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1999年10月28日晚上7 ∶00,我拖着两个无比沉重的大箱子来到香港赤蜡角国际机 场,准备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耶路撒冷。旅行社发出的指南上特别注明,乘 以航飞机一定要提前3 个小时到达机场。我虽然觉得没必要,可还是乖乖地照办。毕竟, 目的地是以色列。 她折磨我整整3 个小时我相信,人的着装颇能反映人的心境。那天,我一身戎装: 军绿色卡其布连衣裙,高统皮靴,像极了电视上看到的以色列女兵。 以航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是两条长长的人龙,一队是以色列公民,一队是外国人, 队伍长得令人绝望。还好,我坐的是公务舱,多少有些特权,不用排队。 我正在暗自庆幸,一个以航工作人员走过来用英语请我出示机票和护照。这是一个 年轻的犹太女孩,她深陷的眼窝、鲜明的五官轮廓、特别是挺直的鼻子和一头卷曲蓬松 的褐色乱发,像极了年轻时的芭芭拉·史翠珊(BabaraStreisand) 。 想想真可惜,我没有和她拍张照片,也忘了问问她的芳名。毕竟,她折磨了我整整 3 个小时。 以下是我们之间最初的一段对话:问( 面无表情地) :“你去以色列做什么? ” 答( 心不在焉地) :“拍节目。” 问( 仍然面无表情地) :“拍什么节目? ” 答( 开始不耐烦) :“千禧之旅。”( 大费周章地介绍了千禧之旅,但故意漏掉了 行程中的伊拉克。) 问( 她一直低头翻看我的护照,脸上的表情我看不见,但突然变大 的声音说明她极为不满我的态度) :“你在以色列准备拍些什么呢? ” 答( 我的声音也开始冷淡,语气更强硬了) :“不知道。” 问( 她从护照上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 :“那谁知道呢? ” 答( 我微微地扬起了下巴,挑衅似的迎住她的目光) :“我的同事。” 问( 她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叹了一口气) :“他们在哪? ” 答( 开始气她) :“在以色列。” 问( 她不再看我,目光掠过我望向我的身后) :“你在以色列住哪? ” 答( 我故意把头往旁边歪,去找她的目光,语调逼人地) :“不知道。” 问( 她的脸涨得通红) :“谁来接你呢? ” 答( 拿腔拿调地) :“不知道。” 问( 几乎崩溃,但仍然死扛) :“你在以色列会呆多长时间? ” 答( 我都不忍心了) :“不知道。” …… 我们这段剑拔弩张的对话进行了40分钟,我始终是一问三不知,不是我不合作( 我 的确是不合作) ,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 天地良心,这是真话) 。女孩认定我虽然极 不友善,但并没危险。第一关盘查我总算通过。 女孩把护照、机票还给我,转过身,用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跟我来”,就自顾自 地走了。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前途叵测。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推着行李车 一路小跑跟在女孩的身后,在我看来,她的背影写满了复仇二字。 “我刚才对她那种态度,她一定想把我关到小屋里单独盘问吧? 算了,大不了误飞 机,什么鬼地方,哭着喊着求我去我还不想去呢。”我一直胡思乱想。 我跟着她左拐右拐走出候机大厅,来到了停机坪上。一辆7 座面包车正停在我的面 前。女孩伸出右手,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我心一横,抬腿就上了面包车,我的箱子和 巨大的双肩背包就堆在行李车上,我连看都不看。我心里有数,护照机票都在我手里, 钱和信用卡我放在了小布袋里,袋子是我花了5 块钱人民币在大理洋人街买的,我去哪 都拿它来装“巨款”,挂在脖子上。有了这几样旅行必备的东西,其他的,真要丢了, 就看本小姐心情如何了。心情好,丢了就丢了;心情不好——比如现在,那我一定把航 空公司告得倾家荡产。 我沉着脸坐在车上,一动不动,余光能看到女孩和从车上下来的司机在奋力搬我的 箱子。 车子在停机坪上转了一大圈,停在了一排外表好像飞机检修库的平房前。 平房里热火朝天地挤满了人。 我铁青着脸冷冷地扫了一眼屋里的人:七、八个高大魁梧的以航工作人员,还有十 几个和我一样已经疲惫不堪、听天由命的外国旅客。 女孩丢下我,和一个长得挺像内塔尼亚胡的以航同事嘀嘀咕咕地讲起了希伯莱语, “内塔尼亚胡”不时地向我这里看上一眼。我直直地站着,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堆满了我 的行李。 “内塔尼亚胡”微笑着向我走来,“Shalom! ”( 希伯莱语你好的意思) 他冲我点 了点头,弯腰拎起我的两个巨无霸箱子,转身放在了一张比乒乓球台还要宽大的桌子上。 “芭芭拉·史翠珊”不知从哪端出两个硕大的透明塑料箱,倒进开水,滴两滴泡泡 浴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泡个澡。她把澡盆也放到了乒乓球台上。 我饶有兴味地看他们忙着,想知道这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