是我军向正规化一个 重大的成就和正确的措施。”我认为,这个评语反映了我们这段工作的实际情况。 组建军事院校是我在军训部期间做的第三件大事。最初是筹建陆军大学(1950 年11 月军委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全国解放前一年,军委在华北曾建立了一所 军政大学,叶剑英任校长,他说,要注意收罗有知识的旧军人,朱德总司令来校巡 视,曾说,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办高等军事学府。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为此做了些具体工作。 从人民军队创建那天起,我们就希望有一所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因为我们这 些老军人深知治校对于治军的重要性。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过几所很重要的 军事院校,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还有云南讲武堂等,中国一大批有才华、有影 响的军事将领都出自这些军校,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一批来自这些军校,像 叶挺、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军校,徐向前、林彪是黄埔生,朱德、叶剑英来自云南讲 武堂,彭德怀、黄公略来自湖南讲武堂等。 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条件办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虽然各时期、各地区都创办 了一些红军学校、抗大、军大等,但并不正规,学习内容也多以政治为主,学军事 学得比较简单,不系统。新中国一建立,中央军委就在筹划创办人民军队的最高军 事学府了。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对这事最热心、最认真。 记得我到军训部不久,成立了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我为筹委会主任。有 一天,朱老总听说我们要为陆大选校址,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看。”他和我坐 车先到府佑街附近原北洋军阀陆军大学的旧址,一看,过去的建筑不大适合于现代 教学,同时,房子太破,一下子修不起来,不行;又到五棵松一带,还不行;后来 又跑到现在国防大学所在地红山口,一连跑了四五个小时,他老人家还兴致勃勃, 边走边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看地形的笑话。 开始,朱老总主张军事学院办在北京,但一直没选到合适的地方。后来我到南 京去,发现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址比较好,就提出军事学院的校址设在南京。这时, 军委已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 提起这事还有段故事。当时,刘帅在西南军区当司令员,谁都知道,这是个有 职有权的岗位,但他对军事教育事业却情有独钟。一次,他来北京,见到总理和朱 老总,诚恳他说:“我年纪大了,想教教书。”朱老总早就想请刘帅来当军事学院 院长,但还没有提,刘帅一说,他非常高兴,连说:“好,好,你来当校长。”早 在二三十年代刘帅就留学于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和研 究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是我们党内文武兼备的大军事家。现 在请缨办军事学院,完全是为了我们军队的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精神 确实令人钦佩。 我和刘帅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当我提出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时,他欣然地说 :“这事你定就行了。”那时我的思想上很少有顾虑,有什么想法直接就向总理、 朱老总、刘、叶、聂几个老帅提出,他们很快就拍板决定。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听说要在南京办军事学院也很热心,对刘帅说:“你在南 京办军事学院,我当后勤部长,后勤保障的事我包了。”后来确实如此。 校址选定后,接着就是选教员。除了从部队调一批有作战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 军事指挥员外,主要是从华北军政大学调教员。我们早就准备了一批教员在那里。 前面说了, 1948 年朱老总就对叶帅说过,要准备将来办军事院校的教员。我们那 时打胜仗多,俘虏也多,就派人到各地去物色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找了200 多 人。 在利用旧军人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怎么能让打败仗的 人来教打胜仗的人呢?也有人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向旧军人学习呢? 我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党派, 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比如争取主动的原则,集中兵力的原则,重 点防御的原则等等,任何一支军队打仗都要坚持这些原则。 正因为这样,一部《孙子兵法》,古代人学,现代人也学;中国人学,外国人 也学,超越了时代、阶级和种族的界限。 1928 年湘南起义时,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同许克祥的部队在砰石打了一仗。 当时,革命军用的是段棋瑞政府的《步兵操典》(北伐军即用这个操典),而许克 祥用的也是这个操典,结果,我们以一个团打垮了他一个师。那时我就想,一本操 典,北洋军阀用、北伐军用、国民党用、共产党也用,战争结果却不一样,说明军 事原则是相同的,关键是看什么阶级、什么人领导和运用。 1930 年8 月打长沙时,我那个部队缴获了5 、6 挺机关枪,组织起一个机关 枪连,但没有人会使用机枪,我就让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机枪排长来当连长。这位解 放过来的排长,经我们一宣传,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他技术很好,经他训练,部队 掌握了机枪的射击技术,很快投入战斗,起了作用。当时我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 只是感觉战争需要知识和技术,既然这位排长有,为什么不能用呢?当然,是在改 造教育的基础上使用。1935 年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战场俘虏了国民党中将 师长张振汉,我在同他多次谈话中,看到他战争经验多,有军事知识,请他到红军 大学当教员,讲军事课,那时的思想就比较自觉了。 有时候我也去听课,一为让张放心讲课,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是当时红军 的高级指挥,听课时也和一般学员一样,以“师礼”对他。另为使听课的学员,他 们是战争的胜利者,在这位俘虏来的老师面前,不以胜利者自居,而要虚心听课, 从他那里学到知识。我还虚心的听课,我的部下就更虚心了。起点学习带头作用, 当然,我在听课之前,也考虑过听他的课,可以看出老师的水平和态度。 筹建军事学院时,这个思想更明确。当时周总理、朱老总以及叶剑英、聂荣臻、 刘伯承等都是这个思想。我听朱老总多次这样讲:“过去我们没有条件学习,而国 民党则不同,他们有条件,很多人经过正规学习,有理论、有知识、懂技术,我们 要利用他们来教学。”刘伯承也讲过:“旧军人经过改造,就可以来教我们,因为 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 外大体是相同的、一致的。”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51 年1 月15 日,南京军事 学院开学了。学员是由总干部部负责招收的,由军委批准。我军一些著名的将领像 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陈再道、杨勇等,当时都是第一期的学员。军事学院的 学习正规、严格,学员不论职务多高,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按规 定的教材上课,参加考试。有一些老干部适应不了这种严格的学习生活,他们从游 击战争的环境过来,习惯于带兵打仗,坐不住,特别是到考试便叫苦。 他们向刘伯承院长反映,说这样学下去受不了。刘伯承院长很幽默他说:“天 底下只有饿死的,没有学习学死的。”他们都照刘伯承的指导,继续努力学习,也 学好了。 从思想上说,这些同志倒不是怕苦,长征那么苦都走过来了,学习上的这点苦 怕什么?主要原因还是过去战争的生活习惯没有转变过来,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 够,特别是骄傲情绪作怪,认为过去没有学习,也打了胜仗嘛! 这种想法在当时比较普遍。 我认为,军官必须要有知识,高级军官,知识要更高些。古今中外那些有影响 的军事将领,都是有知识的,孙子如没有知识如何写得出千古不朽的兵书?蔡松波 (蔡锷)如没有知识,又如何编得出曾胡治兵语录?凭经验能不能打胜仗呢?能, 但不会总能。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不自觉的,比如,不懂得电子的使用,又如何能 指挥现代战争?所以,我始终认为,军队干部必须学习,要成为有知识的人。当时, 我们军训部配合军事学院,针对有的干部不爱学习的思想障碍,做了一些工作,慢 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空气。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干部 的学习。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学习就不要当军事干部。这 也使全党全军学习蔚然成风。 在筹建军事学院的同时,军训部还抓了全军其他各级各类院校的组织工作。建 国初期,我曾对全军院校排队,发现陆、海、空军和防空军都有院校,陆军中的步 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也有院校,只有化学兵没有院校。我认为化学 兵是个重要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而当时又特别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 就向军委建议组建化学兵学校。 组建一个学校首先要选校长,我马上想到了张乃庚。张是北京某大学化学系的 高材生,抗战初期到晋察冀参军,当过教导队队长,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和副政 委。我向聂荣臻代总长建议,聂也知道这位同志,我一说他就同意了,我便给总理 写报告。很快,报告转到主席那里。1950 年11 月29日,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报告, 又过了一个多月,化学兵学校在四川江津成立,以后迁到北京的南口。 随着部队正规化训练的全面展开,军事院校也不断发展,各大区、各军兵种还 要创办各类院校。为了统一规划,我组织军训部的同志分赴各大区,一个单位一个 单位认真调查,对院校的数量和分布进行科学论证。当时我们摸清了三个情况,一 是全军有多少个排长;二是有多少干部要提升;三是有多少干部要转业或退伍。这 样也就摸清了全军共需要各级各类院校的总数和各类院校的规模、招生数额等。我 们把全军院校分为“三级制”,即培养初级指挥员的基层军事学校;培养中级指挥 员的军兵种高级军事学校和培养军以上指挥员的全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 后来我们又提出,基层军校培养的排长、连长、航空员等要达到大学水平,上可以 一直提升到国防部长;如果退伍回到地方,其文化水平也可以当教员、当经理、当 厂长等建国干部。 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国情和部队干部队伍长远建设出发的,我认为把 院校招生同干部的进退结合起来;把干部任命和复转结合起来,军队院校培养出来 的军官,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用人才”,就能使干部队 伍像活水一样流动,保持生机。 为了建设好全军的军事院校,我们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院校建设调整方案。 我把这个方案拿给刘伯承和叶剑英看了,他们都同意。刘帅还说:“你去向主 席汇报一下!”我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说:“我要向主席汇报工作, 能不能安排一下。”叶子龙说:“等我通知吧。”很快,叶子龙打电话来,说主席 要我去汇报。 我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五张大表,到主席那里,我说:“主席,我要在你的墙上 挂几张图表。”主席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样可以一目了然。”主席说:“那好, 你就挂吧。”我把图挂在毛主席面前的墙上。这五张图把全军军事院校的布局、纵 向和横向的关系以及教学内容、训练计划等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一边看,我一边 解释,他随时提问,我指着图一一回答。很快,他说:“你要汇报的问题我已经清 楚了。很好,很好!”那天,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临走时还对我说:“你以后再来 嘛!”1952 年6 月,毛主席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全国军事学校进行统一调整的方案, 将全国五所高级步兵学校缩编为一所总高级步校和两所高级步校,将17所步兵学校 缩编为9 所,并决定在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培养陆海空军高级技术人员。经 过调整后,全军共有各级各类院校91 所,各院校的训练对象、学制、训练计划、 教学内容等,都趋于正规化。 1952 年11 月,军校部成立。从此,全军院校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 领导。 从1950 年6 月到1954 年11 月,我担任了四年多的军训部长,主持全军的 训练工作。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无论从我们党、我们军队还是从我个人来说,都是 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是一个真正齐心协力搞建设,全心全意干事业的时期,大家满 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处充满了朝气。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