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单身汉一样“飘零” 此后的三年“春晚”我和黄宏连续合作。1991年是《手拉手》,1992年是《 小保姆与小木匠》,1993年是《秧歌情》。 记得大年三十儿我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快夜里12点了。儿子高烧39.9℃。 我抱起他就奔医院,孩子病得那么重,我为了“春晚”好多天也没照顾他,我内 疚极了。 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滚烫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声音对坐 在那儿正在写着什么的女大夫说:“大夫,我儿子快40℃了,麻烦您给看看。” 她抬起头,突然发现是我,随即笑起来:“宋丹丹,你演的老太太真好!” “我儿子快40℃了。”我重复了一遍。 “你的豁牙是怎么弄的?真像!”她依然笑着,“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给 你看,不告诉我不给看!”她依然呵呵笑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想骂人。我觉得委屈,我太恨她了,但我又不敢 流露,因为我指望着她救我的儿子。我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告诉她我牙上染了 黑颜色。 从那以后我连续4 年没上“春晚”。我很厌恶人家见我就笑,厌恶被人称为 “女笑星”。我不愿意离自己心中的“大艺术家”目标越走越远。这样下去我永 远也别想让人觉得我“有分量”和“有思想”了。 黄宏说他那4 年像个离了婚的单身汉那么“飘零”。他不停地更换着搭档, 当然,那些小品也不错。 直到1997年底,我与现在的先生新婚不久,他说:“妮儿,往年都是我在电 视里看你上春晚,你是明星大腕儿,现在你是我老婆了,你也让我尝尝这滋味儿。 等年三十儿,我们全家围着电视看我媳妇儿给全国人民演节目,等你回来吃饺子。” 我心里一暖,很快给黄宏打了个电话:“黄宏,今年我跟你上!” 我们一起编排了一个小品《回家》,黄宏在戏里也管我叫“妮儿”。那是我 献给先生的新年礼物。 第二年,我们还想合作,天天在一起研究弄什么内容。他每出一个题目,我 就反驳,我不大赞同他编小品过于追求“立意”。我认为小品只要能把人逗笑了 就算成功,当然,最难的就是把人逗笑。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演一个修自行 车的,帮别人给车打气儿,“气不足就得打点气儿,气太足就得放点气儿”。我 觉得还是同样的问题——寓意太深,他却对这创意充满了信心。于是我对他说: “黄宏,这样吧,如果你坚持用这个点子,你就和别人演,看能不能通过。 如果通过了呢,你们就上,如果通不过,你再回来找我,咱们俩接着琢磨。” 当然,这个小品很顺利地通过了,他和句号演的,叫《打气》。我终于放弃 了上“春晚”的念头。 大概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本山打给我一个电话,希望跟我合作。他把 “楔子”大概给我讲了讲,我拍手叫绝。老头儿老太参加《实话实说》是个好点 子,不拘泥于故事,特定的规定情境,有什么包袱就问什么问题,而且可以充分 展现人物性格。 很快,《昨天,今天,明天》诞生了。一经亮相,戏惊四座,谁看了都说好。 但我笑不起来,因为我发现黄宏不理我了。 如果说那4 年我们俩像“离婚”,那我跟本山的合作在他看来,大概像眼瞅 着自己的老婆嫁给了自己的朋友,并且人人都夸人家俩过得好。 虽然我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些内疚。毕竟快10年了,太多的 记忆,太多的情感,我们俩情同手足,常常形影不离。 但是很快,我的内疚随着他一次次对我的“视而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再 很快,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常常想,“我又没卖给你。” “是你先和别人演的,凭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合作?” 我越想越气,也开始用“冷酷”回敬他。 到了年三十儿晚上,所有演员都在演播室二楼的咖啡厅等着上场。工作人员 通知我节目快到了,我就顺着楼梯往下走,正好迎面撞上黄宏沿楼梯上来。 在这之前,有很多次我们俩“狭路相逢”,就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所以 这次我也没打算搭理他,面无表情地只盯着脚底下的台阶。黄宏却突然站住了。 “嘿,你过来一下。”他朝我勾勾手指。 “什么事?”我冷淡极了。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他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悄悄话。 我没好气儿地走过去,不耐烦地说:“干吗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声说啊?” “再近点儿,特重要!”他说。 我把耳朵凑过去,“说吧!赶紧的!” 哪知他冷不防“啵儿”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去!讨厌吧你!我发现你这人特没劲,我特恨你!你小心眼儿!”我推了 他一把,哈哈笑起来。再看黄宏,那大嘴咧的,那眼睛眯的,满脸都是开花褶子! 后来这些年我们还真的没再有机会合作过。但无论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什 么忙,我都一定不会推辞。我们有什么痛苦或彷徨,都可以向对方尽情地倾诉。 他为我总结出16个字的“高度评价”:极其聪明,极其懒惰,极其善良,极其多 变。他知道我如何遭遇生活的低谷又是如何走了出来。这份情谊已经随着某一段 历史一起被定格,永远不会抹去。 -------- 努努书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