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军事学院八年 1978 年1 月,军事、政治、后勤三个学院正式开始办公。三个学院的重新成 立,是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军队的教育重新被提到战略地位的结果。 1977 年下半年,军委连续召开会议,作出整顿军队,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决议, 并通过了“办好军队院校”和“调整、重建院校”的文件。 到1979 年,全军共新建33 所院校,连同原来的84 所,共计117 所,大体 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同我主持全军训练工作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 1978 年12 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的一次会议,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也是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 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为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的拨 乱反正,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保证。 拨乱反正,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框框,清除“左”的 流毒,解放思想。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危害我们党长达10 年,他们倡导个人崇拜 并设置很多禁区,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当时,有两句话:上了书的不能改, 也不能发挥;没有上书的不能说,也不能想。这实际上就是“两个凡是”在教学上 的框框。我感到,不打破“凡是”的禁铜,不肃清“左”的流毒,不从思想上彻底 拨乱反正,是办不好军事学院的,也就不能完成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历史任务。 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从此掀起了全 国性的大讨论,我们在全院也开展了这一讨论。为了取得好的成果,除召开了有各 级领导干部、教员、学员和基层分队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办读书班集中时间和精 力进行学习和讨论。全院举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5 期,各部、系分别举办了团以 下干部读书班14 期。军、师、团领导干部参加学习班的达92%。通过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大家从基本原理上弄清了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从而加深了对“两个凡是”错误的认识。 当时,我在全院大会和各期读书班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了要搞清以下几个问 题: 如何看待已有的定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 前。任何定论都不是终极真理,因为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确与否要 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它从实践中产生,又必须通过 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凡不符合新条件的定论,就不能拘守。要彻底改变那 种把领袖著作、言论当作现成公式,到处乱套的作法。要改变那种凡是上了书的、 作了决议的就不能更改的错误观念。如果后代人被前代人的具体结论所限制,为 “凡是”或类似“凡是”的框框所限制,不注重现状,不注重发展,思想就要僵化。 如何看待党的历史。林彪、“四人帮”惯于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他们 以宣传毛主席为名,对党的其他领袖和历史人物,一概否定。好像党的历史就是一 个伟人的活动,对这种作法我早就从心里反感。我认为,解放思想就要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讲党的创始人,首先 要讲李大钊、陈独秀;作为缔造者,毛泽东是其中之一。讲井冈山斗争,讲红军打 仗,必须讲毛泽东,也要讲朱德。讲历史,既要讲成功,也要讲曲折,既讲胜利的 经验,也讲失败的教训,一句话,存真求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历史中获取真 知。 如何看待传统。当时,解放思想,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把过去的经验当包袱, 不善于研究新情况,接受新观念。对战略学、战役学不敢研究讨论,一讲战略,就 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传统和经验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当然要继承,但继承的意义在于运用和发展。如果把红军在江西时期诱敌深入的办 法,机械地搬到现在,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城市,没 有现代工业,一切取之于敌,敌人来了就“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撒开两手,请你 进来”。未来反侵略战争情况不同,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研究新的作战方法。解放 思想就是要打破因循守旧,树立创新意识。 如何看待外国的经验。从1958 年反教条主义以后,就不敢提学习外国经验了, 致使多年来对外军的状况若明若暗。要迎头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打破军事 上的闭关自守,敢于向外军学习,特别是敢于向敌军学习,“以敌为师”,为我所 用。我始终认为,先进的军事技术、现代化的指挥工具和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任 何军队都可以利用。今天,我们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就必须了解外军和 外国的科学技术状况,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要吸收外军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先进技 术和经验,才能使我军真正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9 年2 、3 月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也反映到学院来, 但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如有些人对地富摘帽、改正错划的右派、退赔“文革” 中没收资本家的财物等政策不大理解,担心变右了;有些人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 帜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来,从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形 势到底好不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对还是不对,解放思想应该不应该等,产生了 疑虑。 我们在全院范围内反复深入地进行了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大家认识到实现工 作重点转移,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各级干部对解放思想感受很深,能用新的眼 光去看待党的政策,敢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思想活跃了。总之,随着学习的逐 步深入,也随着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三中全会的精神越来越深 入人心。 但是,当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军委有位领导人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话,说有 人反映政治学院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中全会的路线,军事学院也差不多。这个讲 话传达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后来听说是某报社记者在参加政治学院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听一位学员讲的,他就整 理成“内部参阅件”上报了。 为了实事求是地摸清情况,我们在全院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组织了两个调 查组,同总政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在机关、教研室、学员队召开了12次座谈会,还 听取了10 个党小组的思想总结。在此基础上学院党委于1979年9 月10 日至12 日召开了全委会,汇报分析三中全会以来在职工干部和学员的思想情况。我在会上 提出,对于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要有名有姓,有具体事实,不能估计和推测。 经过三天的汇报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全院绝大多数同志是衷心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有8 个同志对于纠正过去的冤 假错案,对于落实政策,对于理论务虚会,有过怀疑,其中有5 个人更严重些(有 4 个是学员)。 会后,我们将全院干部的思想情况向总政治部写了书面报告。对这件事的处理, 军事学院党委统一了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也使我感到,拨乱反正, 解放思想,最重要的还是肃清“左”的流毒,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打棍子、扣帽子, 伤害革命同志。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要负责三个学院的落实政策工作。因为三个 学院是从军政大学分出去的,而历史遗留问题又都是军政大学以前的。我们在原军 政大学复查的基础上,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一些重要的案件,我常常亲自去翻阅材料,分析研究。比如原高等军事学院副 政委林浩,在“文革”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把他的材料调来看,罪状无 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不满。如有个材料揭发他说过“拿着语录像菩萨念经”, 还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像读总理(孙中山)遗嘱一样,还得背下来”。我感 到,他说的是心里话,也不夸张。因此,为他平反,还向军委作合乎事实的建议。 我们除了解决“文革”中的问题外,还对“文革”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进行了 清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因为牵扯到50 年代中后期。十二届六中全 会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始终掌握一条原则:实事求是。 记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昭雪, 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我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惊奇,因为1958 年反教条主义时,使我蒙受的冤屈尚未平反。我认为,不论彭德怀过去对我怎样, 庐山会议批他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又置之于死地,都是党内“左”倾错 误制造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昭雪! 同样,我也始终认为1958 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那条思想路线和做法,是错误的。 当时,总政虽然撤消了强加于我的“反党宗派集团”、“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 等诬蔑不实之词,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平反。我感到,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错误 处理了许多同志, 20 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应该让这些同志解放出来。于是, 我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要求平反。军事学院在1978 年和1979 年两年,先后 为756 人平反昭雪(其中一部分是错划的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另 一部分是1958 年以来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被冤屈的同志)。这样做,既 有利于党的工作,也使他们本人和家庭成员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平反冤假错案前 后,我们还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全面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 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当时,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还没有明确提出,但对连 年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上下下都很反感了。我总感到,工 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科学家不搞科研,国家就失去了经济命脉;同样,当兵不 习武,军人不学军,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而军队院校是搞军政文教学的,理所 当然应该以教学为中心。 “以教学为中心”这个口号,是50 年代初提出来的。 1951 年5 月由我主持召开的全军第二次院校会议,明确提出“为了完成教学 计划,还要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军事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员成为现代 战争中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所以首先要做好教学工作。从校党委到支部必须明确树 立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发挥组织力量,将所有部门所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 教学上去。林彪上台后,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颠倒“红”与“专”的关系, 使有些人产生了鄙薄业务的思想,出现了“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的错误 倾向,部队不敢搞军事训练,院校不敢抓教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 帮”利用党的“左”倾错误,不仅砍掉军事院校,还大批所谓“教学中心论”等, 把从50 年代开始形成的“以教学为中心”的院校建设的优良传统彻底否定。直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许多人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军事,抓教学,总怕被扣上 “单纯业务观点”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我认为,要从思想上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使所有部门和所有人员 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才能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也才能真正办好军事学 院。5 月底,我在检查总结开学3 个月的工作时明确提出,学院的工作要以教学为 中心。这同工厂、矿山以生产为中心,医院以医疗为中心,研究所以科研为中心一 样。 我们要求学院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和教学保障工作。 贯彻上级指示,布置安排工作都不能离开教学这个中心。领导者不仅要做好组织领 导工作,还要亲自主持重要教材的编写,担任一些课题的讲授。 各机关、部门都要牢固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通力抓好教学。 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澄清了政治与军事,“红”与“专”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也使全院人 员真正树立起“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从过去以搞政治运动为主转移到以教学为 主,学院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以教学为中心,首先当然要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又有优良质量的教员队伍。 1972 年我到军政大学后,开始部分恢复军事课,从部队和地方支“左”人员 中陆续调回一些军事教员,但数量不多。1977 年底军委决定恢复军事学院,当时 给军事学院的任务是1500 学员。这样,原有的教员远远不够,我们又从原在院校 任教、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较高的同志从其他岗位上抽调回来,继续任教员,同时 也从部队选调了一些文化程度高,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年轻干部充实教员队伍。这样 就解决了教员的数量问题。 新的教员队伍组成了,一方面通过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 之热爱教学工作;一方面在调家属和住房等生活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使他们安心 工作,而更重要的则是从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施教能力等方面下功夫。 提高学术水平,主要从两方面下手,一为提高专业知识,二为提高科学文化水 平。前一方面采取4 条措施:一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我们有一批老教员,在院 校工作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让他们带新来的教员,在实践中提高。我一再强 调,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学科带头人,每个学科都要有二至三个热爱教育事业、精通 业务、有实践经验的同志。他们是学术研究、编写教材及教学的骨干,由他们把教 研组整个教研室带动起来,整个教员队伍就活了。二是在学术研究中提高。编写一 部教材,研究解决教学和部队训练中的一批难题,教员水平就会提高。我们经常结 合教学活动和编写教材,召开学术讨论会,举办学术报告会,在总结工作中探索学 术,使教研人员从中得到提高。三是组织教员到部队调查研究,参观见学。通过参 加部队训练、演习和作战指挥,学习战役、战术训练经验,熟悉武器装备性能,以 提高教员教学水平。四是有计划地送本校或军兵种院校培训,以及采取兴办讲座和 报告会的办法,扩大和更新知识。我们先后请了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著名科 学家和各军兵种专家来作各门学科最新发展的报告,使教研人员拓宽了视野,开阔 了思路。 在抓教员队伍时,造成尊师重教,讲求真才实学的风尚,制止弄虚作假,投机 钻营的坏风气。我对教研人员提出两条:一是要达到“两通”、“六能”。 “两通”就是通晓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著作;通晓古今中外著名的军 事理论和战史中著名的战役、战例,熟悉敌军战略、战术特点。“六能”是能有较 高的专业理论和现代军事科技知识;能出色地完成本专业的各门课程的教学和学术 研究工作;能组织团以上规模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能独立编写高质量的专业教 材;能独立地解决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能写会讲。“两通”每个人都要 达到,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六能”不要求条条达到,至少要达到三四条。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仅对教员而言,也包括在学院工作的全体干部和职工。 因为作为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要求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应具备高层次的知识结构。 1982 年9 月,院党委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文化教育的决定》,还专门成立了文化 补习学校,分期分批为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的干部、职工补习文化。到1985 年,全 院600 名45 岁以下干部及年轻职工全部达到高中文化水平。 在结束补习高中文化以后,我们又对全院干部提出新的要求, 45 岁以下干部 到1990 年都要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教员还要掌握一门外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 ; 45 岁以上干部,结合自己的工作任务,学习军事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管理、军 事、政治理论等。要求二级部和学员队的干部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由1985 年43%到1990 年达到90%以上,教研室的领导干部,由66%达到100 %。 为了给干部创造学习条件,学院于1984 年成立了自修大学,开设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班、军事大专班、干部进修班、电子计算机班、外语班等14 个班次,有640 多人参加学习。 全院教员和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风气。 各部队来的学员一到校,在这种空气薰陶下,也都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这也就是 “水涨船高”了万了好的师资队伍,还要抓好教材编写工作。军事学院成立后,教 材几乎是白手起家:有的课程没有教材,有的教材是50 年代编写的,许多内容已 经过时了。编写和修定教材是开展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我们首先抓基础教材的编写,把教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院领导亲自组织编 写审定;第二类由训练部和政治部牵头编写审定;第三类由各教研室负责编写。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共编出从营到集团军的合同作战战术教材162 种,军兵种教材12 种,政治教材34 种,科技教材29 种。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编写了全军通用的8 本战术教材:《陆军师坚固阵地防 御战术》、《陆军师野战阵地防御战术》、《陆军师热带山岳丛林地带防御战术》、 《陆军师海岸防御战术》、《陆军师反合围和突围战术》、《陆军师反空降战术》、 《陆军师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术》等。另编全军通用的8 本战役教材:《战 役学总则》、《阵地防御战役》、《城市防御战役》、《抗登陆战役》、《反空降 战役》、《运动战役》、《阵地进攻战役》、《登陆战役》等。这两套教材不仅解 决了教材配套问题,而且结合未来战争的特点,吸收全军学术研究成果,解决了多 年遗留的许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质量较高。 编这么多教材,也不容易。但我们有人才,有胆量,我深信中国一句古语: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军事学院不是十邑百邑,而是千邑万邑,是中国军事理 论人才集中的地方。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年前就写出了《孙子兵法》,在 我党领导下打了那么多胜仗,要敢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写出新的《战略学》。 从1979 年开始准备到1983 年5 月,经过4 年的努力,终于编写出了全军第一本 《战略学教程》,接着又编写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本战史对中国战场专 辟章节,详尽地叙述了中国人民8 年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贡献,这在所 有战史书中也是第一次。 编写的教材注意突出现代战争的特点,根据培养高层次军事人才的要求,强调 合成训练和合成作战。无论是战役教材,还是战术教材,都是合成本,既有陆军内 兵种的合成,也有陆、海、空各军兵种的合成。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既有指挥员 的活动,也有司令部的工作;既有军兵种的任务,也有后勤的协同,使战役战术与 司令部、军兵种、后勤融为一体。 高水平的教材是建立在有一定高度和深度的学术研究之上的。学术研究对教学 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是促进教研人员的知识的提高与更新;二是以新的知识来充实 提高教材的质量。从军事学院成立起,我们一直把开展学术研究,作为提高教学质 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学院一成立,就组成了军事、政治两个学术委员会,任务是, 审查学术研究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重要课题的学术攻关,统一教学中重大学术观 点,审查重要课题的教材,审查学术成果,决走奖励等级等。前述教材的成果,就 是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号召下产生的。 学术研究要有重点,我提出学院的研究工作有两个重点,一是解决教学中急需 的学术问题,直接为教学服务。当时教学和训练中有急需解决的200 多个问题,分 配到各教研室,组织教员研究,研究的成果直接体现在教材和施训过程中,用教学 带动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促进教学。二是着眼发展,着眼未来,研究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军事科学,学习如何打赢现代战争,诸如现代条件下如何使部队保持生存能 力,增强快速反应能力,提高合同作战能力,加强后勤保障能力等,还要对未来战 场进行设计和研究,包括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军队的技术装备、编制、指挥、战略指 导等的推断和论证,等等。 我对研究人员提出,要有胆有识,有胆就是要有独创性的见解,对于出现的新 事物要敏感。有识就是要有知识,知识渊博,视野就开阔,想象和逻辑思维能力就 越强,越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为扩大学术研究队伍,我们除了发挥教员的作用外,还让有研究能力的机关干 部参加学术研究。同时发挥全军校友的积极性,吸收他们参加学术研究。有时还把 重大题目通报全军,征集研究人员。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刘伯承名义设立学术奖。刘伯承是马克思主义军 事理论家,他自身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又从古今中外的军事典籍中吸取广博的知识, 学习勤奋,运用灵活,为人谦虚,深得全院教职员工的崇敬,所以用他的名义设学 术奖。我们在校内筹集10 多万元,建立刘伯承学术奖励基金,以银行利息为奖金, 奖励学院忠诚于教育事业并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员、研究员、学 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1984 年7 月,军事学院召开了学术研究成果授奖大会,对1978 年以来学术 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在这段时间里编写教材427 份,教学参考资料210 份,学 术文章和专著771 份,翻译资料193 份。从这些成果中评出一等奖3 篇,二等奖20 篇,三等奖176 篇,共199 篇,占参评作品12%。颁奖活动对全院学术研究工作是 很好的推动。 1982 年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是一场海空立体战争,使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 高度发展对战争形态的改变,看到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也使我们更深 切地感到加强学术研究的重要和迫切。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把原属于训练部的理 论研究部升为大部,统管全院的学术研究工作。研究部作出近期和长期研究规划, 提出措施,列出题目,组织攻关。 战略学是军事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为了以先进的研究成果带动这门重点课程 的教学, 1985 年5 月我们又成立了战略研究所,以研究战略为重点,广泛研究全 球和地区性的战略问题、世界各国的国家战略、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和几个主要军 事集团联盟战略,以及与战略有关的重要学科。 军事领域是对科学技术成就利用最多、最快的一个领域。组织学习高科技知识 与建立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是院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 始,特别是60 年代以来,以核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为重要 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对军事与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军事思想、 作战理论、行动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过去打仗主要靠轻武器,就是在抗美援 朝中,飞机大炮也不多。建国后我们建立了军事工业,生产坦克、大炮、飞机等重 型武器装备,开始正规训练、研究现代战争问题。但一反教条主义,把这些都冲了。 十年动乱,教育训练和学术研究都处于停顿状态,使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本来就有 的距离更加拉大了。 未来战争不仅是双方人力、物力、财力的较量,也是新技术的较量。高新技术 的运用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使用武器的人,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就不能 掌握并发挥武器装备的效力;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不具备广泛的军事科技 知识,就无法指挥现代战争。为此,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努力学习高科 技知识,并从全军选调军事科技人才,组建军事科技教研室。在总课时中用10%的 时间对学员进行军事科技教育,介绍核武器、导弹、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军用卫 星、电子对抗、夜视、激光、传感侦察技术、统筹法、运筹学、军事气象学,以及 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指挥和未来武器发展趋势等。此外,我们还举办军事科技学习 班,让全院在职人员,包括院领导、训练部领导和所有教研人员,分期分批参加, 补上军事科技这一课。 实行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必须要有相应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和设备,这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物质保障,军事学院成立时,我提出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电化教学问 题,一是课堂教学设备现代化;二是应用电子计算机搞作战模拟;三是建立一套作 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有的设备自己做不了国内又买不到,就从国外进口。到1985 年建立了投影幻灯、闭路电视、电动图板、复式幻灯等课堂电化教学设备,还开发 出了电子计算机大屏幕模拟团坚固阵地防御、电子计算机辅助首长司令部对抗演习 及集团军防御战役教学等现代化教学设施。 1985 年我们又建起了一座具有相当规模、设备完善的图书资料馆。我认为, 军事学院必须建立一座好的图书馆,才有利于工作。马克思创立了指导世界革命的 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有藏书丰富的大英博物馆供他使用。军事学院要开 展对现代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与军事有关的各学科的综合分析,要及时了解外军的 情况,也必须有供教职员工使用的图书馆。为此,我向有关方面多次请求,使更多 的同志理解和支持,图书馆1985 年建成,1986 年投入使用,后来一些外国军事 代表团来参观,都对我们图书馆有赞慕之意。 我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在考虑如何把军事学院办好的同时,对全军如何 建立起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院校体系,也作了些研 究和思考。 1978 年和1980 年,我先后出访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美国、加拿大 等国家,当时我是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作礼宾性访问的,但我在访问时注意对这 些国家军队特别是院校作调查研究。看到许多国家都把办军事院校看作是对未来战 争的投资,把它摆在三军之首,选拔著名的军事将领主持院校工作,学校的体制都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担任军官的,都经过院校培养;凡军官要提升的,也要 经过相应院校深造。尤其是注重军官的科学文化教育,如美军军官学校要学习与军 队有关的大学课程,经考试毕业,达到大学程度,才能担任军官。由于基础打得好, 各兵种军官,可以交叉调动,部队军官与院校教员及机关参谋,定期交流。服役期 满退役,都可以在社会上担任职务和找到职业。 我感到,外军的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军院校主要是基层院校,培养 人才的角度太窄,没有很好地考虑军队发展的需要,更没有考虑干部退出现役以后 国家建设的需要。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干部文化科技知识太低, 对我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能很好地运用和掌握;另一方面,大量超编干部,转业 到地方不受欢迎,文化水平低是原因之一。同时,在干部提拔使用上由于不强调院 校培养,盲目性很大,加上没有严格的制度,给不正之风造成了可乘之隙。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提高军官培养起点,建立严谨的教育体系,初级、 中级、高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必须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学科和课程必须与 学员未来担任的职务相适应。将来培养出的干部,第一有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和使 用新装备的知识;第二转业后能胜任四化建设多方面工作的需要。一句话,既能治 军,又能治国。 为此,从1980 年起,我多次向老帅们汇报请示,争取他们的支持,经常与一 些高层领导研究,并得到他们的理解。我多次在军委机关总部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向 军委陈述我的意见,提出改革军队院校教育制度的具体建议,主要是: 把基层军官培养成大学水平。从现在起把基层院校逐步纳入大学教育轨道,学 制为4 年,以大学层次为培养目标。学员毕业发大学本科文凭,这样就可做到每个 基层军官都具备大学文化程度,全军干部的文化水平就提高了。 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并请专家论证,提出4 年制陆军初级指挥学校科学文化 课程设置方案。用60%至65%的时间学习大学的基础课程(理科、文科、外语等) ; 20 %至25%学军事(学会使用营以下兵器技术,学会从单兵、单车、单炮到营 的战术,养成教育和体育训练贯穿学习始终); 15 %学政治(党日在外),如果 加上党团日时间则政治活动时间占22%强。地方大学政治教育为10%,考虑军队的 特点,应加强政治课的比重,主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史、军史和政治工作, 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事政策等。 采取这样的教育制度,干部的基础打好了,干部文化科学知识和业务水平高了, 也就解决了我军干部工作长期存在的难题。干部知识面宽,工作适应性就强,在部 队、机关、院校以及军兵种之间交流,能很快地熟悉业务,适应工作。如果转业到 地方也会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成为国家建设人才。 改革教育制度,也受旧的习惯势力影响。有的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 队已经成为知识密集的社会集团,对军人的素质要求更全面了,特别是对军官的要 求更高了。说什么战争年代没有进学校学习还不是照样打胜仗?这些同志既没有看 到变化了的情况,也没有看到那时领导我们打仗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人。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和许多领导人都是懂政治、懂军事、知识渊博的人物, 许多是经过国内国外军事、政治或其他学校培养出来的有学识的高才。我们是在他 们教育培养下学会打仗和治军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党我军历来就重视办学校培养人才。不论战争多么频繁、环 境多么艰难,我们的军事学校、随营学校、教导队等一直没有间断过。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队的作战指挥和训练管理变得异常复杂,干部不 进学校培养很难具备全面的素质和技能。 1980 年3 月,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就着重讲办好学校是训练好军 队的先决条件,是战略问题,关系到我军建设的全局。要办好学校,一要思想上重 视,二要多下点本钱,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应多支持和保障学校。根据现代战 争的要求和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建立起完整的院校体系。学校要上下左右相 衔接,不遗漏,不重叠。基层指挥院校学制为4 年(海军、空军为5 年),中级为 2 年,高级为1 年或2 年。要大力提高干部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基层学校,要根据 现代战争对干部科技文化知识的要求,设置必要课程。干部的使用要同学校培养挂 上钩。 1982 年底,在为召开全军第12 次院校会议作准备时,我又提出三个问题: 一、院校训练体制。全军指挥学校要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招生、 统一分配。重申了各类基层干部要由军事院校培训和各级主官须经相应院校培训的 制度。建议从1983 年起,步兵排长一律由陆军学校培训。指挥院校实行三级制 (陆军学校训练尉官、高级陆军学校训练校官、军事学院培养将官),专业技术院 校两级制。地方能办的院校军队尽量少办,如医务学校,可招收地方医科院校毕业 生到部队服役。 二、从1982 年起,用7 年时间使全军基层指挥院校达到大学水平。 三、办好学校要舍得下本钱。在人力上,要把优秀干部调去办院校,教员要在 全军范围内选调;学员要择优选送,学校有淘汰学员的权力。在物质上,保证训练 经费、图书资料费等,新式武器装备优先发院校。 1983 年,召开全军第12 次院校会议,我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一支强 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根本问题是办好院校,培养干部。我认为,当今 时代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下,国防建设和军队作战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战争驾驭者 的素质要求空前的提高了,培养一支军政素质高,专业技术造诣深,指挥能力强, 知识渊博,完全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官队伍,是搞好军队建设和进行胜利战争的 关键。 各国都非常重视军官的培养,干部训练主要靠院校,这是各国军队建设中的一 条共同规律。我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各国办院校培训军官的例子,说明这 个问题的重要。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战事那么紧张,还坚持干部要经过院校培养, 只是缩短学制,训练强度加大。仅总参军事学院就培养了1354 名中高级指挥员, 对卫国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我军有自己的长处及特点,但在办好军事院校与军 队现代化的关系上,在干部队伍的结构上,则与外军有许多共同的规律。我军应该 借鉴。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着重讲了提高干部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我感到我们的领导 干部,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工作也很努力,但有些人文化水平低,科学知识不够, 与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相适应。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我军将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才的培养是 比经济建设周期更长的“基本建设”。如果不从现在起抓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尽 快改变我军干部队伍科技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就会延缓我军的现代化进程。一句话 :“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蓄……终身忧辱”。应该只争朝夕,尽快 起步。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行的。一部战争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和智谋不断运用于 战场的历史。缺乏知识的军队总免不了要吃亏。日俄战争时,速射武器的威力早已 显露出来,而俄国军队仍采用密集队形冲击,结果遭受大量杀伤。列宁在1905 年 1 月写的《旅顺口陷落》一文中,对沙皇俄国军队失败原因作了生动的论述。他说, 尽管俄国用“亿万卢布购置和建造顶好的军舰”,但由于“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 不熟练、缺乏训练的人”,“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缺少能够熟练的利用 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的”。“因为现代战争和 现代技术一样,要求质量高的人才”。这就说明科学文化知识对军事现代化建设何 等重要。有了好的武器装备,还要通过有知识的人去使用,管理,并运用于各种战 斗活动中,才是真正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不对干部的科学文化知 识提出严格的要求。陈毅说过一句很好的话:“现在我们党需要科学文化,就和1927 年需要军队一样。”这句话有多么大的现实意义啊! 经过许多同志的努力,从1982 年开始全军部分初级指挥学校纳入了大学教育 的轨道,开了一个令人快慰的好头。 1985 年国防大学成立,我从军队训练教育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还是认为, 对于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文化是重要的。这个思想,我和不少同 志交换过。现在,在回忆录中,把这个问题记下来,以备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 参考。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